“過勞死”認定體系缺失

　　過勞死到底有多嚴重？楊河清表示：“‘過勞’ 還會產生一系列負效應。過度勞動達到一定程度，會直接、間接地形成經濟損失。德國聯邦衛生部專家奧爾瓦德教授認為，在歐洲與疲勞相關的疾病已成為導致非體力勞動者長期無法工作的主要原因，歐盟由此造成的損失估計每年為 1100 億歐元。美國職業壓力協會也估計，疲勞及其所導致的缺勤和疾病、精神健康問題，每年耗費美國企業界 3000 多億美元。

　　對個人來說，更嚴重的是“過勞死”。眾所周知的是，近年來， 我國“過勞死”的案例確實越來越多。“如備受關注的2012年11月25日，殲-15飛機研制現場總指揮沈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羅陽在工作崗位上殉職，享年僅51歲。以及2011年‘普華永道女碩士過勞死’案等。”

　　楊河清認為：“這些案例，的確有一部分勞動者嚴重 ‘過勞’，但是報道中的這些人是否就屬于 ‘過勞死’呢？顯然，這樣的報道至少是缺乏依據的。因為中國既沒有醫學意義上的，也沒有法律上的 ‘過勞死’ 的認定體系， 當然，也就談不上對 ‘過勞死’的認定。”

　　“拼搏”精神加重“過勞”

　　楊河清介紹，歐美國家過度勞動現象發端于 19 世紀，那個時期體力勞動者的過度勞動問題很廣泛,不過， “過勞”這一詞匯還沒有出現。進入 20 世紀以后，這些老牌的發達國家陸續制定、完善了相關法律法規，同時，產業結構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勞動條件得到改善。發生群體則更多地轉移到腦力勞動者。20 世紀70 年代，過勞問題在日本大規模爆發,并且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才有日本學者提出“過勞”及“過勞死”的判定。

　　他說：“從日本和韓國的例子來看，在國家追求發展和企業追求利潤的過程中，推崇 ‘勤奮’的東亞文化會對勞動者的勞動態度產生影響，如果沒有一定制度措施加以保障，往往會出現‘過勞’問題，其極端表現就是‘過勞死’。”

　　“中國現在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東亞文化強調的‘拼搏’精神更容易被加重。”也有學者提出過這樣的觀點。(記者 杜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