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外慈善

　　參與和投入非常重要，不僅僅是寫支票

　　新京報：你經常接觸西方富豪，是否留意過有哪些可借鑒之處？

　　楊瀾：我學到的東西挺多。巴菲特說，做慈善要趁年輕的時候。

　　洛克菲勒家族的主要傳承人告訴我，慈善可以把家族緊緊聯系在一起，而不是死了后孩子們為了爭遺產鬧得對簿公堂。

　　美國前總統卡特先生參加慈善活動親力親為，給一些貧困家庭蓋房時，他和太太就在那里做木匠、搬磚頭。他告訴我，做公益慈善，一定要從當地人需求出發，而不是我們的想象出發。

　　比爾·蓋茨的經驗是，你做任何慈善都要讓被幫助的人能有更多機會參與進來，而且要對他們有完全的尊重。做慈善是在做社會治理的合作伙伴的關系，比如他在做防治非洲瘧疾的項目，就需要和當地醫療站、醫藥公司形成合作關系。

　　我還和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巴菲特做過深入交流，為了花好父親留給他的10億美元公益基金，他和妻子花了近兩年去做各種調查，看在什么方面做慈善能獲得長期效益，這是他從父親身上學到的。后來他們找到女童作為捐助群體。這種對于慈善的認真態度和學術精神讓我印象深刻。

　　新京報：你們是否嘗試引進這些經驗，效果如何？

　　楊瀾：這些事例改變了我過去對慈善只是單方面捐贈，只是一方幫助另一方的粗淺看法。做慈善機構和做一個企業一樣，要有使命、宗旨，要創造什么價值，有什么戰略、人員、步驟等，是非常嚴謹的事情，不僅是刷自己的存在感，更要看到對社會長期產生的效果。在做藝術教育具體項目時，我和我的團隊總是在問，這是孩子們要的嗎？不斷去發現孩子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而不是做了好事就行了。

　　新京報：2009年，你們機構參與主辦的巴比晚宴當時很轟動。

　　楊瀾：這讓很多企業家認識到要把企業管理經驗運用到慈善機構的管理和運作上，使它能發揮長效機制。王石后來說這件事給了他非常大的影響。

　　這次晚宴做了個提醒，讓中國先富起來的這批人，認真思考怎么做慈善。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巴菲特說了一句話，給錢不比掙錢容易，甚至還要難。如何聰明地捐贈、有效地捐贈，他講了很多經驗分享。所以學術界有人認為，這次晚宴為中國慈善領域發展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此后，全國有兩千家，包括企業、家族基金會，有點像雨后春筍一樣。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富豪在慈善領域做得如何？

　　楊瀾：我不想用富豪這個詞，而是企業家。企業家完全可以把豐富的項目、機構運作經驗運用到慈善機構中來提高管理能力和效率。過去富裕階層大多停留在寫支票階段，這是很大的浪費。應讓有管理經驗的人把他們的經驗運用到慈善機構的管理上，所以參與和投入非常重要，而不僅僅是寫支票。大家都有仁愛之心，但方法值得探討，比如派發現金的方式，除了在極端條件下，我是不贊成的，對于受捐助人自尊心有傷害，也無法衡量效果。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財富？

　　楊瀾：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希望通過有創造性的勞動來積累財富。我沒想過要做多么有錢的人，只是覺得生活沒有太多顧慮就行。財富一定要給人帶來自由，讓你可以不去做那些為了生存而不情愿的事。財富用得好，不僅能帶來自由，而且可以為世界創造價值，把財富變成真正的價值。做公益慈善、創造價值是我特別相信的事情。

　　談公益環境

　　國內公益最大問題是沒建起生態系統

　　新京報：作為政協委員，你曾多次提交和慈善法相關的提案。

　　楊瀾：做政協委員這十年，我幾乎每年的提案都跟慈善公益有關。中國慈善法遲遲沒有出臺，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制約。第一年我做的政協提案就是盡快出臺中國慈善法，到了第十年我寫的政協提案還是呼吁盡快推出我們的慈善法?，F在總算被人大常委會列入立法的優先考慮項目了。你說十年是快還是慢？

　　新京報：我覺得慢。你怎么看？

　　楊瀾：我覺得這個進程非常慢，完全不能適應社會需求。如果沒有規矩就無法成方圓，這導致很多在這個領域的認識不一致和一些質疑。如果把規矩定得更加清晰和完善，困擾可以被避免，所以我也在推動，包括學術上的研究。

　　新京報：國外的公益環境如何，有什么可取之處？

　　楊瀾：做得好的國家由于公民社會發展相對成熟，所以政府和私營部門、公益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也就是社會治理模式較完善。在國外為什么能形成比較穩定的社會公益組織的成長？是因為政府采購公益組織服務，比如政府競標社區殘疾人服務方面的公益項目，然后每一年政府的經費都通過定向方式給到公益機構，這樣公益機構就能有穩定來源。其實這是一個生態系統。

　　新京報：我國政府也開始采購公益組織社會服務。

　　楊瀾：雖然北京、深圳等嘗試在做政府采購公共服務，但非常不夠。北京現在做的領域也很窄，項目分散、零散，不夠穩定。很多草根經常澇一年旱一年，資金來源極不穩定，比如遇到一筆資助，今年可以做一筆項目，明年資金沒有的話，項目可能被壓縮甚至取消。這種大起大落對其品牌口碑、項目可持續能力非常不好。

　　新京報：那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楊瀾：中國公益最大的問題是沒建立起生態系統，首先沒有規則，第二是不同層面的機構還沒發育起來，所以你要看小草就一片小草，要看大樹就幾棵大樹，缺少層次豐富、格局功能、彼此相依靠和連接的生態系統，要么就是同質化競爭，要么就是缺乏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而半途而廢。

　　新京報：怎么解決呢？

　　楊瀾：這幾年我一直呼吁要建立其中國熱帶雨林式的慈善。有些機構負責給水，有的機構就是大樹，有的則像藤蔓一樣附著在大基金會身邊，也有自己的成長空間，彼此成為一種生物鏈。但中國草根機構普遍能力較弱，幾乎沒有專業背景。當一些大的基金會公開招募競標一些公共項目時，他們幾乎拿不出像樣的方案競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