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就恨自己，當父親的沒能耐

　　經過多年觀察，張紅英發現燕郊排隊的父母分為三撥：最早一撥5點半就出現了，那是孩子上班特別早或者特別遠的；接下來是包括她在內的“中班”父母，6點半左右開始排隊，那是燕郊早上最喧囂的時候；最后出現的“晚班”父母離開車站時已接近8點，燕郊即將恢復平靜。

　　張紅英到達車站時，60歲的遼寧人老包正往家里走。路上，他碰見剛出門的老蔡。“你今天不排隊了？我那個已經上完了，走了。”戴著眼鏡的老包站在路邊，慢悠悠地說。

　　“不排，兒子出差了，不在家。”老蔡說。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不是電視報道，昆山去上海上班的，有地鐵，比咱們這兒方便，我看那天報道的時候也掛了一句燕郊，是不是……”

　　“今年河北的工作重點應該是治理污染，小企業關、停、轉，估計涉及交通這塊的少。”老包退休前是機關里的公務員，說起話來愛分析。

　　兩年前，老包家在燕郊買了房，他和老伴從老家搬來照顧兒子起居。“我們這個年齡段，孩子就一個兩個，兒女在哪兒落腳，父母也就跟著了。”老包說。

　　“你不得跟著照顧他嘛。”老蔡附和著。一年前，他和老伴離開河南開封老家，來這里照顧剛出生的孫子。早上，他出門排隊，老伴留在家里做飯。

　　老伙計們湊在一起聊聊天，時間倒也過得快。雖然大家叫不上彼此的名字，但誰今天沒來、誰搬到北京住、誰的兒子生了孫子、誰的老伴住院，都一清二楚。可是，如果熟人都走了，自己出門時又穿少了，站在那里就不怎么好受了。

　　“走了好幾輛車了，一起的老頭老太太都走了，人家孩子都來了咱的怎么還沒來？”王立柱戴著鴨舌帽，搓著手說。他幫兒媳婦排隊，“有一次等了40分鐘她才出來，哎呦，哈哈哈，她沒起來，又睡了幾分鐘”。

　　59歲的王立柱是黑龍江大慶人。2008年，小兒媳婦生了對龍鳳胎，他跟單位請了10天假來北京。“人不就是這樣嗎，一有孫子，孫子什么樣總得看看吧。到這一看，這倆孩子太好了，不能走了。”

　　王立柱的小兒子以前是水泥廠工人，下崗后和媳婦到了北京，他跑業務，媳婦在秀水商場里當導購。倆人在北京管莊附近租了間平房。王立柱覺得老換地方對孩子不好，他掏出積蓄，又向親戚借了幾萬元，讓小兒子在燕郊買房，裝修完還沒晾干，全家人就搬了進去。

　　每天早上5點，王立柱就睡不著了，他輕手輕腳地起來，燒開水、做早點，然后叫醒兒媳：“到點了，起來吧，吃飯了，我去排隊。”

　　“爸你別走了，我站著去吧。”兒媳婦也勸過。

　　“你站著多累得慌啊，我排一會兒吧。”他飯也來不及吃就出門了。

　　王立柱的老伴幾年前去世，幾乎從來沒抱過兒子的他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一個哭，另一個也跟著哭，一個病，另一個也跟著病，醫院的人都認識他了。等兩個孩子病好了，王立柱也病了一場。

　　“現在習慣了，也不累了。剛開始累得我啊，我不干了，愛咋地咋地，把我累死了。可一尋思，兒子呀，也沒辦法。有時就恨自己，當父親的沒能耐，要是父親是大款，給孩子幾百萬，買個大房子，雇個保姆，還用啥啊！咱沒能耐，兒子也沒啥能耐，有錢人都在北京買房了。”他嘆著氣，雙手插在褲子口袋里，顯得有些駝背。

　　“爸！”一個扎著辮子的瘦高女子在背后叫他。聽到這一聲，王立柱精神了，臉上又有了笑模樣。

　　兒媳婦來了，一天之中的第一項任務完成。他揚起手跟站在身邊的張紅英打了個招呼：“我先走了啊，回去送孫子上幼兒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