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審合一”試點破題

　　為了突破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困局，1993年，北京一中院成立了中國首個知識產權審判庭。隨后，各地法院紛紛建立知識產權審判庭。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法院設立的知識產權審判庭達420個。

　　2008年，中國發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研究設置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專門知識產權法庭”。按照這一要求，各地法院積極探索設立“三審合一”知識產權審判庭，即將相關知識產權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由統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來審理。截至2012年底，已有5個高級法院、59個中級法院和69個基層法院開展了相關試點。

　　據姜穎介紹，2013年底，北京一中院在原知識產權庭的基礎上建立知識產權審判一庭、二庭，將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三類型案件集中由兩個知識產權庭審理，在北京率先構建起了“大知產”審判格局。

　　“知產一庭主要審理商標案件，知產二庭負責審理專利、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等涉技術案件和著作權、合同案件。通過構建‘大知產’審判格局，將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審合一’，能夠有效統一三者的法律適用標準，提高案件審判效率。”姜穎說。

　　在姜穎看來，“大知產”的審判格局也極大提升了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化審判水平。“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的特點，有助于案件整體審判質效的提升，也有利于調研、培訓工作的開展，進而提升法官的專業審判水平。”

　　盡管“三審合一”優勢凸顯，但問題依然嚴峻。比如，案多人少的矛盾未能根本解決。數據顯示，2014年一季度，北京一中院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3323件，而2013年同期案件受理數為935件，增長率為255%。與此同時，知識產權辦案法官在人員上僅給予10%左右的補充比例。

　　此外，法官知識結構無法滿足需求。姜穎介紹說，在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審判模式下，北京一中院已有的知識產權法官中，缺少具備刑事審判經驗的法官，應對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存在壓力。另外，盡管將具備理工類教育背景的法官安排在以審理專利、著作權案件為主的知產二庭，但法官總體人數并未增加。

　　數據顯示，北京一中院2010年至2013年年均審結案件3448件，人均結案數約為120件，其中一審案件的比例達90%，且絕大部分案件含涉外因素，涉技術、網絡案件比例高，日常的案件審理工作占據了法官幾乎全部的工作時間，通過司法調研、業務培訓提升自身司法能力的機會受到壓縮，辦案壓力非常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副研究員楊延超向本刊記者表示，“現有的‘三審合一’審判機制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識產權審判效率，但作為審判主體的依舊是普通法院內部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它與法院內其他審判庭如民事審判庭、刑事審判庭等處于同等地位。”

　　“知識產權案件的特殊性又決定了在領導配備、管轄設置、案件管理、法官選拔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涉及上述工作時，普通法院難以有效顧及知識產權審判庭的上述各種特殊要求，這就決定了現有改革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知識產權審判所面臨的種種難題。”楊延超說。

　　從各地實踐情況來看，由于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劇增，加之案件類型新穎復雜，知識產權案件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愈發專業化、復雜化，審理難度越來越大，“三審合一”審判體制與現實存在的矛盾愈發突出。

　　在此背景下，建立知識產權法院，推動中國知識產權審判走向專業、高效的呼聲再度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