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婷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還在孤獨地開放”。在李紅的汽車駛過的地方，霞光照拂，群山熠熠。女性主義電影《出走的決心》聚焦女性困境，把以往被忽視、被壓抑的女性視角作為敘事重心，從女主角李紅找尋自我的抗爭中表現女性身上的力量感和生命力。

電影《出走的決心》的故事發生、發展和結局都與現實非常貼切，影片沒有任何一處戲劇性的設定，只是講述了在一個左支右絀的小家庭里，一位想要追求自由的中年女性遇到了什么樣的結構性壓力、又如何為自己謀求出路的故事。

可以說，李紅遭遇的兩處結構性壓力都是時代帶來的。一方面來自舊時代的父權制度對女性主體性的異化，從對自己母親的行為方式的耳濡目染，到被孫大勇不停壓迫而漸漸消磨了反抗意圖，李紅開始習慣于為他人付出，她會不求回報地為弟弟干活、為孫大勇洗衣做飯、自然而然地照顧外孫。因此，她的出走所遭受的阻力，來源于自己慣常的付出導致的不可替代性，為他人付出得越多，想要出走時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另一方面，在競爭激烈的現代化社會里，年輕人難以兼顧工作和家庭，女兒曉雪作為一個不愿意被家庭困住的新時代女性，只能迫不得已地把養育子女的責任交到母親李紅手里。跨代養育的家庭責任、“奶奶”“姥姥”這樣的新的身份枷鎖，是李紅遇到的另一個結構性壓力。同時，兩方面的壓力具有雙向性，正是母女雙方各自力量的奔赴、沖撞、纏繞，才讓李紅的出走變得越發困難，給她帶來反復的折磨與無盡的等待。

電影通過塑造李紅的丈夫孫大勇和女兒曉雪這兩位人物來實現兩個層面的結構性壓迫，兩人的形象都具有典型性，異常貼合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物，再加上細致打磨的臺詞和演員生動的表演，形成力透紙背的強烈效果。

孫大勇是一個內心虛弱、外表強撐，又充斥著大男子主義觀念的中年男人，在他眼中，所謂“明事理”的妻子生來就要服侍家庭、對丈夫言聽計從，因此他對李紅的所有沒來由的指使、打壓和責罵，在他看來都是正常的。影片反復出現的敲窗戶喊“來碟醋”的行為構成一種隱秘的馴化，觀眾得以窺見他對李紅的種種壓迫。這為李紅的出走提供了最直接、最表層的動力，這條線索也構成了一種顯性壓迫。

李紅與女兒曉雪形成了一種微妙而復雜的母女關系。在母親失敗的婚姻面前，曉雪是母親的捍衛者，在母親追尋自由的愿望面前，曉雪是母親的支持者，同時，曉雪又對母親造成隱性的壓迫。在李紅兩次想要離家時，都是被女兒的事所耽誤。第一次是曉雪懷孕待產，需要母親陪護。第二次是女兒因哺乳期頻繁請假被公司末位淘汰后，終于又找了一份工作，但轉正之前不能經常請假，所以需要母親幫忙照看孩子。

曉雪在失業之前，非常支持母親追求自我，只是在迫不得已時才懇求母親幫忙，但找到新工作之后，曉雪變成了李紅出走的阻攔者。曉雪在關鍵時刻的轉變讓李紅出走的困境達到了頂峰，但這并不是單純的工具性設定，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女兒的自私，而是涉及電影更深層次的表達。丟掉工作期間，曉雪深感被母職所困囿的無力與刺痛，她經受了脫離社會的恐懼與壓力，也害怕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后自我價值被剝奪，因此她意識到了工作對于女性而言獨特的重要性，這是她免于被困住、被拋棄的方式。影片表現了新時代女性在時代洪流中作出的覺醒抗爭，她們一邊反抗著家庭對于女性的壓迫，一邊又加速奔跑，以免再次跌入其中。但影片中曉雪從懇求母親的幫助變成直截了當的阻攔，這種轉變的表現方式有些生硬，如果能延續之前塑造出的女兒的形象，以更委婉的態度，輕聲細語地懇求母親留下來，會有更好的效果。

對李紅出走路上所遇到的阻力的深層剖析，是影片完成得很好的部分，但影片把敘事重心過度集中在出走前李紅經受的苦難與壓迫上，對李紅出走的“心力”的挖掘稍有欠缺。試想，李紅作為一個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年婦女，半輩子與家庭瑣事和零工生活打交道，她是如何覺醒的？她的內心從壓抑自我到悅納自我的轉變是如何形成的？她是怎樣下定“出走的決心”的？影片并沒有給出一個豐富的答案，而這種蛻變的過程恰恰是更能夠打動人的地方。

電影用李紅最直接的行動來表達一位女性出走的決心，伍爾夫在《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里寫道：“心智自由仰仗于物質基礎。”李紅明白物質支撐對于實現自我而言是第一位的，下定出走的決心就不能沒有金錢的保障。學車、買車、打工、賣貨都作為抗爭的手段成為李紅的信念支撐，沒有這些就沒有斬斷過去、追求新生的力量。決定出走以后，注定也會困難重重，正如影片中的臺詞所言“總不會所有路都封了吧？山路、野路，總會有路”，但如果不出發，就永遠找不到路。

在“云游四海”“天地任我行”的自駕游之后，李紅或許還會回到從前的家里，但李紅覺醒后的出走和追尋新的主體身份的過程，總會讓她和她的處境與從前有所不同。片中李紅的母親、李紅、女兒曉雪這三代女性都在困境中掙扎著，也會被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所束縛，但可以看見，一代又一代女性都在不斷進步，也努力為下一代女性打開更大的局面。

（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在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