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進一步作出部署，提出“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這對于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宏觀調控理念與思路的全面升華，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需要，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宏觀調控理念與思路的全面升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對經濟工作的戰略謀劃和統一領導，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體制機制，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黨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其戰略部署和重點舉措，強調構建制度機制，包括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強調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多領域目標，統籌短期經濟運行和中長期發展戰略。從宏觀調控體系到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調控框架的拓展、調控理念的升華，是對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大國治理規律的科學總結，豐富了習近平經濟思想，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需要。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集中體現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對政府經濟治理提出了新目標和新要求。黨中央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及時將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納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中，從國家治理層面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構筑體制保障。宏觀經濟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要創新理念方式，建立健全制度體系，有效提升治理能力，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向更高水平邁進。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新的起點上，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則是二者的有機結合和關鍵節點。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首要任務，為實現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高質量發展，相較傳統的宏觀經濟調控，更需要科學有效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從根本上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壁壘和結構性矛盾，營造支持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環境。

近些年來宏觀經濟治理成效顯著，但國內外形勢更加復雜嚴峻帶來新的挑戰，同時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建設也有待進一步加強

宏觀經濟治理的框架不斷完善、治理能力不斷提高。在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我國已基本建立并不斷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為成功應對世紀疫情等多重超預期因素提供了重要支撐，平抑了經濟周期大起大落。宏觀經濟治理目標體系不斷優化，科學合理制定短期、中期、長期發展目標，統籌銜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年度計劃、“十四五”規劃、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統籌推進構建新發展格局、共同富裕、“雙碳”等重要戰略目標。宏觀經濟治理政策體系持續健全，強化跨周期政策設計和逆周期調控，發揮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堅持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體的政策框架，完善對就業、產業、環保等政策的支持保障方式。比如，財政政策工具不斷豐富完善。堅持制度性安排和階段性措施相結合，實施減稅降費。地方政府債券從無到有，類型不斷增加、功能逐步細化。2020年應對疫情沖擊，發行抗疫特別國債，2023年增發國債，支持防災減災救災能力。今年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支持“兩重”建設和“兩新”行動。通過市場化機制支持企業創新發展，有效運用政府投資基金、補貼、貼息等政策工具，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治理中的作用。

國內外形勢更加復雜嚴峻，給宏觀經濟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從外部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外部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美西方對我國打壓圍堵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全球經濟貿易復蘇乏力，我國應對化解外部風險挑戰的任務更加艱巨。在外部沖擊影響下，國內經濟發展中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也逐步顯現。從內部看，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保持經濟平穩運行難度加大。潛在經濟增速下降，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趨弱，消費仍難以接續彌補。我國面臨勞動力供給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加深并存的局面，結構性就業壓力加大。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一些領域風險隱患不容忽視。面對上述風險挑戰，必須進一步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從宏觀上把握、從戰略上著眼，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國內和國際，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在取得顯著治理成效的同時，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建設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宏觀經濟治理目標的統籌有待加強。各部門實施宏觀政策，首先要服務于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但由于部門職責不同，調控目標側重點也有所不同，部分目標之間可能出現取向不一致。特別是當前面臨兩難多難問題的背景下，各宏觀政策目標協同性有待進一步加強。宏觀政策的配合緊密度有待提升。目前在就業、產業、區域領域出臺的各項政策較多，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存在個別政策措施銜接不緊密、執行標準不統一、服務管理不規范等現象，合力作用仍有待進一步發揮。宏觀政策的傳導順暢程度有待提高。在需求不足、國內大循環不夠通暢的背景下，宏觀政策的乘數和傳導效應都有下降的苗頭，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策實施效果。政策工具的整合優化有待加強。比如，現有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工具較多，但同樣成本下，減稅降費、財政補貼、降低融資成本等工具中，采取何種政策組合方式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目前需要加強評估，進一步調整優化。

進一步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財政宏觀調控，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財力支撐和制度保障

充分認識財政在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從職能定位看，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從治理目標看，財政政策目標與宏觀經濟治理目標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財政是政治、經濟、社會聯系的關鍵節點，涉及政府、企業、個人各類主體，財政既體現政府宏觀經濟治理理念，又與宏觀經濟治理目標范圍高度一致，具有天然的內在一致性。從政策體系看，財政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大主要政策工具之一。黨中央多次強調，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完善財政宏觀調控，促進形成經濟增長和財政可持續的良性循環。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要充分發揮財政職能作用，進一步完善財政宏觀調控，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收入方面，保持宏觀稅負總體穩定，為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供財力支撐。隨著持續減稅降費，我國宏觀稅負水平不斷下降，2023年稅收占GDP的比重為14.4%。從未來發展看，財政收入規模要保持合理增長，以更好服務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同時，我國處于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進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財政收入籌集能力。要注重涵養培育稅源，以經營主體和實體經濟良性發展，為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提供支撐。支出方面，要圍繞實現宏觀經濟治理目標，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堅持有保有壓，從嚴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運行成本。集中力量辦大事，落實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圍繞高質量發展，積極支持科技攻關、教育、基本民生、綠色發展等領域。加大對地方轉移支付力度，兜牢兜實基層“三保”底線。同時，也要統籌需要與可能，科學合理安排支出，充分發揮好中期財政規劃管理和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的作用。管理方面，圍繞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進一步提升現代財政治理水平。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完善預算編制有目標、預算執行有監控、預算完成有評價、評價結果有反饋、反饋結果有應用的全過程管理機制。進一步加強財會監督，嚴肅財經紀律。調控方面，密切跟蹤分析形勢變化，完善財政政策跨周期設計和逆周期調節機制。健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和機制，完善財政信息數據庫建設，充分利用大數據手段，增強分析預測的前瞻性、可靠性、科學性，為完善逆周期政策調節提供支撐。進一步加強與貨幣、就業、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的合力。風險防范方面，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增強財政可持續能力。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著力防范化解隱性債務風險，推動平臺公司市場化轉型，妥善處置平臺公司債務。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增強民生政策的可持續性。同時，支持防范化解金融、房地產等領域的重大風險，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稅制度。全力落實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任務，既要推動解決當前財政面臨的突出問題，也要推動長期可持續發展。一是堅持綜合統籌、突出重點，健全現代預算制度。進一步理順各類預算間的銜接關系，深化零基預算改革，完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加強財政資源統籌，把依托行政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獲取的收入全部納入政府預算管理，優化財政資源分配機制。二是堅持稅收法定，適應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健全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促進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更好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功能。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三是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清理規范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建立促進高質量發展的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