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一揮間，清澈如碧的漢江水已沿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調水干渠向北奔涌十年。

工程累計輸水645億立方米，相當于4400多個西湖的水量，成為沿線26座大中城市200多個縣（市、區）的重要水源，受益人口超1.08億。北京人每喝的10杯水中，就有約7杯來自南水北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南水北調工程事關戰略全局、事關長遠發展、事關人民福祉”，要求“要從守護生命線的政治高度，切實維護南水北調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質安全”。

本文作者曾親歷南水北調工程的組織管理工作，留下了深深的記憶。

“能不能從南方借點水給北方？”

1952年10月30日，毛澤東主席視察黃河，在聽取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云關于引江濟黃設想的匯報后，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由此提出南水北調的宏偉設想。

1953年2月，毛澤東乘“長江”艦從武漢至南京視察長江。19日，在聽取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匯報長江治理工作時，毛澤東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從南方借點水給北方？”毛澤東還用鉛筆指向地圖上臘子口、白龍江、西漢水，最后指向漢江，每一處都問到引水的可能性。林一山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指示要對漢江引水方案作進一步的研究，要組織人員查勘，一有成果就立即給他寫信。22日，林一山又向毛澤東匯報了長江防洪的初步設想。臨別時，毛澤東對林一山說：“三峽問題暫時還不考慮開工，但南水北調工作要抓緊。”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再次提出引江、引漢濟黃和引黃濟衛問題。

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并發出了《關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全國范圍的較長遠的水利規劃，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長江水系）北調為主要目的的，即將江、淮、河、漢、海河各流域聯系為統一的水利系統的規劃。”這是“南水北調”一詞第一次見于中央正式文獻。

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中央先后召開了四次全國性的南水北調會議，制定了1960年至1963年間南水北調工作計劃，提出在三年內完成南水北調初步規劃要點報告的目標。

1958年9月1日，擬作為南水北調水源地的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舉行開工儀式。工程采取分期建設。丹江口大壩基礎考慮到今后南水北調工程的可能性，按正常蓄水位170米一步到位。1974年，丹江口水庫初期工程全部完工。

1974年1月18日，在赴日本展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展覽會國內預展會上，朱德委員長在審查丹江口水利樞紐模型時問：“能不能把水引到華北呢？那里缺水。”介紹的同志回答：“丹江口水庫的重要意義，就是將來通過它調蓄漢江水引到華北去。目前水庫蓄水位可到157米，漢淮分水嶺是148米，將來完全可以把水引到華北，這是實現毛主席南水北調宏偉設想的一條比較好的調水路線。”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現代水利科技發展水平日益提高，面對北方地區日益嚴峻的水資源短缺局面，黨中央、國務院以歷史發展的遠見卓識，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上繼續籌劃和論證南水北調工程。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興建把長江水引到黃河以北的南水北調工程”。

1978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云就南水北調問題專門寫信給水電部部長錢正英，建議廣泛征求意見，完善規劃方案，把南水北調工作做得更好。同年10月，水電部發出了《關于加強南水北調規劃工作的通知》。

1979年12月，水電部正式成立部屬的南水北調規劃辦公室，統籌領導協調全國的南水北調工作。

1980年7月22日，鄧小平同志視察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詳細詢問了初期工程建成后防洪、發電、灌溉效益與大壩二期加高情況。

同年10月3日至11月3日，根據中國科學院和聯合國大學協議，聯合國官員及聯合國大學比斯瓦斯博士等8位專家，與我國水利部、高等院校、科研部門的專家、教授、工程技術人員共60多人對南水北調中線和東線進行考察，并在北京舉行學術研討會。經過考察和討論，專家們認為南水北調中線和東線工程技術上可行。聯合國專家建議在經濟和環境方面補充研究南水北調有關問題。

1996年3月，根據1995年國務院第71次總理辦公會議研究南水北調問題會議紀要的精神，經國務院批準，成立南水北調工程審查委員會。

我第一次接觸南水北調，是到水利部工作后的1997年，參加南水北調工程審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河上渡槽方案與河底隧洞方案

在《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報送前后，我經歷了后期的論證過程，有幾件經歷的事，印象深刻。

中線穿黃工程是南水北調的咽喉、工程建設的關鍵，圍繞著河上渡槽方案及河底隧洞方案，長期以來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為做好方案的優選比較，水利部部署長江水利委員會（以下簡稱長江委）重點研究隧洞穿黃方案，同時研究渡槽穿黃方案；部署黃河水利委員會（以下簡稱黃委會）重點研究渡槽穿黃方案，同時研究隧洞穿黃方案。兩個單位都要把不同方案做到同等設計深度，以便論證比選。

接到任務后，兩個委員會的設計單位開展了全面深入的勘測設計和專題研究工作。

2000年夏，我出差到湖北武漢，時任長江委設計院院長的鈕新強帶領部分設計人員趕到我的住地，同時帶來了他們的設計成果。

在不大的房間里，張張圖紙鋪在地上，我和水利部規劃司的同志在昏暗的燈光下，趴在圖紙上聽設計人員的匯報。從地質勘探到結構設計，從形體尺寸到不同方案的優缺點，幾個小時下來，我們又圍坐在成堆的設計資料旁，認真地聽取意見和建議。

事后，時任長江委主任的蔡其華又專程找到我，并要求到水利部匯報。黃委會同志知道此事后，也急切地報告他們的工作成果。兩個方案各有利弊，我個人支持隧洞方案，其原因一是技術上相對成熟，二是戰略上比較安全，三是不影響黃河的行洪，缺點是維修工作比較困難。而渡槽方案要在黃河深厚的淤積層上每50米建一對支墩，就形同黃河上加了一把巨大的梳子，對黃河汛期行洪及泥沙運動會造成一定影響……河南省的領導表述了支持渡槽方案，他們認為一條橫跨黃河南北的渡槽就是一條亮麗的風景線，提高了河南的品位，有利于河南的旅游，當然他們也表態還是由專家論證后中央決策，不管什么方案河南一定做好工作，希望南水北調工程早日開工建設。

事后經專家反復論證，推薦了穿黃隧洞的方案，有些同志還開玩笑說：“你是不是施加了什么影響？”其實這純屬偶然，我沒有參加專家論證會，只是表明了一個老水利工作者個人的看法和意見。

不論是隧洞方案還是渡槽方案，在工程建設中都面臨諸多挑戰。穿黃隧洞工程在建設中遇到了安裝井漏水、盾構機刀具磨損嚴重、外襯楔塊對接崩角以及內層襯砌施工中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依靠建設者的努力都一一被解決。現在兩條巨大的臥龍潛伏在黃河之下，如南水北調中線的大動脈，吞吐著長江來水，潤澤著華北大地。

在線調蓄工程問題

位于京廣鐵路西側的南水北調中線，在規劃中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1267公里的調水線路上缺乏在線調蓄的水庫。水利專家張光斗先生曾多次提及這個問題。為此，水利部在總體規劃中提出，一是充分發揮丹江口水庫的調蓄作用；二是沿線大中型水庫參加調蓄計算，位置較高的進行供水補償調節，位置較低的直接充蓄；三是為提高北京、天津的供水保證率，改擴建河北徐水境內的瀑河水庫。

在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建設中，由于種種原因，瀑河水庫未能列入與輸水渠道同步建設，但中線工程在線調蓄問題依然被水利專家和管理單位所重視。這期間，北京、天津兩市紛紛提出就近建立調蓄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瀑河水庫的前期工作及建設步伐。我認為，它依然應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放在中線工程調蓄問題的整體中去認真分析研究，擇機進行建設。中線工程在建設方案的選擇中，還存在是明渠輸水還是管道輸水，丹江口大壩是否加高？加高多少？沙河、湍河等特大型渡槽的結構形式，南水北調來水進入北京、天津用管道還是箱涵等問題的抉擇。

不同的意見和分歧，專家及工程建設有關方面都是從建好南水北調工程，發揮最大綜合效益出發，從不同角度、不同專業、不同工作定位提出來的，在方案的論證中都經歷了反復權衡、科學論證、集思廣益，形成意見比較一致的方案。

當然，形成的方案還必須經過實踐和歷史的考驗。有的方案可能還帶有時代的痕跡，例如中線工程在選擇渠道輸水或管道輸水上，當時的考慮是中線一期工程調水量大，采用明渠方案工程投資少、水價低，并可以豐水年加大流量輸水，便于兼顧農業和生態。但明渠輸水占地較多，水量損失大，水質保證也較為困難。管道輸水方案占地少，輸水安全性高，水質有保障，但投資和水價均高出一倍以上。

為了把工程投資及水價控制在合理范圍，又借鑒管道輸水的優點，實際方案采取了渠道與管道相結合的方案：明渠全斷面襯砌與交叉河道全部立交，進入北京、天津人口及建筑物密集區采用暗管或暗涵。即便如此，隨著土地價格的不斷攀升、受水區對水質要求的不斷提高、受水區城市對水價承受能力的不斷增強，當前采用的明渠為主、局部管涵的輸水方案還將接受實踐及歷史的檢驗。在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建議后，2002年8月，《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以全面、深入、科學、合理的面貌進入決策程序。

2002年8月23日，國務院召開第137次總理辦公會議，會議聽取了水利部作的《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情況的匯報。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原則同意成立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領導小組（后改為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年內開工建設南水北調東線江蘇境內三陽河、潼河、寶應站工程和山東境內濟平干渠工程。會議要求水利部根據會議提出的意見，抓緊修改后向中央匯報。

我有幸參加這次會議，并代表水利部向國務院匯報《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

10月9日，國務院第140次總理辦公會批準了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工程的立項申請，要求抓緊編制丹江口水庫庫區移民安置規劃。

2002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了時任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和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受國務院委托作的《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匯報，會議審議并原則同意《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之后，我受委托代表國家計委、水利部向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及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匯報了《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接受與會人大常委、代表的詢問，聽取他們的意見。會后經請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何椿霖，得到的回答是，全國人大幾個專業委員會代表常委會聽取匯報，此后全國人大不再聽取有關情況匯報。

10月25日，我代表國家計委、水利部向全國政協匯報《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主持匯報會，錢學森等40多位政協委員聽取了匯報。《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得到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贊成。我匯報結束后，與會人員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我對委員們提出的問題逐一回答，并表示一定將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向水利部、國家計委匯報。

根據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匯報會提出的意見，《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又作了進一步的修改。

50年的夢想變成現實

2002年12月23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經幾代人執著追求的南水北調工程由此進入了基本建設程序，部分單項工程在具備條件的前提下陸續開工。

12月27日，南水北調工程開工典禮在人民大會堂和江蘇省、山東省施工現場三地同時舉行。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從那時起，標志著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進入實施階段。

2003年12月30日，中線工程也順利開工。干旱缺水的北方看到了希望，幾代中國人對南水北調的期盼，將從夢想變成現實。

現在回過頭來看，南水北調工程得以上馬，我認為主要有四點原因：第一，該工程得到歷屆黨中央、國務院領導高度重視、親切關懷。工程每到一個重要階段，中央領導都有明確的指示。最明顯的是，明確總體規劃原則和工作方向，審定總體規劃以及可研報告，領導工程建設領導機構組建、制定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征地移民、水污染治理相關政策，籌措工程建設資金等，每一項工作都要經過多環節、多部門、多省市協調，所有這些如果沒有中央領導的支持，是很難推進的。

第二，南水北調工程經過長期的科學論證，統籌協調。人們普遍以為，南水北調工程就是調水。其實調水僅僅是工程建設的一個手段，南水北調作為一個巨型系統工程，不僅有工程建設，還有水污染防治、水資源保護、征地移民、文物保護等工作，充分體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理念。如此跨地區、跨流域的龐大調水工程，沒有國務院相關部門的統籌協調、通力合作，沒有沿線各級地方政府的迫切要求、積極支持，是難以實現的。

第三，南水北調工程有日益發展的綜合國力和技術能力為支撐。工程在規劃階段的估算投資額近5000億元，國家批復的東、中線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階段的投資達2546億元。這在20年以前，我國經濟實力還難以支撐這么浩大的工程。隨著工程建設逐步深入，2013年安排投資480億元。一個工程一年內有那么大的投資強度，這充分體現了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國家綜合實力增長。國外很多同行一提及南水北調工程便對我們非常羨慕：羨慕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羨慕中國綜合國力能夠支撐規模如此浩大的工程建設；羨慕通過長江三峽、南水北調等巨型水利工程建設推動了世界水利科技的進步，中國的各方面專家更是貢獻其中受益其中。

第四，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工作者幾十年如一日的執著追求不懈努力。他們戰嚴寒、冒酷暑、攀懸崖、涉急流，收集水文資料、勘探地形地質，他們深入調水區、受水區了解水情社情、民情，聽取地方政府及人民群眾的意見，他們在不眠的長夜里反復修改設計方案，激烈的研討會上進行研究成果的切磋、交流。

50年的歲月，多少水利科技工作者無怨無悔，為了南水北調工程奉獻出青春年華，赤子忠誠，當聽到南水北調工程開工的喜訊，不少為南水北調奮斗一生的老同志，激動得熱淚盈眶，正是這些無名英雄為《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夯實了基礎，為工程建設提供了必備條件。

（本文作者張基堯，歷任中國水利水電工程總公司總經理，水利部副部長，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本文摘自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征編出版的《南水北調工程親歷記》，原文較長，在本次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