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整理了鄧初民多份未刊的個人資料、家人的口述實錄，參照多位同期與他有所交集的歷史人物史料和人民政協的公開資料，對鄧初民從響應“五一口號”到新政協會議召開這一時期主要的歷史活動和重要事件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回憶，其中多有首次刊出的史料和生動的歷史細節，以此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75周年。

鼓與呼：響應“五一口號”

1948年“五一口號”發布后，中共向29位民主人士發出參加籌備新政協的邀請，鄧初民亦在受邀之列。其后，中共又連續兩次發出更大范圍的邀請名單，鄧初民都位列其中。從“五一口號”到新政協會議召開，鄧初民是這段歷史的一位重要參與者、親歷者。

5月8日的日記中，鄧初民寫道：“二時起來，過海到海陸通旅館，訪張克勤弟，隨邀赴《華商報》座談會，到有馬夷老、郭沫若、翦伯贊、章乃器、張香老、王卻老、黃藥眠、狄超白、章漢夫、連貫、張殊明、王雨亭、黃長水諸氏，由劉思慕兄主席，說明為適應新形勢關于中共‘五一號召’，希望諸位賜教，發言者有郭、翦、馬、章及我諸人。”這段文字記錄了《華商報》為響應“五一口號”召開的一次高層座談會的情形。

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香港負責統戰工作的領導與民主人士的商談事實上已有鋪墊。此前兩日，在沈鈞儒家中，由沈老主持，鄧初民與胡愈之等民盟成員召開了關于民盟今后工作的商討，這次談話還邀請了連貫、潘漢年參加。連貫特別指出民盟現在應統一到當前的政治方針上來，這也為后續新政協的協商工作奠定了基礎。華商報組織安排的民主人士座談會很快就成為當時重要的政治活動。隨后，鄧初民連續幾日投入寫作，迅速完成了第二次座談會的講話稿，此文正是大家熟悉和經常引用的《怎樣響應新政協會議的號召》。

在香港負責統戰工作的潘漢年、連貫、方方、黎澍等大都是鄧初民多年的舊識和好友。在集體討論之外，他們曾多次與鄧初民單獨交流，深入溝通，有時在鄧初民家中，有時在民主人士的聚會上，他們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各個不同的場合。6月4日，鄧初民與柳亞子、茅盾等125位在港各界民主人士發表了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聲明，聲明中他們說“新的政協召開之后，中國歷史將會翻開燦爛的一頁”。

“五一口號”發布后，政治形勢仍極為復雜，團結民主力量、凝聚政治共識就成了極為緊迫的任務。鄧初民積極參與何香凝、沈鈞儒、李濟深等組織的民主黨派活動，利用社會影響開展對部分國民黨將領、海外人士的統戰工作，聯系國內進步力量，他們審時度勢，推動民主力量的凝聚和擴大。與此同時，鄧初民還以有力的學說和洞察為新政協爭取輿論支持，與中間道路展開爭論。

1948年8月，鄧初民接受《新生晚報》記者劉粵生等人的訪問。記者向他提出了兩個問題：一，中共號召開新政協，是否決心放棄了獨裁；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及其必要性、重要性怎樣。鄧初民精辟的論述深深地感染了記者，采訪結束后他們說給自己上了一課。在這場輿論斗爭中，鄧初民對新政協會議進行系統論述，先后發表了《新政協的任務及其產生的歷史條件》《新政協與領導權及統一戰線問題》《答施復亮先生論“中間路線”：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等文章，并與郭沫若等人出版了專刊《論新政協》，對新政協的關鍵問題予以了及時而有力的回應。

鄧初民與多家海外報刊保持著密切聯系，為進一步贏得支持新政協的國際輿論，他還為紐約的《華僑日報》等報刊撰稿。

安全北上：協商建國

1948年12月26日，在中共安排下鄧初民等第三批民主人士踏上了北上的路程。由于前期民主人士離港已被香港政府和特務注意，此次行程更加危險，也加大了護送的難度。登船前，夏衍、周而復宴請了彭澤民、鄧初民、茅盾夫婦、施復亮，孫起孟，洪深、章乃器一行。深沉的夜色中，他們有序靠近停泊在碼頭的蘇聯貨輪“阿爾丹號”。片刻，朱蘊山、梅龔彬，孫茂蓀偕李濟深同來，在緊張的氣氛中他們順利登船。漫漫長夜，隨時面臨被抓捕的危險，他們終宵未眠，靜靜等待輪船開出碼頭。27日清晨，直至輪船駛離出海口，他們才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他們在輪船上度過了近半個月的時光，也在船上迎來了1949年的新年元旦。當晚，他們舉行了熱鬧的新年酒會，船長、船員與他們舉杯同慶。茅盾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紀念冊請大家簽名留念，鄧初民則請諸位在他的日記本上簽名，留存下這段珍貴的記憶。

經歷十多天的海上之行，在緊張、疲憊和喜悅之中他們終于盼到了最激動人心的時刻。鄧初民在日記中格外認真地記錄了彼時的心情，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新中國的熱切期待和滿懷激動：“到今天為止，整整走了十一日夜，共二百六十四個小時，這時已看得見大連港口了，行將踏上已被解放了的自己祖國的土地，親眼看到新民主政權的一切，并享受新民主政權下的各種民主自由幸福，這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大事。而且這是被邀請來參加新政協的，也就是說來參加新中國的創建的，盡管我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只算得整個新中國建設里面的一塊磚、一片瓦，但也應盡所擔的責任。”

他們馬不停蹄地展開了新政協召開前期的工作。

協商建言：參與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9年2月23日，鄧初民與在東北的35位民主人士乘坐“天津解放號”專列從沈陽出發，于2月25日中午到達北平。羅榮恒、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和民主人士100余人到車站迎接。鄧初民一行被安排住在北京飯店。

不久，在中共的安排下，鄧初民與郭沫若、許德珩等一行40人組成中國代表團，去往布拉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他們于3月30日出發直到5月25日近兩個月時間才回到國內。回京之后，鄧初民便立刻投入到眾多繁忙的公務之中，其中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最為主要，也是推動和聯系其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為期5天。6月19日結束會議當天，會議臨時主席周恩來提出誰還有臨時動議，鄧初民站起來，提議應由大會名義通電向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致敬。他的動議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在沈鈞儒、許德珩的建議下全場起立向兩位致敬。這個瞬間被《人民日報》的記者捕捉到，寫成了通訊《“全體起立，向人民的領袖致敬！”——新政協籌備會休會前二十分鐘速寫》，刊發在6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

此次會議還成立了常委會領導下的6個工作小組，鄧初民被安排在第三組，周恩來任組長，許德珩任副組長，第三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負責《共同綱領》的草擬，這也是新政協會議最為核心的工作之一。鄧初民作為政治學家，他先后就共同綱領的政治部分以及政治法律等內容提交意見。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第三組先后召開多次會議，報告起草情況，征求大家意見，幾易其稿。

在新政協會議召開前夕，于9月9日和14日，400多位委員進行了《共同綱領》的分組討論，鄧初民在第十組擔任組長，中共人士楊秀峰主持。第四小組負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的草擬，組長董必武專程到北京飯店向鄧初民等法學專家征詢意見，錢瑞升和王相之一同參加會談。他們就第四組草擬的人民政府組織方案提出書面意見，并進行了補充說明，這也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方案最終確定的重要依據之一。

在新政協籌備過程中，中共對參會的界別和人選也極為重視，幾經協商，周密考慮。對于個人來說，是否能作為委員參與新政協會議無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每一個黨派和界別的人選都是經過多次醞釀和中共協商最終確定的。7月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中國社會科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推選參加新政協會議人選15人，鄧初民位列其中；7月19日，鄧初民參加民盟臨時工作委員會，通過了民盟參加新政協會議的18位人選；救國會的人選較為復雜，經多次會議也于7月中旬最終確定。

1949年9月21日，在熱烈的氣氛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隆重開幕，600多位各界代表云集中南海懷仁堂。鄧初民懷著激動的心情迎接新中國這場盛會的召開。然而由于歷經長期的危險環境、高強度的工作和艱苦的生活，他不幸在會議期間突然病倒，周恩來立刻安排最好的醫療團隊為其治療，鄧初民抱病參加了會議的選舉工作，然而終因身體不支提前離會。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中共中央向他發出邀請，但也終因身體抱恙而未能出席。

（本文作者系鄧初民曾外孫，學校教授，山西省政協第十三屆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