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洋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聯執行理事會理事

楊洋（左二）在北京市昌平區南口鎮后桃洼村調研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初見楊洋，很難不被她的笑容所感染。她總是笑著，似乎是習慣于在說話之前，先用笑容來建立和世界、和他人的聯系。

楊洋是一名重度聽障者。4歲時，因藥物中毒引起神經性耳聾，她的世界從此按下了靜音鍵。那是個無聲世界。如果閉上眼睛，我們或許可以短暫地感受視障者的世界，可是我們不能關閉耳朵，與聽障者感同身受。

從外表看，楊洋與常人無異，面容清秀，戴著眼鏡。她也能夠正常地與人交流，只是咬字有點含糊，語速也更慢。

“是不是有點像外國人？”她和記者調侃自己的發音。

但楊洋就是用這樣的聲音，在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首場“委員通道”上，一字一句講述了自己的故事，感動了無數人。

她說：“被光照耀的我們，也能成為光照耀別人，被別人需要。”

■ 做一個普通人有多難？

“我是一個普通人。”這句話大多時候是一句自謙語。而對于自小失去聽力的楊洋來說，確實需要付出幾倍于常人的努力才能勉強做到的。

她在普通學校讀書，大學畢業后做過會計、跑過業務，后來又入職中國殘聯，一直做著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在這樣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她多了一些不便和不同，也需要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讓楊洋不得不感慨一句：想成為一個普通人，真的很難。

“失去聽力后，因為聽不見自己的發音，沒有辦法矯正，我說話開始越來越含糊了。”楊洋回憶起那時父親的愁容，都說十聾九啞，父親害怕楊洋徹底陷入無聲的世界里。為了盡可能地維持她的說話能力，也想讓她學會認字，父親決定教楊洋漢語拼音。

常人難以想象，在寂靜無聲的世界里，小楊洋是如何重復著枯燥又痛苦的練習，每一個發音，她和父親要讀上幾萬遍。那時的她，已經表現出驚人的毅力，3年時間學會了1300多個讀音，并且開始提前學習小學知識。

然而到了上學年齡，楊洋還是遇到了難題。

上世紀80年代，殘疾兒童“隨班就讀”的融合教育模式尚未普及，大部分殘疾兒童的教育安置形式仍是特殊教育學校。父親先帶著楊洋去了杭州一所聾啞學校，接待的老師了解了楊洋的狀況，很坦誠地告訴他們，特殊學校與普通學校教學水平相差甚遠，初中畢業的水平只相當于普通小學三年級，“既然孩子能說話，可以去普通學校試一試。”

就這樣，父母帶著楊洋來到普通學校，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嘗試。有學校拒收，但也有學校在對楊洋進行測試后，讓她先試讀一段時間，如果跟得上就繼續讀下去。有一次，為了讓不太看好楊洋的老師同意楊洋入學，母親懇求地說，“你就像養雞養鴨一樣養個孩子不行嗎？”

這一幕，深深烙在了楊洋的心里。她是個聰明又好強的孩子，雖然聽不見，但她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弱者，而是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心里一直憋著股勁兒，從小學到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學，楊洋一次一次用“試讀”打開普通學校的大門，再憑借優異的成績留在學校。

為了“聽”懂課堂內容，楊洋還無師自通學會了讀口型。一上課，她就專注地盯著老師的嘴唇，老師轉過身時，她也會一直盯著老師的背影，等老師回頭。“那時候老師們都說，到了楊洋在的班，就得習慣背后有雙眼睛。如果有一天沒有這雙眼睛，要不就是楊洋請假了，要不就是楊洋開小差了。”

楊洋是不幸的，但也是幸運的。她是融合教育的受益者，小小的一間教室里，她能夠和同學們討論作業中的難題、交流昨天看過的影視劇、相約放學后的課外活動，成為多元化教育環境中的普通一員。而更讓她欣慰的是，如今殘障兒童想要上普通學校，已經不需要像她的父母一樣懇求學校，他們可以在融合教育中盡情探索人生的無限可能。

“殘障只是我們的特征之一，除了難以聽見聲音，我們也可以做任何事。”楊洋說。

現在，楊洋有了一個幸福的家庭，兒子已經上三年級了。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樣，她希望孩子能有一個健康快樂的童年。

有一次，楊洋把一個戴著人工耳蝸的熊貓玩偶紀念品拿回家，還在上幼兒園的兒子看見后，非要讓楊洋把人工耳蝸拆掉。楊洋照做了，她以為兒子想要熊貓玩偶，但出乎意料的是，兒子卻把拆下來的人工耳蝸戴在自己的耳朵上，“媽媽，我也有了！”

稚嫩的話語，卻在那一刻讓楊洋感受到健聽世界與聽障世界的相融，“孩子的眼里，沒有殘障，我和他是一樣的。”

■ 尋找支點

因為聽不見、聽不清，聽障人士生活需要一些可視化的輔助支點，比如公交車上的提示站點信息的電子屏、公共場所的指引標志等，還有各類視頻中的字幕。這些支點的存在，讓聽障人士的生活更加便捷。

更多的支點，是看不見的。

1992年，楊洋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體檢標準上明確“雙耳聾不收”，楊洋和學校老師想盡了辦法，但也無能為力。

“政策、規定上的幾個字、一兩句話，落在普通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楊洋說。無奈之下，她的父母在圖書館查到了中國殘聯的地址，給時任中國殘聯主席的鄧樸方寫了封信，附上楊洋從小學到高中的成績，以及各個老師出具的說明楊洋能夠正常上課的證明材料。

信件很快收到了回復，在中國殘聯的幫助下，楊洋成為杭州大學數學系的一名學生，也是中國殘聯成立以來第一位通過平等競爭進入普通高校深造的聽障大學生。第二年的高考體檢標準上，“雙耳聾不收”這句話被刪除了。

來自政策、社會、家庭的幫助，是楊洋一路前行的支點。到中國殘聯之后，她也開始為聽障朋友尋找更多支點。

她收到過一個同樣與體檢有關的求助。一位特殊教育學校的聽障教師因為一些歷史因素沒有教師資格證，需要按照規定重新考取。筆試、面試都過了，但體檢時由于溝通不暢一直沒有通過。楊洋幫他聯系體檢部門，手把手地教他溝通的話術，最終獲得了對方的理解。

楊洋深知，溝通和交流，才是聽障者面臨的最大困境。

她向記者提出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當聽障者在交流時主動暴露自己的聽力障礙，會得到什么反應？”

“放大聲音？或是放慢語速？”

“都不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是不再說話了。”

與其他殘障者不同，聽障者在外表上與常人無異，而是面對著一道阻礙交流的“玻璃墻”。楊洋還發現，哪怕植入了人工耳蝸或是佩戴助聽器，聽障者也很容易缺失交流中的細節，比如閑聊、八卦、吐槽、抱怨等。沒有了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枝末節，聽障者就像在閱讀一部只有大綱的小說。一些聽障者不懂人情世故、融不進社會，正是因為缺少了太多此類“背景”信息。

楊洋希望，社會能夠多一些理解。她知道，很多人對聽障群體缺乏了解，所以才會存在一些恐懼、害怕的心理。所以，她推動了聽障手語者和口語者的分類，促進各項相關服務更加精準到位，告訴更多的人“十聾九啞”早已是過去式，經過康復訓練，大部分聽障者可以開口說話。

對于第一次到訪自己辦公室的客人，楊洋也會拉著他們到辦公桌前，給他們上一堂關于人工耳蝸的科普課。

講課的道具是桌子邊上擺放著的透明頭部模型，一側連接著人工耳蝸。她會從人們如何聽到聲音開始講起，再到人工耳蝸的結構和運作過程。

她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支點”，對聽障群體多一分理解和支持。

■ 成為光

202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障礙環境建設法》頒布實施，其中第三十條首次提出“同步字幕”。之前的《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中，寫的是“字幕”。

“‘同步字幕’就是把說出的話原封不動地以文字呈現出來，‘字幕’可能就只是一個新聞標題。”楊洋解釋說，一詞之差，對于聽障人士來說卻是連接無聲世界和外部，彌補“信息鴻溝”的一大步。

這些年來，楊洋一直在積極推動包括同步字幕在內的信息無障礙建設。她加入中國殘聯后，負責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推動電視臺為新聞加配同步字幕。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楊洋也沒有停下腳步。去年，她提交了一件關于司法系統為聽力殘疾人推廣庭審錄音錄像、智能語音識別同步轉換文字記錄的提案。今年，她又建議在電影院、博物館等文化場所普及同步字幕。

“我的工作內容也是在民眾與政府部門之間架起‘連心橋’，反映群眾意見，廣泛調研后提交意見建議。”楊洋說，得益于之前的工作，她在寫提案時很是駕輕就熟，聚焦小切口，為建立健全殘疾人服務保障機制提出可操作性強、容易落地的意見建議。

楊洋的手機上，有一個實時更新聽障人士各類需求的文檔，大多數是楊洋的聽障朋友們發給她的，一些生活中容易被忽視的細節，比如公交、地鐵沿途站牌的文字應當更突出，達到在車上也能看清站牌上的文字說明的程度，比如銀行、醫院的叫號系統可以參考餐飲業的等候叫號系統，掃描二維碼就能知道還需要等候多久。一些建議她會整理成提案，還有一些則在工作中推動解決。

去年，楊洋就聽障人士駕駛摩托車政策提出提案。她在調研中發現，很多聽障人士有駕駛小型機動車、摩托車出行的愿望，特別是外賣行業興起之后，很多聽障人士成為外賣員。如果沒有相應的政策，一部分人可能會無證駕駛，反而增加不安全因素。

提交提案只是開始。為了推動建議盡快落地，楊洋又整理了聽障人士駕駛電動車時可以佩戴的護具等信息，發給提案辦理部門。

“過段時間我準備再跟他們聯系一下，看看進行到什么程度了。”楊洋記掛著這件沒有落地的提案。

楊洋平時走路很快，她說是上學時養成的習慣，那時是為了節約時間來學習，現在則是有太多的事需要做。接下來，她準備去醫院開展調研，了解醫院場景下聽力殘疾人的信息無障礙需求，尋求更完善的解決方案……

曾得到過他人幫助和支持的楊洋，也成為光，照耀更多人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