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呂巍

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一項重大改革任務，是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大制度安排。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快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讓保護修復生態環境獲得合理回報，讓破壞生態環境付出相應代價。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拓寬綠水青山轉化金山銀山的路徑，為子孫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

2021年，中辦、國辦出臺《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并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納入長江經濟帶發展等重大戰略。目前全國已有20多個省份相繼印發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實施方案、行動方案等政策文件，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正在形成。

但值得注意的是，相關工作中仍存在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以及中央文件的理解認識不足、政策銜接和部門協同不夠、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市場路徑偏弱、相關試點比較分散等問題，亟待研究解決。

9月8日，全國政協召開“推動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遠程協商會，在全國政協設置主會場，在浙江、廣東、貴州三省政協設置分會場，組織政協委員、專家圍繞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與有關部門負責同志深入協商，有力促進各方凝聚共識，全面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工作取得新突破。

強化標準 解決“度量難”問題

根據有關技術規范，生態產品是指生態系統為經濟活動和其他人類活動提供且被使用的產品，包括物質供給、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三類，雖然也給出了生態產品目錄框架，但各方對生態產品的范圍、外延還是存在不同觀點，對服務類生態產品怎么被使用，實現到什么程度，也缺乏清晰的路徑和科學合理的度量，導致生態產品總值核算及應用、經營開發、保護補償等都缺乏堅實的基礎條件。

在委員和專家們看來，解決生態產品“度量難”問題，摸清生態資源“家底”，管好生態資產“家產”，算好生態資本“明白賬”是基礎，應做好相關研究，盡快形成生態產品目錄清單，鼓勵開展生態產品總值（GEP）核算試點，推動核算結果應用，量化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程度。

在浙江分會場參會的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主席黃莉新建議制定自然資源確權的品種類型、技術標準、制度規范，明晰產權主體，科學合理評價生態產品價值。建立可度量可核算的上下游生態保護補償標準和辦法，構建跨區域、跨流域、跨領域的共建共保共享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生態環境部衛星環境應用中心主任高吉喜提出，在現有公共性生態產品、經營性生態產品、準公共性生態產品的基礎上，根據自然資源的屬性、自然資源的權益人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進一步細化生態產品的類型，并據此建立起權責關系分明的生態產品保護、利用與交易政策保障體系。

在廣東分會場的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生態環境廳原廳長魯修祿關注的是GEP的核算及應用問題。在他看來，探索實施GEP核算及其結果應用，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基礎和關鍵環節。據他介紹，目前國家已部署在廣東、北京等地分別開展7類生態系統試算，其中深圳2014年即開始在鹽田區探索GDP和GEP雙核算、雙運行、雙提升的工作機制，2021年建立全市核算體系，現已實現GEP進考核、進項目。

“但當前GEP核算及應用還面臨核算工作難度大、核算方法待完善、核算結果應用窄等問題，應加快GEP與已有生態價值實現途徑的銜接，完善核算規則和方法。”魯修祿建議開展全國統一的GEP核算，按各省核算要素、規模等劃分為幾類地區，由中央財政在每年轉移支付資金中確定一定比例進行轉移支付。同時，由國家統籌研究不同類型、區域的參數，各地根據實際規范選取，使核算結果具備地區間的橫向可比性、年際間的縱向可比性。

“生態保護和修復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前提和基礎。應研究制定生態保護修復規劃設計、工程實施、后期管護、監測評估、適應性管理等標準體系，完善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機制，支撐自然生態系統質量整體改善和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全面提升。”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碳中和研究院院長樸世龍表示。

完善機制 解決“轉化難”問題

身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黃杜村視頻參會的全國政協常委、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成岳沖，為大家講述了黃杜村通過種植安吉白茶，用“一片葉子富了一方百姓”的故事。

其實，不只黃杜村。這些年來，湖州大力推進生態與產業深度融合，探索形成了一批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的典型。如聚焦生態修復，回鄉大學生利用廢棄礦坑開設網紅“深藍”咖啡店，讓“打卡”變“刷卡”；聚焦生態文化，把經濟薄弱的夏陽村變成“長三角絕美露營基地”，實現“流量”變“留量”；聚焦生態調節，創新開展竹林碳匯等做法，將毛竹產業變成富民產業，讓“顏值”變“價值”。

貴州等西部省份也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重點推進生態產業化。在貴州分會場參會的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政協主席趙永清分享了懷仁用紅纓子高粱托起1400億元醬酒產業，發揮“公園省”優勢打造5000億元生態旅游產業，依托辣椒、刺梨、中藥材等優勢培育起870億元生態食品產業和1200億元健康醫藥產業的成功實踐。

“這種把生態環境作為生產力要素融入現代經濟體系，加快推進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不斷豐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做法值得推廣。”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農工黨中央副主席王金南表示，應把生態治理和發展區域特色產業有機結合起來，創新生態環境導向開發模式，合理有序發展關聯產業，形成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核心的生態經濟新路徑。

黃莉新建議繼續深化“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生態系統保護修復，支持重點生態功能區做好“土”“特”“產”文章，通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更好地推動共同富裕。

“目前各地都在探索開展森林碳匯、竹林碳匯、濕地碳匯等交易，但由于缺乏統一計算方法，相關交易僅限于區域內循環，增值收益空間有限。應加快開放自愿減排交易市場，進一步拓寬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渠道。”成岳沖說。

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水利廳廳長葉敏建議總結深化“福林貸”、“林權抵押按揭貸”、“林業碳匯指數保險”等經驗做法，建立“資產+”綠色融資模式，推動生態資源權益及其收益權等質押融資模式創新，持續提升綠色金融服務能力。

身處北京市永定河官廳水庫庫區的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谷樹忠強調了加強風險防控的重要性。“要強化市場監管和政策引導，防范市場主體無序擴張或同質化惡性競爭。推動以生態資產預期收益權抵押貸款，防止生態資產流失。”

科學補償 作好利益分配“大文章”

生態產品保護補償作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重要路徑，通過正向激勵和負向約束雙向發力，確保生態環境保護修復獲得合理回報，生態環境破壞付出相應代價。

會上，多位委員和專家圍繞推動完善縱向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推動建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健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推動生態保護補償立法等問題建言獻策。

鏡頭切換到被譽為“千古第一村”的撫州市流坑古村，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自然資源廳副廳長鄭斌勇出現在那里。他詳細介紹了江西省作為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和國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省份，如何圍繞生態保護補償，主動探索、積極作為，也坦陳了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困惑。

“綜合性、市場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不健全，存在補償工作分散化、補償資金碎片化現象，長江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缺乏整體性。”鄭斌勇說。

他認為，應加快生態保護補償專項立法進程，推進各部門單項補償機制有效融合，實現由“分散”補償、“部門”補償轉變為“統籌”補償、“統一”補償。同時，建立科學的生態保護補償計算標準，更多引導生態保護地區發展優勢生態產業，加快發展“生態+產業”，由單純的“輸血式”資金補償轉變為“造血式”可持續補償。

趙永清建議建立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和生態治理價值提升機制，推進碳排放權、排污權、用能權等交易，將生態功能貢獻納入財政轉移支付，將重點生態功能區省份在礦產資源開發中留下的廢棄礦山及塌陷區納入國家生態修復示范工程范圍。

在會上作相關調研和網絡議政情況綜述的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車俊也提出，應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推動建立跨省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促進流域上下游共抓大保護和區域協同發展，完善多元化投入機制，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生態保護修復和生態產品供給。

“除了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分配機制也十分重要。”高吉喜提出，公共性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后在不同群體間的合理分配機制和制度不健全，會導致公眾參與積極性低、市場機制難以建立。應保障所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參與者的貢獻得到回報，包括技術貢獻、創意貢獻、勞動力貢獻等，同時健全利益分配和風險分擔機制、信息公開機制等，防止生態資產過度資本化，做好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后半篇”文章。

《 人民政協報 》 （ 2023年09月09日   第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