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業是農業發展的源頭，事關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和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事關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這一“國之大者”。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7月9日主持審議《種業振興行動方案》時強調，保障種源自主可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糧食安全這根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繃得更緊。

時隔半年多，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3月6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時再次強調，必須下決心把我國種業搞上去，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在各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我國種業發展有了很大進步。農業用種安全總體有保障、風險可管控，但有些方面跟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3月25日，全國政協召開今年首場雙周協商座談會，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專家學者、企業代表以及有關部委負責人圍繞“建立健全種業政策支持體系”議題協商建言。這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決策部署的具體體現，更是發揮人民政協建言資政、凝聚共識作用，為推進種業振興匯聚強大力量的具體實踐。

加快形成推進種業發展的政策合力

推動種業振興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政府部門、科研院所、種業企業等多個主體，涵蓋研發、生產、銷售、服務等幾大環節，種業振興的樂章注定不是獨奏曲而是交響樂。

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委員帶隊赴海南、四川進行過實地調研。從實際情況看，他深感打好種業翻身仗，需要通過改革完善種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充分調動各類主體的積極性，促使各類主體實現高效協同，推動各個環節實現有效銜接，才能加快形成推進種業發展的強大合力。

中國科學院遺傳發育所基因組生物學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曹曉風委員建議，盡快找準制約種業科技發展的關鍵點，全國一盤棋進行整體戰略布局，“建議國家增加支持改善我國土地質量的公益性基礎研究，逐步加大對牧草等經濟作物和生態林草的科研投入。”曹曉風認為，國家應支持跨學科交叉的基礎理論探索研究及核心關鍵技術攻關，同時建立健全考核機制，提供長期穩定滾動支持。

今天，小小的種子已然成為世界范圍內科技較量的新賽道。

作為現代農業的“芯片”，種質資源更是種業創新的基礎。要解決種子“卡脖子”問題，搭建種業科研創新平臺，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是應有之義。

九三學社貴州省主委、貴州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黃宗洪委員帶來的正是加強作物種質資源保護利用政策體系建設的建議，“要強化農業種質資源保護的基礎性、公益性定位，全面普查、系統收集我國農作物種質資源，加強農業野生種質資源原生境保護創新，建立健全國家作物種質資源精準鑒定評價體系。”黃宗洪說。

種業創新離不開科技力量。作為我國農業科研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國地市級農業科研院所近600家，并且在每年推廣應用的主要農作物品種中，70%以上是由地市級農業科研單位培育。如何繼續充分發揮地市級農業科研機構的積極性？

江蘇省連云港市農科院院長徐大勇委員正是來自這樣的“地方隊”，并且一待就是20年。“首先要明確地市級農業科研院所的定位，強化管理，加大支持，完善體制機制。”徐大勇多年的體會之一，是要將我國地市級農業科研院所改革盡快提上議事日程，根據地區和產業發展需求，進行科學規劃和合理布局，同時要深化中央、省、市三級農業科研院所指導合作，使地方農業科研院所有序參與、形成合力。

加強種業產業鏈建設

在種業振興的主戰場上，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無疑也是發展現代種業的骨干力量。

“要對種業企業進一步加大財稅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于革勝委員提出，針對種業企業育種培育周期長、盈利率低等特點，可以通過財政貼息、政策性擔保等方式，鼓勵金融機構發放種業企業中長期低息貸款。

此外，育種的芬芳需要時間的玫瑰。

種業培育本身的特點，使得種業企業發展壯大勢必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須久久為功，持續不斷加以支持和推進。“建議由農業主管部門牽頭，相關部門配合，定期對各項扶持政策措施實施效果情況，進行評估分析，并做好政策之間的銜接，視種業企業發展情況，及時優化調整。”于革勝提出。

中國中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寧高寧委員在此次座談會上的身份是種業企業代表，他把這些年來企業的實踐體會分享給了大家。

“為了把種子、土壤等方面的技術應用貫通起來落實到田間，提升實際單產和種植效益，先正達集團探索建立了一體化的解決方案式服務體系，即現代農業服務平臺MAP，通過應用好技術、種出好產品、賣出好價錢，全流程為種植者提供服務。”據寧高寧介紹，目前先正達已在全國29個省份、654個縣建成運營超過500個MAP中心，開發3117個MAP鄉村服務站，線下服務面積1912萬畝，聯農帶農239萬戶，這種著眼于全產業鏈打造解決方案的商業模式深受農戶和地方政府認可。

打好種業翻身仗，育制種基地建設是另一個關鍵。

作為我國重要的科研育種基地，南繁育種基地孕育出了包括雜交水稻在內的眾多的優良糧食品種。海南省科學技術廳廳長謝京委員通過大屏幕帶來了“南繁硅谷”的建設進展情況。

“南繁科研育種基地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形成了全國種業創新要素的聚集地，但‘候鳥式’的科研狀態仍未根本改變，急需組建國家實驗室等戰略科技力量，以新型舉國體制解決種業重大科學問題和‘卡脖子’技術。”謝京呼吁，推動盡快發布國家南繁硅谷建設規劃，全面系統推動重大項目實施，指導謀劃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大科學裝置。

另一方面，海南自貿港獨特的政策優勢，為種業國際開放平臺的打造提供了條件。謝京提出，可以在海南建設“一帶一路”種業開放先行區，打造全球種業交流合作新平臺。

除了“南繁硅谷”，其實我國規模化、標準化育制種基地建設起步晚、發展滯后，在全國范圍內仍然缺少長期、穩定和高質量育制種基地，具備育繁推一體化能力的企業偏少，長期扎根基地從事育制種工作的種業高端人才更少。

四川農業大學校長吳德委員有這樣一組數據：農業大學培養的種業人才僅20%進入育種企業，10%在育制種基地工作，80%育種人才集中在科研院所。

在呼吁建設長期穩定高質量的育制種基地和長期穩定的財政支持政策的基礎上，吳德特別提出，要健全育制種人才支撐政策體系，建立以成果轉化為導向的分層分類的人才評價體系，鼓勵高校院所與企業開展聯合人才培養，建立以政府購買服務為主的常態化制種人才培訓機制，加速提升制種水平。

加大種業振興技術應用推廣力度

在種業領域，除了作物種業，還包括畜禽種業。尤其是后者，為擺脫嚴重依賴進口困境，推動畜禽種業創新更為迫在眉睫。

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化蘭委員發現，隨著全球肉類消費轉向禽肉為主，優先發展家禽業勢在必行。

如果說作物育種一般需要周期是8到10年，畜禽育種則周期更長，投入更大。在陳化蘭看來，要拿出保護耕地的“長牙齒”決心和力度，強化立法和執法，保護核心種源。“國產畜禽品種要通過漫長、繁瑣的行業部門審定，才能進入市場。”陳化蘭建議，行業部門要加強品種創新培育過程的技術法規的監管、指導和服務，減少滯后評審，避免“夾生飯”甚至推倒重來，提高創新培育質量和效率，加快推廣應用進程。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對于草原人而言，草就是肉、草也是糧，適地、特色的鄉土草種還是可持續生態修復、低碳城市的基礎。但目前，我們國產的牧草種子不到1/10，適合北方耐旱、耐寒的飼草品種、生態修復鄉土種子更是緊缺。

“對科研院所、民營企業等已建成的各類種質資源庫、標本、實物及數據資產，可納入國家體系統一管理，資源共享、數據互通。”內蒙古自治區工商聯副主席、蒙草生態環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召明委員認為，草種業的發展首要做好鄉土草種質資源一體化、數字一張網，依據自然條件、氣候因子、生產與生態發展需求，系統布局草種業優勢區域、發展方向，搭建國家的草種業技術創新聯合體，扶植培育“專精特新”草種龍頭企業，共同謀劃草種業發展之路。

把視野投向世界，隨著近年來全球范圍內生物育種技術不斷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種業正迎來以全基因組選擇、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及人工智能等技術融合發展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

“我國生物育種技術研發及其產業化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是我國追趕世界科技前沿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選擇。”農工黨陜西省副主委、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霍學喜委員坦言，針對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和智能設計育種等前沿技術，需要在現有管理條例基礎上，完善相關安全評價的技術指南和產業化應用的管理規程。

生物育種牽涉“基因”二字，社會公眾很容易因認知不清而反應敏感。在霍學喜看來，要營造生物育種產業化市場環境，還需推廣服務部門重視科普、宣傳、推廣工作，科技部門重視生物育種技術和產品的風險評估工作，生物育種倫理方面則要逐步完善生物育種研發、應用和產業化的倫理審查制度。

2022年3月1日，新修訂的種子法正式施行。“進一步制訂修訂轉基因種子管理相關制度，明確基因編輯管理制度，搶占種業科技制高點。”作為業內專家，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鄉村規劃研究與咨詢中心主任吳永常建議，盡快出臺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在法律制修訂過程中，注意加強部門協作，爭取制定多部門聯合出臺的制度規定，形成種子市場“大治理”格局。

《 人民政協報 》 （ 2022年03月26日   第 01 版）本報記者 包松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