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健康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21世紀，生物醫學健康科技已成為最具主流地位的科技領域，健康產業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醫學健康相關的生物安全問題將成為最為突出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問題。

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衛生健康事業發展必須依靠科技創新的引領和推動，保障人類健康離不開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

一、 生命科學和醫學科技創新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戰略必爭領域

當今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學科交叉融合日益加速，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前沿熱點不斷興起，解決長期困擾人類健康的重大疾病預防、診斷和治療研究正處于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夜，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科技創新日益成為科技創新的帶動力量。發表在《科學》《自然》等頂級學術刊物上的論文中，生命科學和醫學研究占一半以上；每年《科學》雜志發布的十大科技突破中，生命科學和醫學占一半以上。生命科學與醫學科技創新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科技創新水平的重要標志，正成為世界科技競爭的主戰場，世界科技強國在新一輪科技競爭中均加大了對人口健康領域的創新投入。

近十年來，基因編輯、干細胞與組織再生、生命組學、單細胞測序技術等一系列生命科學及醫學領域的重大突破，提高了人類認識和解析生命、維護及促進健康的能力，進一步增強了生命科學及醫學應用的深度與廣度。針對科技前沿，美國相繼部署了腦計劃、精準醫學等專項計劃，英國推出了《生命科學產業戰略》。同時，美國、歐洲、日本分別建立了各自的國家生物醫學大數據中心（NCBI、EBI、DDBJ），三者建立了相互交換數據的合作關系，并正在形成對全世界生物信息資源的壟斷性占有。

科學技術是人類同疾病較量最有力的武器。黨和國家始終高度重視生命科學與衛生健康科技創新。“十三五”期間，我國主動應對急性傳染病、慢性重大疾病和公共衛生、健康促進等健康需求，在重大疾病基礎研究、生命組學、干細胞再生醫學等生命科學領域已具備較高研究水平。如艾滋病病毒核酸篩查試劑實現國產，將HIV檢測窗口期從專項實施前的28天縮短到11天；食管癌、宮頸癌、鼻咽癌、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等的診治研究已達國際前沿水平；建立了國家級慢性呼吸疾病社區和臨床研究隊列，開展了多中心注冊登記研究和真實世界研究。

科學技術為我國戰勝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強大支撐。我國科技工作者在病原確證、醫學實驗動物模型建立、核酸檢測、藥物與疫苗研發、建設方艙醫院決策支持等方面多向發力，作出了積極貢獻。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的實踐再次證明，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戰略地位，要尊重科學、依靠科學。

綜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建設發達的現代生命科學與醫學健康科技體系，形成重大科學項目，提升我國生命科學及醫學健康科技創新能力，是國家的當務之急。

二、 我國在布局實施重大專項、強化生命科學及醫學科技創新方面積累了重要經驗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了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新藥創制等16個重大專項，涉及信息、生物等戰略產業領域，能源資源環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緊迫問題，以及軍民兩用技術和國防技術。

十余年來，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重大專項產出了一批重大突破性和重要階段性的標志性成果，推動相關領域核心技術和產業發展格局從實施之初的跟跑為主，逐步成為領跑、并跑、跟跑“三跑”并存，初步實現了預期戰略目標；圍繞國家戰略亟須，對標聚焦調整后的關鍵任務和核心技術指標，開展大兵團協同攻關，在部分關鍵核心領域實現了補短板、增優勢，搶占了戰略制高點，對開辟新的產業發展方向、推動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發揮了積極作用，為我國科技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提升作出了重要貢獻。

“十三五”期間，我國新藥及傳染病兩項科技重大專項穩步實施，醫療衛生領域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不斷強化，醫學教育和人才培養能力穩步增強，研發產出一大批自主創新藥物，重大傳染病防控能力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醫教研產互為支撐協同發展，為健康中國建設提供了堅實有力的科技支撐和人才保障。如在新藥創制方面，累計獲得新藥證書140余個，安羅替尼、吡咯替尼、呋喹替尼等分子靶向抗腫瘤藥物獲批上市；在大型醫學診療設備的核心部件和關鍵技術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已經成功研制X射線探測器、超聲探頭、PET和CT探測器、超導磁共振的所有核心部件等，掌握了新型多模態成像等關鍵技術，涌現了聯影、東軟、邁瑞等為代表的醫療器械骨干企業。

“十三五”期間，衛生健康領域不斷強化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基本建成“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知識創新、企業技術創新、醫療衛生機構轉化創新”相結合的衛生健康協同創新體系。針對臨床醫學研究薄弱環節，國家衛生健康委與科技部等聯合在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等20個疾病領域建成50家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并聯合千余家基層醫療機構形成協同創新網絡，將其納入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序列，極大地提升了我國臨床醫學研究水平和技術轉化應用能力。建成衛生健康領域國家重點實驗室75家，總量位居各學科領域首位；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等新建5家國家轉化醫學重大基礎設施；建成亞洲最大的藥物化合物庫等。以教研產互為支撐、協同發展的創新格局正在形成。

隨著醫學健康在國家戰略地位不斷上升，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著眼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及建成小康社會后，人民群眾更多、更高水平的健康需求將會進一步釋放，國家對醫學科技的創新供給將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當前我國醫學科技創新體系尚未形成整體優勢，在醫學科技創新的能力與產出、體系與機構、投入與支持等三個關鍵方面還存在不足，我國醫學科技在總體創新能力和創新體系上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與我國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責任，以及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不相吻合。主要有如下幾點需要著重關注：

一是我國醫學科技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領域覆蓋不全。我國從基礎醫學、臨床醫學、新藥研發方面未能產出較多原創性成果，基本上處于努力“跟跑”狀態。表現為雖然論文發表較多，但在科學原理及規律的發現、原創思想的產生、預防與診斷治療技術方法的發明創造、形成新治療局面的新藥研發方面至為薄弱，臨床診療規范與技術標準缺乏“中國方案”，遠未能形成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地位相稱的格局。據了解，我國90%以上創新藥物、高端診療設備、高附加值醫用耗材等依賴進口，健康標準制定權受制于人，臨床指南很多照搬國外，發展中“卡脖子”現象比比皆是，國民公共衛生與健康安全的自主保障能力仍然不足。

二是我國醫學科技創新資源配置分散，亟待整合優化。我國醫學研究力量散布于研究所、高校、醫院等各類研究基地平臺之中，醫學科技創新體系與臨床脫節，缺乏穩定長期支持，我國藥企在技術創新領域投入不夠，醫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不完整，科研成果與疾病防治實踐之間存在“兩張皮”問題。同時，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缺乏如法國國家醫學與健康研究院（INSERM）、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MRC）等國家級的權威醫學學術機構，造成醫學與衛生體系在國家體系中的戰略層級過低、科技創新力量統籌不夠、研究資源集成不足。

三是我國醫學科技創新投入不足，缺乏穩定支持。以2017年為例，我國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占GDP比例為2.9%，世界平均水平為5.9%；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為7.4%，世界平均水平為14.5%。目前，美國生命科學與醫學領域投入約占美國聯邦政府總投入的50%，相當于其他自然科學領域投入總和，僅次于國防投入。美國NIH每年的預算從2001年的198億美元提高到2020年的411億美元，20年翻了一番，在院內和院外實施了從基礎研究、轉化研究、臨床研究、應急研究和人才培養的全創新鏈條支持機制。歐盟“地平線2020戰略”將衛生與健康作為科技投入的第一重點，擬投入1000億歐元支持包括全生命期健康、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疾病在內的健康、醫療等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我國的醫學科技創新投入現狀，與我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遠不相稱。

不僅如此，我國未設立專門的臨床醫學研究基金。美、英、日等發達國家均成立了獨立的醫學研究基金，持續支持醫學健康相關研究。我國主要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醫學基礎研究提供常態化支持，臨床相關研究主要通過某特定領域的重大科技專項和重點研發專項（一般每五年可申請一次）予以支持，缺乏對臨床醫學研究的經常性支持機制，對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持續性支撐力度不足，制約醫學健康研究水平的提高。

與此同時，我國頂尖人才和高水平團隊非常缺乏，有利于激發人才創造活力的評價激勵機制還不健全。醫學科技創新開放合作水平不高，國際化科研環境和制度不健全，主動謀劃國際科技合作、構建互利共贏開放格局的能力不足。醫學科技創新生態也亟待優化。

總體而言，我國醫學科技在總體創新體系和創新能力上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離為實現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提供強有力支撐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 強布局、創機制、重投入，實現生命科學與醫學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

不斷向科學技術廣度和深度進軍，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要求我們遵循醫學科技創新規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設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新型國家醫學科學院，使各類創新主體有效聯動，形成研究領域完整、學科體系完備、轉化平臺完善的協同創新網絡。新時代，我國醫學科技工作者肩負著更大的使命，需要有更大的擔當。

強布局。健全科研布局，需要整合國家最優醫學研究資源，按照國家戰略需求，采取“中心+網絡”的建設方式，進行優化組合、系統集成，實現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公共衛生、護理學、藥學、生物醫學工程、衛生管理與政策等重要醫學學科領域的全覆蓋。將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建設與醫學領域國家實驗室組建相結合，圍繞服務國家目標的重大科技命題持續攻關。同時，堅持開展長周期、高難度研究，培育立于全球醫學科技前沿、可承擔國家使命的創新戰略力量。

創機制。當前，我國醫學科技創新還面臨一些體制機制弊端的制約。不斷向科學技術廣度和深度進軍，要求我們在尊重醫學研究特殊性和專業性的基礎上，借鑒國際經驗，加快推進設置合理的醫學學術與研究體系。建立健全體制機制要在載體平臺上下功夫，如構建能夠引領統籌國家醫學研究大格局的國家級醫學研究機構，開展高水平戰略與政策研究，為國家醫學科技發展提供戰略、業務和組織保障，并能夠承擔引領我國醫學科技創新的職能。

重投入。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需要加大投入，這個投入是全方位的，不僅有經濟上的投入，還有人才隊伍上的投入。應當看到，世界醫學科技迅猛發展，對人民健康、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影響日益顯著。這些客觀情況要求我們的投入是動態的、連續的。可以設立常態化國家醫學健康科學基金，重點支持臨床醫學、公共衛生學、轉化醫學研究以及基礎性科研工作，進一步提升醫學領域科技投入在國家總體科技投入中的占比。

現在，筑牢人民健康的堤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撐，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廣大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尤其是生命科學和醫學科技工作者要肩負起歷史責任，在構建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引領推動健康產業發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上作出應有貢獻，不斷向科學技術廣度和深度進軍。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