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是社會扶貧的重要力量，是我們大格局扶貧和參與國際扶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講好中國故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角之一，在長期實踐中成為推動扶貧理念和扶貧模式不斷創新的重要動力。

“近年來，在‘一帶一路’倡議等背景下，推進對外減貧合作和中國企業‘走出去’迎來了全新機遇，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扶貧正逢其時。”在論壇上，國務院扶貧辦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副主任譚衛平從三個方面闡述了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企業如何“走出去”參與國際扶貧。

第一要充分理解中國脫貧攻堅的成就和經驗。

中國脫貧攻堅成就和經驗是企業參與國際扶貧的底氣，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扶貧，既是中國減貧成就和經驗的傳播者、中國減貧故事的講述者，還是中國減貧經驗在其他國家的落地者，直接參與提供中國減貧方案和貢獻中國減貧智慧，造福當地貧困地區，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扶貧，跟國家之間的減貧合作是有區別的，我們更看重的，是企業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上面帶來的減貧效果。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和減貧影響是具有高度相關性的，企業在國外發展好自己的同時，履行好企業社會責任，就會帶來很好的減貧效果。”譚衛平表示：“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扶貧，一是要了解中國脫貧攻堅的偉大成績；二是要了解中國脫貧攻堅的經驗，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三是要了解中國政府積極參與全球貧困治理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第二要充分研究投資所在國的減貧狀況和政策體系。

“企業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來做扶貧，一定要了解所在國的具體情況，企業要參與到國際扶貧中去，需要做到知己知彼。”譚衛平表示，一是要掌握目標國家和地區的貧困地區以及其減貧需求。掌握貧困特征是提高減貧針對性，提升減貧成效的前提。二是要掌握發達國家企業開展減貧行動的特征和方式。“一些發達國家也有企業在那兒，可能是競爭對手，但也是學習的對象，我們要更好地學習參考別人的做法和經驗。在減貧過程中，要注重發揮自身的優勢，產品優勢、技術優勢、人才優勢、社會資本優勢，具有針對性地開展一些減貧活動。”譚衛平說。

第三要充分利用好“一帶一路”倡議等國際平臺和契機。

企業“走出去”要充分利用全球性和區域性減貧交流的平臺，利用中國擴大開放的新機遇。“比如最近剛簽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譚衛平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在沿線國家基建互通、商貿互通、產能互通、金融互通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也創造了很多契機和機遇。

“企業應充分挖掘這些契機和機遇，在自身獲得發展的同時，還應充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帶來好的減貧影響，為國際減貧合作作出更大的貢獻。”譚衛平說。

“當今，一批互聯網企業在公益方面，已經超出了傳統的履行社會責任范疇，正在引領著時代。”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王名在論壇如是說。

王名所說的互聯網企業，比如阿里巴巴集團，不僅通過新平臺、新渠道幫助貧困縣域的優質產品進入市場，拓展銷路打造品牌，同時開展廣泛的人才培訓，幫助更多貧困農民成為新型互聯網營銷人才，并以此為契機，帶動地方文化、特色旅游等第三產業的發展，讓互聯網成為貧困縣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又比如拼多多，打造了一站式的產業助農新路徑“多多農園”，依托新農商的機制，力求將利益留給農戶，將人才留在農村，確保建檔立卡戶的核心利益。

“我將這種互聯網發展下的扶貧模式簡單概括一下，稱之為‘新經濟、新公益’。”王名認為，這種形態的出現，應與第三次分配結合起來思考。

“第三次分配”的概念由經濟學家厲以寧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它并非單指慈善事業，而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會出現的一種新形態。

“厲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就意識到，市場經濟是有局限性的，體現在市場本身的逐利性上。如何超越這個局限性？厲先生在市場交易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的第二次分配的基礎上，提出第三次分配的可能，并通過它來表現新的經濟形態。”王名說。

王名認為，阿里巴巴、拼多多的運行機制、平臺和盈利模式，與傳統企業完全不一樣，正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而且和公益完全融為一體，“公益就是經濟，經濟就是公益”。

“以往，我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獲得商業成功并完善了經濟機制后，拿出一部分利潤和資源來回報社會。現在看來，包括近年來出現的共享經濟在內，新經濟并不是傳統意義上我們理解的形態，不是簡單的逐利型經濟，而是將逐利與公益融合到一起了。”王名說。

新的經濟形態催生出新的機制和模式，將公益和盈利完整地結合在同一鏈條上。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從業者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既是“企業人”，又是“公益人”。王名認為，這意味著當今時代產生了一種新的企業家精神。

“說起市場與公益的融合，我想到了《論語》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種企業家精神能不能被稱之為‘同仁精神’？就是‘你仁我也仁，我富你也富’的精神。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王名說。

王名舉例說，拼多多啟動的“10萬新農人培育計劃”，支持熟悉互聯網、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農人”，這是一批新的市場主體。“他們比較年輕，有一定的電商經驗和能力，是被帶動致富的群體，有很強的感恩情懷。通過電商體系，他們形成了很好的網絡和社會資本，對鄉村振興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王名看來，中國電商扶貧聯盟將脫貧攻堅轉化為電商的集體行動，以聯盟的方式推動，既相互關照也相互競爭。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的公益熱情和市場機會融合為一體。

王名認為，中國電商扶貧聯盟的實踐已取得顯著成效，成為了一個示范項目。“下一步應推動更多的中小電商在不同的層級成立聯盟，把單個的電商扶貧轉換成不同層面的公益集體行動，這是很值得期待的一個方向。”

“中國電商扶貧聯盟為我們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我和團隊以及其他學者都會關注這個領域。”王名說，“希望電商扶貧創造出一條公益實踐的中國道路，我們愿意為此作出貢獻。”

“作為連續三屆的住甘全國政協委員，我在甘肅調研時看到過太多因惡劣的自然環境致貧的情況。甘肅在2020年能夠一個都不掉隊，全部完成脫貧攻堅的任務，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產業化總監、研究員蔡曉紅在論壇上介紹說，甘肅是中國脫貧攻堅任務最重的省份之一，曾經一共有75個貧困縣、3720個深度貧困村，大多地處偏遠、山大溝深。

日前,甘肅省政府召開發布會,宣布甘肅全省75個貧困縣全部摘帽退出。

“甘肅這樣巨大的貧困人口群體，能取得這樣的成績，除了離不開各級政府的支持外，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戰的重大作用不容小覷。”針對企業在脫貧攻堅中發揮的作用，蔡曉紅談了四點思考：

第一，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對于深度貧困地區而言，鞏固拓展脫貧成果、有序銜接鄉村振興需要長效、穩定的支持機制，需要強化監測預警，防止返貧致貧。而機制的建立離不開社會力量的持續關注，繼續推動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二，扶智、扶業、扶志是鄉村發展的根本。脫貧攻堅的最終勝利是充分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改變一些群眾“等靠要”的思想觀念，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主動性，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比如阿里巴巴推出的“脫貧特派員計劃”“脫貧春雷計劃”，包括在全國建100個“村播學院”，指派公司骨干員工作為脫貧特派員,長期駐扎貧困縣,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通過引入電商、生態、教育、健康等互聯網脫貧模式,助力實現脫貧致富，這樣的項目設計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希望今后更多企業能夠在扶智、扶業、扶志方面對西部貧困地區有更多的傾斜。

第三，推動產業發展應注重頂層設計。產業發展是讓貧困群眾穩定脫貧、持續增收的治本之策。對于一些農產品豐富但缺乏銷售渠道的農產區，電商館、直播助農等方式確實能迅速有效地為農戶帶來收益。但一些地方的產品滯銷或產量低可能有更深層次原因，需要從頂層設計層面推動產業發展。比如甘肅的中醫藥產業，雖然全國有大批量中藥材產自甘肅，但由于中醫藥創新能力低、生產管理粗放、流通方式落后、服務領域不寬泛等因素,致使甘肅省中藥材資源優勢未能充分轉化為產業優勢,“大資源、小產業”的狀況依然嚴峻，對社會經濟發展遠未達到其本應作出的貢獻。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也應因地制宜，積極探索適合當地產業發展的路子，同時力破掣肘，推動當地經濟發展。

第四，構建信息共享平臺，推動扶貧資源共享共建、扶貧數據互聯互通、線上線下全面對接，助力社會組織充分發揮自身資源優勢參與扶貧。在脫貧攻堅戰中，每家企業都在積極履行各自的社會責任，也都在力所能及參與公益慈善事業，但現在尚未實現利益最大化。比如像阿里巴巴和拼多多兩家企業，平臺不一樣，資源、用戶等覆蓋面就不一樣，企業共享扶貧資源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同時避免企業間不必要的重復幫扶及資源浪費，這樣老百姓也能更好地從中獲益。

為進一步發揮好電商精準扶貧的“先鋒隊”和“主力軍”的作用，2018年起，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牽頭并聯合阿里巴巴、京東、拼多多、建行善融商務、國美、蘇寧、中糧我買網等29家知名電商企業發起成立中國電商扶貧聯盟，著力解決貧困地區農產品難銷、滯銷、缺銷等一系列問題，迄今農產品對接總額110億元。

如何幫助貧困地區群眾融入現代信息化社會、提高自我造血功能？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電商扶貧聯盟副主席兼秘書長陶鳴介紹，思源工程經過與全國1000余個縣（市區）面對面溝通調研后，提出了“一個目標、兩個圍繞、三個落實”的總體目標。

“一個目標”即緊緊把握國家提出的在2020年底前全面實現貧困地區群眾脫貧的總目標。“兩個圍繞”分別是：在2020年底前主要圍繞國定貧困縣開展電商扶貧工作；在2020年后重點圍繞脫貧不穩定縣開展電商扶貧工作。“三個落實”分別是：落實好電商與貧困地區龍頭企業及產品的銜接；落實好當地龍頭企業與帶動當地貧困戶增收的銜接；落實好打造品牌與提升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動力的銜接。

陶鳴介紹，兩年多來，中國電商扶貧聯盟成員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嘗試，實現了“四個轉變”。

一是由過去電商扶貧“單打獨斗”，到現在的“聯合扶貧、整體推進”的轉變；二是由過去電商因成本等問題不愿下鄉，到現在幾乎所有聯盟成員單位都積極爭取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里生根；三是由過去小農經濟的原始生產，到現在的“標準化、質量化、規模化”生產及現代物流的轉變；四是由過去靠天吃飯的傳統農村經濟，到現在的“訂單式經濟、互助式經濟”的轉變。

聯盟自成立以來，注重發揮龍頭電商的優勢，重點在線上銷售、品牌推介洽談會、農產品質量認證、多元化幫扶等方面開展工作。截至目前，聯盟成員已幫扶了全國22個省（市、區）的640多個縣，帶動逾20萬戶貧困戶脫貧。

“中國電商扶貧聯盟通過開展直播帶貨、積分換購以及消費券發放等促銷形式，強化了電子商務對貧困地區脫貧的牽引作用。截至今年10月，聯盟成員單位在線上采銷金額已經達到76.1億元。”陶鳴介紹說。

針對貧困地區農產品經營分散、產品競爭力弱、信息化程度低等問題，在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的指導下，聯盟通過“走出去”的方式，與各地聯合舉辦“貧困地區特色農產品品牌推介洽談會”。目前已舉辦了8場品牌推薦洽談會，為近2000家企業提供了農貿產品上行的渠道，產銷對接合作金額將近20億元。

目前，聯盟已為全國21個省（市、區）的1229家企業開展了農業質量認證培訓，資助了198個貧困縣的360家企業實施“三品一標”認證，為貧困地區生產企業提升產品附加值、市場認可度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針對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瓶頸，聯盟成員提供了平臺進駐、渠道拓展、營銷創新、電商培訓、金融貸款、物流支持、產業投資等一系列幫扶支持。比如，拼多多啟動了“10萬新農人培育計劃”，支持熟悉互聯網、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農人”，等等。

陶鳴介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中國電商扶貧聯盟在“助農戰疫”促進社會穩定方面也作出了積極貢獻。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一些地區農產品銷售出現問題。聯盟承接了湖北、廣西、河南、云南、海南等11個省（市、區）滯銷的產品。比如，阿里巴巴發起了“愛心助農計劃”，聚合淘寶、天貓、盒馬等多個業務力量，為1900多款產品打造緊急供應鏈，搭建數字化銷售矩陣；“一畝田”在App端成功為農產品銷售撮合超過兩千萬次。

據商務部數據，今年前三季度，832個國貧縣實現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到264.2億元，同比增長了48.1%。“雙十一”期間，網絡銷售的農產品有很多來自貧困地區。陶鳴認為，這樣的內需環境，正是聯盟迅猛發展的動力。

“聯盟將進一步發揮電商企業流通作用，為鄉村搭建更為暢通、便捷的經貿物流環境，實現商業入村，用市場化方式帶動鄉村收入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升，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差距。”陶鳴說。

“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不同的人理解起來不一樣。”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健在論壇上介紹說，在早期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被認為有“三重底線”，第一層是經濟責任，企業應提高利潤，回報股東；第二層是法律責任，企業應遵紀守法；第三層是道德責任，其中就包括慈善公益。

“然而，這并非統一標準，很多人往往將社會責任理解為‘道德責任’，而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布的ISO26000標準體系，并沒有將經濟責任納入，其重點是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李健說。

如何看待今天互聯網企業的社會責任？本次活動中，阿里巴巴、拼多多等企業的相關負責人介紹了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內容和特點，引起了李健的關注。

李健認為，這些企業履責的一大特點是密切結合行業特色、技術優勢和企業優勢創造社會價值。這一類平臺經濟型的企業，與傳統企業在履責方面表現得不太一樣。在李健看來，他們基于自身特色，將社會責任上升到戰略層次，實現多方共贏，已經超越了“為社會作貢獻”的層次。

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之所以貧困，往往因為地處山區，交通不方便，信息閉塞，而且受教育程度較低。此外，貧困群體往往缺乏專業技能和相關培訓，在市場經濟中相對處于劣勢。

“那么，電商扶貧如何做到共贏？以阿里巴巴為例，該企業將電商下沉到縣域，為貧困人群進行培訓，增長他們的知識，提升他們的技能，讓他們在就業市場具備競爭力。此外，針對因交通阻隔等導致的市場信息匱乏等情況，阿里巴巴的電商扶貧致力于信息的精準對接，讓城市人群通過互聯網與大山里的優質農產品直接對接，實現了買家、賣家和平臺的三方共贏。”李健認為，阿里巴巴的螞蟻森林項目也非常有特色。據了解，螞蟻森林是支付寶客戶端設計的一個公益項目，用戶通過步行、地鐵出行、在線繳納水電煤氣費、網上繳交通罰單、網絡掛號、網絡購票等行為，就會減少相應的碳排放量，可以用來在支付寶里養一棵虛擬的樹。這棵樹長大后，公益組織、環保企業等螞蟻生態伙伴們，可以“買走”虛擬樹，在現實中種下一棵實體樹，保護環境。

“全國約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他們每年都會發布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我們觀察到，企業往往忽略了應對氣候變化的議題，也很少有企業在這方面采取相應的行動，而螞蟻森林解決的正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讓全世界受益，是非常有特色的。”李健說。

李健還認為，互聯網企業的電商扶貧效果精準。以阿里巴巴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發起的“頂梁柱健康公益保險項目”為例，該項目為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專屬扶貧公益保險，探索解決貧困農戶家庭主要勞動力的醫療保障問題的方式，降低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發生率。李健坦言，項目抓住了貧困問題的關鍵，效果顯著。

“結合這幾家企業的履責特點來看，我認為企業扶貧要抓住自身優勢，與扶貧對象有機結合，要建立多方共贏機制。”李健說：“解決社會問題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企業存在的前提。”

“這些年來，除了感受到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對殘疾人事業的重視，我們還見證和體驗了社會公益事業的進步與發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研究中心原主任龍墨在論壇上認為，很多企業和個人主動關心殘疾人，社會力量已成為殘疾人事業發展的重要參與者。

作為點評嘉賓，龍墨對本次活動的企業履責案例印象深刻。“有幾家企業都介紹了吸收殘疾人就業的情況，甚至有的企業殘疾人員工占就業人數的1/3，這讓我們這些殘疾人工作者感受到很大的激勵。”

我國殘疾人約有8500萬人。殘疾人在貧困人口中占據很大的比例，貧困殘疾人的貧困程度更深，脫貧困難更大，是“困中之困”和“難中之難”。龍墨認為，應該給予殘疾人更多關愛和扶持。

“貧困殘疾人中，很多人是重度殘疾，甚至是復合殘疾，有的殘疾家庭不止一個殘疾人，我們能體會到這些家庭的無助。”龍墨說，“幫扶一個殘疾人，就是幫扶一個家庭，也是減輕社會的負擔。”

龍墨表示，幫扶殘疾人，政府是主體，社會力量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補充，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如果注重對殘疾人的幫扶，會增加自身的競爭力，提高美譽度。

龍墨就如何助殘脫貧提出了3點具體建議：

一是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幫扶。“比起獲得同情，殘疾人更需要尊重。很多殘疾人存在自卑、自閉等心理問題，有不少企業吸納殘疾人就業，殘疾人愿意抱團，卻難以融入企業員工的群體，因此，企業應注重營造助殘、扶殘的文化，不但激勵殘疾人，也激勵所有員工，加強殘健融合，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更好的發展。”

二是精準幫扶。企業應根據殘疾人的不同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扶。龍墨舉例說，現在的聽障兒童成長起來后，完全可以做到能聽會說，甚至可以唱歌和自由交流。龍墨從事聽力康復工作多年，為許多孩子進行了耳蝸調試，他們之中不乏優秀者，比如有的孩子學業優秀，有的孩子在海外留學，他們往往需要更好的發展機會，而企業可以根據不同情況為他們提供幫助，比如為其安排合適的就業崗位，幫助他們實現自我價值。

三是建立幫扶的長效機制。殘疾人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襲，導致因病返貧。對于他們來說，持續長效的扶貧更為重要。龍墨認為，持續性的扶貧有很多形式，政府出臺相關政策、企業進行慈善捐贈或者通過產業扶貧等，這些都必不可少，然而從長遠考慮，企業應重點關注教育扶貧、康復扶貧和心理扶貧。

“就教育來說，如果讓現在的殘疾兒童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將來成長起來后，可以幫助家庭解困，并且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者；對于重度殘疾人來說，應幫助他們增強生產自理能力；對于極重度、完全不能自理的殘疾人來說，可以采用集中托養的方式，幫他們的家人解困。”龍墨說，“我認為，助殘脫貧可以多措并舉，讓更多殘疾人享受到社會溫暖的陽光。”

截至今年10月，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簡稱“盈科”）在全球83個國家的143個城市開展服務，該事務所中國區的律師人數已突破1萬人。

規模如此大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其社會責任體系如何架構？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主任，全球董事會主任梅向榮在論壇上表示，機構在業務運營、抗擊疫情及脫貧攻堅等方面履行社會責任，構建了良好的責任形象。

作為法律機構，盈科為推進國家法治建設貢獻著力量。近年來，盈科與清華大學共同舉辦了3屆世界法治論壇，邀請了100多個國家的法治人員相聚中國，了解中國的法治發展歷史和營商環境。

梅向榮介紹，盈科與中國社科院國際法所還舉辦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論壇”。“無論是‘一帶一路’建設還是全球化，法治是最大的公約數。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法治體系，在跨境投資和貿易時涉及諸多法治問題，比如近期我國和東盟、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簽訂了RCEP協議，都涉及跨境投資的法治問題，我們舉辦的論壇，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支持。”

2017年，盈科成為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全球智庫成員。3年來，盈科每年為南南合作提供法律政策咨詢建議。今年，作為專家庫成員，盈科提出了促進G20國家工商界跨境投資貿易便利性法治政策建議文本。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盈科在湖北省的分所和律師群體，從海南、山東等地運輸糧食和蔬菜，為11個養老院的8000多位老人提供服務。疫情防控期間，盈科捐贈款物達340余萬元。全球疫情暴發后，盈科為非洲國家抗疫提供了政策建議和具體做法參考，也捐款捐物，得到了有關方面的充分肯定。

作為一家律師事務所，盈科用自身擅長的方式為脫貧攻堅貢獻力量。在貴州省，盈科為法治扶貧項目出力，派律師對接扶貧鄉鎮，幫助當地進行扶貧資源對接，為法律合同、制度體系建設提供支持。

近年來，盈科在農民工依法維權、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去年，盈科與全國婦聯、中國少兒基金會合作啟動“關愛生命公益行動”，每年捐資300萬元，連續5年在反校園欺凌和女童保護方面做工作。

“我們的律師每年都要到校園，為孩子們講授反校園霸凌、女童保護等方面的法律知識。很多律師從事公益法律服務工作，參加少數民族地區法律援助行動。”梅向榮說，盈科強調，律師應有責任擔當，要為行業傳承做貢獻。

“我們認識到，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建設以及企業合規經營已成為當前最重要的事，企業家和企業應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梅向榮說，“我們今年也發布了社會責任報告，希望與各界一起，共同建設美好的國家。”

“2017年12月1日，阿里巴巴脫貧基金成立，明確提出5年投入100億元，在教育脫貧、健康脫貧、女性脫貧、生態脫貧和電商脫貧方向上實現要脫貧更要致富的愿景。”阿里巴巴集團社會公益部資深總監、外派公益總經理胡海河介紹說。

脫貧基金成立兩年多以來，阿里巴巴與各地政府、社會各界密切合作，已經為12萬鄉村學生送去更豐富的教育資源，為458萬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健康補充保障，幫助逾120萬名貧困女性獲得就業機會、養育指導或保險保障。帶動5.5億用戶在植樹兩億棵的同時，創造65萬人次的綠色就業崗位，幫助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實現網絡銷售額超過2000億元。

胡海河特別強調，這張成績單的背后離不開3個關鍵詞，同時也是阿里巴巴脫貧模式的3個特點，那就是可持續、可參與、可借鑒。

技術創造數字發展機會，推進“可持續”的脫貧致富模式。胡海河表示，在電商脫貧領域，阿里巴巴不僅通過新平臺、新渠道幫助貧困縣域的優質產品進入市場，拓展銷路打造品牌，同時開展廣泛的人才培訓，幫助更多貧困農民成為新型互聯網營銷人才，并以此為契機，帶動地方文化、特色旅游等第三產業的發展，讓互聯網成為貧困縣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技術搭建社會協同平臺，創新“可參與”的全民公益模式。胡海河介紹說，在阿里巴巴的公益平臺上，許多公益機構通過“公益寶貝”“公益網店”等形式進行募捐，所涉及的公益項目涵蓋教育、醫療等多個領域。借助互聯網技術及平臺，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成為脫貧攻堅的重要推動力。

“基于互聯網技術的驅動，阿里巴巴脫貧基金要做的不只是具體某個項目的‘一縣一策’，更是要從中總結并輸出可供借鑒的方法和模式，為更多的脫貧公益項目提供參考。”提及阿里巴巴公益、螞蟻金服公益與中國扶貧基金會聯合發起的“頂梁柱健康公益保險項目”，胡海河底氣頗足，截至去年年底，該項目已覆蓋12個省市自治區80個縣市區，為835萬人次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健康保障。

“能有這樣的成效，很重要的一點是區塊鏈項目的應用，它使得‘頂梁柱’項目實現了全透明、全跟蹤、全覆蓋的‘三個創新’。”胡海河說。

在做好五大方向脫貧工作的基礎上，為幫助更多貧困縣實現更快地脫貧致富，去年5月，阿里巴巴率先開拓性地啟動了脫貧特派員項目，選派資深員工到國家級貧困縣參與長期的定點扶貧工作。

“阿里巴巴的脫貧工作是要真正激發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并培養自我造血能力，因為我們不僅要脫貧，更要致富。”展望未來，胡海河坦言，阿里巴巴將繼續承擔起幫助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使命任務，助推農村邁向高質量發展全方位振興的奮進之路。

“根據我們平臺2019年扶貧報告顯示，2019拼多多農副產品成交額1364億元，今年預計可達2500億元。貧困地區農產品上行總計372.6億元，活躍于平臺的農商總數58.6萬家，36萬家來自于之前的國家級貧困縣，‘三州三區’深度貧困商戶數量15.7萬家，平臺累計帶動9萬余名新農人返鄉創業，直連農業生產者1200萬人。”針對拼多多對各種電商扶貧創新模式的深入探索，上海尋夢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拼多多）公共事務部副總監劉孟達在論壇上介紹了相關情況。

“拼多多起家于農產品，依托當時中國較分散的小規模耕作農業現狀，我們匹配了一條農產品上行的高速路，用拼單的模式把分布在各地長時間零散的需求聚合為短時間批量的需求，迅速消化掉大批量的當季農產品，為農產品銷售小而散的狀況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劉孟達說：“像廣西產的百香果，以前很多一線城市的消費者甚至都沒有聽過。由于產量大導致滯銷成為常態，讓當地果農一籌莫展。但在我們的幫助下，近兩年廣西的百香果在全國范圍內發展成了網紅水果，不但切實解決了滯銷這一難題，還讓百香果成為了當地的致富果。”劉孟達表示。

“年初受疫情影響，很多農產區發生滯銷，得知情況后，我們平臺馬上設立了5億元的專項助農補貼，線上線下同步采取針對性措施，比如同各地方政府合作推出地方優品館，深入農產區開展在線培訓、抗疫助農直播等。”劉孟達說。

區別于傳統的扶貧方式，拼多多打造了一站式產業助農新路徑，依托新農商的機制，力求將利益留給農戶，將人才留在農村。

“新農商機制是以建檔立卡戶結合的合作社為主體，建立農貨上行的品牌培育新模式。在這個機制下，拼多多攜手地方政府打造以新農人為創業帶頭人，工廠代運營公司提供第三方服務，監督平臺扶持的新農商發展模式，以確保建檔立卡戶的核心利益。2019年初，拼多多探索實施了‘多多農園’扶貧項目，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一年多以來，已建成13個農園，覆蓋建檔立卡戶1315戶，共計4230余貧困人口受益。”劉孟達介紹說。

今年2月起，拼多多在全國率先開啟了政企合作直播助農項目，這種新形勢把地方政府信用引入農產品價值鏈，幫助農產區在全國范圍內打造公信力和影響力，呈現出農民賺錢、消費者放心的雙贏局面。截至目前，市、縣長在拼多多平臺直播助農已經超過200場，覆蓋北京、湖北等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近400位市區縣的主要負責人進入助農直播間帶貨。

目前，在市縣長直播和相關活動的帶動下，拼多多助農專區已累計成交4.9億單，農副產品銷售額達29.3億斤，共推出超過260個農產區產品，直連全國近7億消費者，直接幫扶農戶超過85萬戶。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產業扶貧是實現穩定脫貧的主渠道，扶貧扶智更能扶志，是由‘輸血’到‘造血’的一項長期工作。”勐海陳升茶業有限公司、陳升號品牌駐外體驗館負責人解建鋒在論壇上如是說。

云南省勐海縣班章村地處深山，路況危險，遇到雨季，連越野車都會陷入泥坑。因為交通不便，村子里很多人甚至都沒機會走出大山看一眼。雖然他們擁有很好的茶葉資源，卻鮮少被外人知道，村民們擔心積壓的茶葉賣不出去，生活難以保障。

“2006年我們公司剛成立不久，公司負責人到當地考察時，當即決定置地建廠。2007年，公司出資數百萬元收購全村茶農當年積壓的一萬余公斤茶葉，并且與班章村簽訂了包購包銷30年老班章茶的合作協議。為了解決交通問題，我們還捐資百萬元為班章村修建了山區公路。”解建鋒說，當地茶農收入大幅提升，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不少村民僅靠與我們的合作，每年就能收入近百萬元。”

為增強和完善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公司為周邊村民及貧困戶提供越來越多家門口就業的機會。在技術上，公司還積極邀請專家學者上山和茶農交流，向茶農傳授管理技藝，引導茶農科學采摘，保護古茶樹。陳升號分布在全國的經銷商，也會不定期到合作村寨進行宣講，組織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赴全國考察。

“不斷地學習讓茶農對茶葉的價值、品質保障、生態保護、衛生標準都有了全新的認知，實現了公司和茶農的互利共贏。”解建鋒說：“如今的班章村，早已不再是深山里的小村子，很多人都戲稱它是‘土豪村’，現在戶均年收入少則幾十萬，多則百萬來元，村民的日子越來越好了。”

“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在幫助社會的同時，還能夠為企業的進一步成長打下堅實基礎。”青島水靈子生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設備研發人兼董事長李硯貴在論壇上說，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都應履行社會責任，“因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壯大經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

李硯貴介紹，公司創辦十余年來一直以扶弱濟困和傳遞愛心為己任，積極投身脫貧攻堅和公益慈善事業。“公司創辦以來累計向慈善機構捐款捐物數百萬元。”李硯貴說，每年公司都會捐出相當數額的資金和善款，幫助困難退役軍人家庭以及上學難、生活難、就業難等群體，盡最大力量幫助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

圍繞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公司結對幫扶周邊村莊數十戶貧困戶，累計捐資數百萬元，為村民創造福利，幫助村民改善生活條件。“此外我們還出資幫助一些鄉村學校進行了校舍改造，資助貧困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為鄉村青年創造學習機會，提升技能，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家鄉建設。”李硯貴說。

此外，李硯貴還號召更多企業家一起，努力承擔起回饋社會的責任。“我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企業家緊密合作，持續為青少年兒童和自然災害的受災地區群眾提供力所能及的關心與關愛，目前已經在福建、湖南、廣東、江西、四川、安徽等地開展援助活動。”李硯貴說。

作為專業化水環保設備綜合服務商，李硯貴認為企業對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有著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多年來，圍繞生態環境保護，李硯貴及其企業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在保障城鄉居民飲用水安全和提高飲用水質量的同時，讓公司產品實現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功能。

“為建立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運行機制，進一步增強水資源節約保護意識，我們積極協同有關部門和研究機構，參與對全國水質和土壤的調查活動，同時為多地完善水資源管理體制提供有力支持。”李硯貴說。

“為更多殘疾人提供就業崗位，已經成為我們集團積極踐行社會責任的一個窗口。”泰新集團董事長武益正在論壇上介紹說，目前該集團已經為150余位殘疾工人提供就業崗位，解決了90余個殘疾工人家庭無收入的狀況，并在2019年榮獲“山東省殘疾人就業示范基地”稱號。

“我們是一家健康生態和食品生態企業，涵蓋實體制造、商貿流通、餐飲供應鏈、包材配套、物流運輸等全產業鏈，殘疾工人主要就職于生產制造和后勤保障等多個崗位。”武益正介紹，在該集團，殘疾工人與健全職工同工同酬，除法定節假日等國家規定福利外，還享有豐富多樣的各類特殊節日福利。

為了給殘疾職工提供全方位的工作生活保障，使其衣食無憂且精神生活快樂，該集團建設了一整套機制和體系。“為全面保障殘疾員工的衣食住行，集團免費為其提供營養豐富的一日三餐，免費提供宿舍，夏有空調、冬有暖氣、全天有熱水，免費提供一年四季的工作服，洗衣房自動洗衣，專業裁縫修補衣物。”武益正說。

除物質保障外，豐富職工的精神生活一直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殘疾職工而言，集團有更加豐富的活動安排。武益正介紹說，該集團每月都要為當月過生日的員工舉辦生日聚會；每年全國助殘日，集團領導層都會與全體殘疾員工一起共話集團發展、暢想美好生活；每年不間斷為員工進行心理健康輔導和全方位體健，為身患疾病的員工提供各種幫助；每年以各種形式獎勵工作表現突出的殘疾員工，激發其工作積極性和團隊榮譽感。

“正因為我們對殘疾員工關愛有加，所以雙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濃厚的團隊精神。”武益正介紹，150名殘疾員工中大部分在集團工作15年以上，有部分員工已經與集團并肩作戰了25年之多，還有20余對員工夫妻雙雙在集團內實現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武益正表示，集團計劃年內擴招300余名殘疾員工，并把這項工作作為集團五年規劃中的重點之一，持續推進殘疾人就業。

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下，企業家該怎么更好地參與扶貧和鄉村振興？這是許多企業面對的問題。

上海恒沁富硒山泉水有限公司總經理覃時元在論壇上坦言，在他看來，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企業最需要做的就是深化產業合作，推進就業扶貧。

“某種意義上說，只有通過發展產業，使得貧困群體收入增加的幅度和速度高于其他群體，那么緩解相對貧困就是可期的。當前，增加就業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脫貧方式。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僅浙江省就有40多家企業在恩施投資，吸納貧困人口就近就業7000余人。”據覃時元介紹，上海恒沁富硒山泉水有限公司堅持在水源地湖北恩施原產地建廠、原產地生產、原產地招收工人，為當地解決就業，助力扶貧、穩定脫貧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作為企業，在解決自身生存發展問題之外，還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而解決就業的問題，就是企業應該承擔的首要社會責任，更是立足之本。”覃時元提出，未來在建立解決相對貧困機制的進程中，企業要盡可能多地提供就業崗位，這可謂解決貧困的有效途徑之一。

在他看來，除了積極提供就業崗位，履行社會責任，還有一個最直接、最樸實也是最有效的辦法，那就是攜手慈善組織開展慈善捐贈。

恩施作為鄂西貧困少數民族地區，脫貧離不開黨和政府的領導與推進，更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覃時元強調，公司在積極助力恩施脫貧攻堅的同時，還想向當地百姓鄭重承諾、向社會承諾，恒沁每銷售一升水，將攜手慈善組織捐獻0.2元作為恩施扶貧基金。

“持之以恒，沁人心脾，我們恒沁人也必將成為為國家扶貧攻堅、鄉村振興貢獻力量的有用之人。”覃時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