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先生《秦漢與羅馬》一文，是他繼《戰國與希臘》之后，又一篇關于中西歷史比較的力作。這篇文章對秦漢與羅馬兩大帝國進行比較，探究“為何兩大政治體具有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卻又走出了不同的路徑和不同的結果？”

潘先生文，圍繞兩大帝國體系的運行及其歷史“時運”，勾勒了不同的興衰軌跡。我們常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潘先生更加關心的是，羅馬也非“毀于一旦”。在他看來，羅馬帝國的發展蘊含著一系列結構性的缺陷和致命性政治疾病。在區分兩個帝國的根本性分野上，作者沒有排除仁慈與殘酷、善與惡的道德因素考量，但我更看重的是文章高度重視國家的組織目標和組織體系的形成，重視對政治制度和權力運作邏輯的比較分析。

沃格林在他著名的《政治哲學史稿》中，曾這樣談及羅馬：“為了理解接下來數百年中（指羅馬的興衰）演化出的那些概念的基調，我們必須明了權力結構徹底脫離人民這個根本性的事件。對比這樣一句抽象的評論，潘先生的文章則借助于更加豐富的歷史經驗素材和中西對比優勢，給出了有關帝國權力運行更豐富具體的分析。

第一，關于權力運行的目標。任何政治體系都需要國內重大利益的均衡與平衡，需要國內的“治理”。潘先生注意到，漢帝國盡管沒有擺脫土地兼并的現實，但是其中央權力立足于創造有助于消除“貴族”因素的權力結構（例如“推恩令”的實施），探索了以財政制度為核心的宏觀調控制度，抑制豪強。相比之下，羅馬的政治體系從其初建就沒有調節土地兼并的意愿和能力，缺乏有效處理內部社會沖突的行政機制，而是選擇了外向“殖民”的方式和路徑，殖民成了消除內戰最好的安全閥，也成為政治平靜與穩定的關鍵安排。

憑借它的殖民成就，羅馬帝國獲得了偉大的威望，但是也使得政治單元的內部結構——這在希臘時期曾被廣泛視為政治領域的核心主題——退居次要地位，政治不再看作是一個明確的共同體內部事務。在潘先生看來，如果說中國政治體系運行的總體目標相對來說更加圍繞帝國內部事務和人民需求而來，那么羅馬帝國則將國家權力體系的平衡與鎮靜，建立在一個無止境的殖民欲望競爭基礎之上，雖然暫緩了政治斗爭，卻加速了政治權力的離心力與惡性的政治軍事競爭，使得帝國組織以及帝國的精英階層逐漸失去了對內部事務和治理系統的關切，從而也加速失去了他們同羅馬大眾之間穩健的聯系。

我認同文中所描述的這樣一種差異化的歷史現象，但更傾向于從權力運行的歷史結構的角度來加以理解。相比較于漢帝國所處的歐亞大陸東部所構成的相對統一、獨立、封閉的整體地理環境，羅馬地處歐陸西段，地中海世界的復雜地理族群構成和戰略競爭的環境，是人類政治文明中比較早的復雜“國際體系”。外部戰略環境的差異，對帝國權力運行的目標導向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羅馬治下和平” (Pax Romana)形成的前提條件。

此外，羅馬帝國的權力運行的特點，造成諸如核心精英階層的腐壞等災害，但這些政治場景及其帝國權力運行方式的變化，實際上也是西方政治領域的早期政治實驗。正如沃格林所觀察到的，這個由羅馬所塑造的群雄擴張的地中海世界，在政治層面極大拓展了西方關于“寰宇”（orbis terrarium）的概念，即所有國家的政略都必須考慮權力主體所處的廣袤地理政治空間，這里包含了大陸與海洋，中心與邊緣，以及國際政治空間領域的魑魅魍魎。就這一點而言，中國的帝國統治者們，可能又經歷了許多個世紀才有所領會。

在復雜的地中海世界里，圍繞著軍事、科技、金融交易等，還產生了一系列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深遠的歷史現象和政治物種。文章指出“羅馬創造的地中海世界里，產生了大量克拉蘇式的金融販子、包稅人、奴隸販子，他們投資羅馬政治。”潘先生似乎更加重視這些羅馬新生事物在帝國政治腐化中所發揮的“毒瘤”作用，但是他們也可能是現代意義上復雜性金融體系雛形的創造者。

第二，關于權力運行的機制。羅馬與漢帝國的精英集團都在形式上牢固掌控著帝國權力，但似乎漢帝國更加洞悉如何長期有效地經營和維護權力。在潘先生文中，討論最多的就是支撐羅馬帝國權力系統的“鐵三角”：元老、軍頭與財閥，但它們卻成為帝國滅亡的加速器，這個貌似穩固的上層政治聯盟，真正的危險不在于缺乏同人民分享權力的任何意愿，而是在內部“誰應當擁有權力”這個問題上，充斥著極大的隨意性。

相比而言，漢帝國的精英似乎更加洞悉維護大一統的奧秘，在潘先生看來，第一，漢帝國精英最清楚帝國的上層與基層如何結合，因為他們創造了郡縣制的高效運作方式，第二，他們最明瞭庶民的需求。這里基層與上層的結合機制主要仰賴于秦漢時代開辟的郡縣制的運作，以及仰賴郡縣制所提供的制度工具在基層進行的精細化行政。

漢帝國對從秦帝國那里繼承來的官僚制體系進行了改造，設計出了簡約化的官僚行政體系配合宏觀調控的制度設計，以此確保中央權力對基層最小程度干預的同時，還可以換得“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但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漢帝國保持上層與基層結合的唯一方式并非僅止于保護小農經濟的安全與自由，帝國執政精英似乎還學會了以各種方式同基層社會分享權力，兩漢時期曾是鄉黨及士人階層形成的重要歷史階段，士風的修飭在兩漢成為重要政治現象。漢帝國以相對較低的財政投入和制度成本，完成了維系一個地域異常廣大的帝國的治理任務。

根據潘先生的分析， 帝國后期，執政團體與軍頭聯盟像“走馬燈”一樣變換，政治體系運行的隨意性持續增大。從潘先生的描述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這一時期的政治體系充斥著嚴重的失重感，這種失重感幾乎完全超越了權力集中表面所形成的針對統治集團的恐懼感。

第三，關于政治秩序的構造。羅馬政治上的成功常被視為其獨特的“共和”基因，即它分別融合吸收了王權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優勢。但是潘岳先生對這一西方主流政治敘述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羅馬政治體系中實際參政人數極少，只有極其富裕的階層才能參與帝國的運作，在大多數時期，羅馬的政治穩定不得不依靠于少數政治家的權術加以維系，而一旦這種權力游戲玩不下去了，赤裸裸的權力游戲與武斷的軍事自由邏輯就登場了。

相比較于羅馬，漢王朝政治體系的特征似乎更加難以進行清晰準確的描述，但潘岳激烈批評了對中國古代政體的這種“東方專制”式的傳統敘述。他提出，大規模政治體的長治久安絕不是建立在純粹威權之上，必須是各群體各階層對道統的內心認同，“中華道統”是對任何政治體系運行的唯一性規范選擇，是確保政治穩定的價值根基。

盡管潘先生對于什么是“道”沒有給出十分清晰的概括，但他列數了支撐帝國體系平穩運行的一系列政治理念與治理機制，他提到了漢代的基層察舉制、監察制等，它們成為激勵各層面精英持續參與帝國基層事務的關鍵制度安排。我的理解，相比較于羅馬體系中的上層“制衡”，漢王朝體系的穩定性似乎建立在一個更加復雜、精密的權力平衡系統之上。它的重心不在于帝國頂層橫向之間“硬權力”系統的制衡或制約，而在于遍布于帝國體系中縱向和橫向之間復雜交錯的結構性制約與總體平衡。

我不否認潘先生所堅持的政治穩定性仰賴于“道統”，但我們仍需注意到，觀念可以產生一個群體或一個系統，但是管理一個群體和一個系統卻無法完全依靠觀念的力量。兩漢“士風”的形成，鄉黨與士人的團結，這個風氣的形成也難說不是一個“集團性”的政治現象，維系和激勵漢帝國復雜的社會平衡系統，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與制度成本。與此同時，我還相信政治穩定更大程度上源自于可預期與有效性。對愉悅和榮譽的追求是任何政治系統穩定性的通用貨幣和懸賞機制，以及可以由此推導出來的一般性行為邏輯。政治系統的穩定平衡，最基本的是要對這些通用貨幣、深層次的穩定機制以及一般性行為邏輯的尊重，而在這方面，我們的古老帝國到底擁有何種經驗，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關于政治系統的主宰。羅馬帝國同漢帝國都擁有一個相似的政治主體：皇帝。羅馬的皇帝制度沒有能力防止自由軍頭政治和利益集團政治，漢帝國的皇帝則通過結構性地集權（即文章探討的躬耕基層政權、建立復雜的國家體系與牢固的基礎權力）較好解決了這個問題。漢帝國的皇帝制度在克服軍事集團和利益集團政治方面，無疑留下了重要歷史經驗。

但是潘先生的文章并沒有進一步探究這種差異性的原因。如果我們借用張五常的一個概念來理解，中國的皇帝制度在減少內部利益集團帶來“租值消散”效應方面似乎發揮了更顯著的效用，皇帝制度成了防止公共價值被特殊利益集團侵害的一套關鍵制度安排。

作為羅馬政治系統紊亂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皇帝制度在大多數時期沒有提供有約束的競爭，這是解釋兩個帝國分道揚鑣的關鍵變量。政治秩序的核心是政治系統的穩定性，而不是政治權力是否集中或是否具有高度的效率。事實上，無論是羅馬還是漢帝國，政治穩定的根源都來自各種公開或隱匿的穩定性機制。

潘先生文討論了兩漢之初的“無為而治”，但文章并沒有詳細討論它在政治上的意義。事實上，從無為的角度來看，如果一個制度充分尊重歷史生成的穩定性機制，或者權力受到穩定性機制一定程度的制約，皇權制度才可以獲得長期運行。憑借這個尊重，至少可以獲得政治體系長期運行的時間優勢，如果可以運行到超過幾代人的自然生命，那么這個政治系統自然有足夠的冗余時間和平穩心態處理一些政策困境或風險挑戰。

換句話說，漢帝國贏在了權力的相對無為與漫長的時間優勢。“無為而治”的政德，本質是反對偶然性與隨意性，后者是以皇帝制度為核心的政治安全的最大敵人。但是不管是漢帝國還是羅馬帝國，內外危機都助推了權力運行趨向高度集中，隨之出現了任何政治組織都可能出現的自然反應，政治系統最終被隨意性拖垮。對此，需要重新強化新的儀式與制度化安排，對權力集中的內在隨意性進行限制，這就是我理解的兩個帝國政治體系留給后世的最大政治遺產。

（作者樊鵬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