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許多國家給予中國人民道義和物質支援，很多國際友人作出寶貴貢獻。不少人既是中國抗戰歷史的見證者，更是中國革命的參與者，甚至把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讓我們一起重溫他們走過的抗戰歲月

愛潑斯坦 情系“人民之戰”

記者 李 琰

一個采訪過從中國最高領導到普通百姓的國際記者，一個目睹了中國20世紀巨變的見證者，一個將自己的命運融入中華民族沉浮之中的參與者，一個為宋慶齡撰寫最權威傳記的作家。他，就是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和愛潑斯坦志同道合、相濡以沫20年的黃涴碧老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解釋道：“每當艾培（愛潑斯坦的昵稱）被問起為何要留在中國，他總是毫不遲疑地說，‘我愛中國，愛中國人民，中國就是我的家，是這種愛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愛潑斯坦的父母是革命者，1917年，年僅兩歲的他隨父母離開祖國波蘭，流亡到中國哈爾濱，3年后在天津定居。彼時的中國內戰和饑饉導致民不聊生，殘酷的現實沖擊著愛潑斯坦稚嫩的心。后來，中國青年學生與廣大群眾的抗日救國大潮洶涌澎湃，點燃了他內心醞釀已久的激情。他決意投入這一偉大事業，盡可能為之做出貢獻。

“盧溝橋事件爆發后，艾培當時已經是美國合眾通訊社天津分社記者，立刻投入到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報道中。隨著戰局變化，他奔赴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硝煙彌漫的前線采訪。”黃涴碧老人一邊給記者翻看紀念愛潑斯坦的畫冊，一邊不時感慨丈夫對中國抗戰報道奮不顧身，言語中充滿敬佩之情。

1939年，愛潑斯坦在倫敦出版首部著作《人民之戰》，以第一手的報道和觀察，向全世界展現中國人民抗戰初期的成績。這位24歲的記者在書中堅信“中國人民有著贏得最后勝利的意志和潛力”。引領愛潑斯坦走上革命道路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如是評價：“這是極為出色的戰時新聞作品，是作者懷著同情之心理解中國的希望而寫成的”。

廣州淪陷后，愛潑斯坦應宋慶齡之邀赴香港參加后者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負責國際宣傳工作。他和新西蘭記者貝特蘭輪流編輯出版英文半月刊《新聞通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特別是向世界介紹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以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了解與援助。

1944年，中國全民族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這是十分艱難又顯露勝利曙光的時刻。重慶國民黨當局對革命根據地的多年封鎖，終于被突破。當年5月，愛潑斯坦作為美國《聯合勞動新聞》《紐約時報》《時代》雜志的記者參加中外記者團，深入延安及晉西北采訪，刊發了一批真實反映中國人民抗戰的新聞通訊，國際社會正是從這些外國記者不同角度記錄中國抗戰的報道中，對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重要力量有了更客觀的認知。

延安之行令愛潑斯坦終生難忘。黃涴碧回憶起愛潑斯坦多次和她說到那些采訪：“艾培到了心馳神往的圣地，每天都很興奮，他看到一個充滿生機、朝氣蓬勃，有理想、有目標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心臟’，看到了人心所向。他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以及許許多多為抗戰而奮斗的軍民。他說，延安，使人感到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

在抗日戰爭末期，愛潑斯坦前往美國生活，對他來說這不過是支持中國戰斗的陣地轉移而已。5年時間，愛潑斯坦把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感寫成書，于是《我訪問了延安——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西北解放區目擊記》《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中國勞工札記》相繼在美國出版。“中國實際上成為我寫作的唯一主題。”愛潑斯坦這樣說道。

90載歲月，82年在中國，愛潑斯坦為中國工作了73年，他一直以此為驕傲：“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中，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并躋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

巴蘇華 擁抱“延安的召喚”

駐印度記者 鄒 松

甘泰特醫生的診所并不好找，隱藏在印度加爾各答市南郊的小巷中，多虧路人幫忙，記者終于在街巷拐角處看到那座三層小樓——印度援華抗日醫療隊隊員巴蘇醫生的故居，目前也是加爾各答針灸診療中心所在地。因為熱愛中國，醫療隊隊員都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一個“華”字，中國人民親切地叫他巴蘇華。

出門迎接記者的甘泰特醫生現年64歲，是巴蘇華的學生，他曾多次跟隨老師到中國學習針灸。“老師一生沒有子女，他的夫人2002年去世時把所有財產捐獻給了國家”，甘泰特說。

“很多中國人知道白求恩、柯棣華，他們把生命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我想借中國人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這一重要歷史時刻，向中國朋友講述更多外國友人支援中國抗戰的故事。比如我的老師巴蘇華，他不僅是當時印度援華醫療隊中在中國堅持工作時間最長的醫生，而且是把中國針灸帶入印度的第一人，可以說他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印兩國人民，是兩國友好交流的見證人和推動者。”甘泰特邊說邊翻開印度出版的《延安的召喚》，這本書根據巴蘇華1938年至1943年的日記匯編而成，詳細記述了印度援華醫療隊在中國的奮斗歷程，中文譯本名為《巴蘇日記》。

“我沒有經歷他們那個年代，很難想象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們毅然決然地奔赴中國戰場。”甘泰特翻開一份資料對記者說，“當時我的老師是一名候補隊員，原先選中的那名援華醫生的護照被英國殖民政府扣留，老師需要在兩天內從加爾各答趕到孟買，和其他4名隊員一起乘船前往中國。”

巴蘇華夫人曾向甘泰特這樣回憶：“那時我倆結婚剛3年，有一天巴蘇華跟我說要去孟買出差，幾天就回來，但沒想到這一走就是5年。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來信是一個多月以后，他在前往中國的船上寫信告訴我，他和隊友們要去中國抗擊法西斯。”

在延安的歲月十分艱苦卻令人難忘，特別是當印度醫療隊一行見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時，大家都被領袖們樸素的生活以及昂揚的革命斗志所打動。“記得老師對我說，他們一到延安就明白了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真正帶領群眾抗擊日本侵略者，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能以身作則，用最質樸的語言、最踏實的行動去聯系廣大人民群眾。”

1942年，柯棣華在中國病逝，其他3位醫生也因病回國，印度援華醫療隊只剩巴蘇華一人。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巴蘇華仍不忘使命，盡力在抗戰前線救治傷員并傳授醫術。甘泰特記得他隨老師1978年回到延安訪問時，當地年長一些的人都知道“眼科大夫”，巴蘇華當年的專科就是眼科及耳鼻喉科。

巴蘇華回到印度后很快成立柯棣華大夫紀念委員會，繼續致力于中印友好交流。“1952年，巴蘇華在加爾各答的診所開業。1957年，巴蘇華率領柯棣華大夫紀念委員會代表團應邀訪華。”甘泰特向記者說，“正是從那時起，巴蘇華找到了新的事業發展平臺——針灸，老師認為針灸非常適合在印度發展，當時印度很貧窮，缺醫少藥，而針灸治療簡單高效，印度人一定會接受針灸。”

1973年，巴蘇華以柯棣華大夫紀念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再度訪華，這是當時中印兩國政府之間一次難得的友善跡象。甘泰特抬頭看著墻上老師的畫像，動情地說：“他的一生都沒有離開中國。”

米勒 沖到前線救傷員

記者 崔 寅

漢斯·米勒，德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在瑞士巴塞爾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后，來到中國積極投身抗日戰爭。他曾跟隨八路軍轉戰太行山，參加過百團大戰，在抗日前線挽救了無數傷病員的生命，被譽為“杰出的國際主義白衣戰士”。

“讓我談談米大夫，好啊！”記者和米勒的夫人、日本國際友人中村京子通過電話后得知，原來大家都稱呼他“米大夫”。

“米大夫是在中國抗日前線工作時間最長的外國醫生。”談及自己的丈夫，中村老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米勒高中畢業。有一天他和伙伴們驚奇地發現，德國上空的旗幟換成了法西斯標志，擁有猶太血統的他，不得不選擇離開德國。米勒來到瑞士巴塞爾大學學醫，在這里他結識了中國同學蔣兆先。從這位中國好友口中，他得知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的種種暴行，中國軍民抗擊侵略的英勇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博士畢業選擇前程之際，米勒拒絕了去南美開個人診所的建議，24歲的他只身遠渡重洋，堅定地前往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中國。

幾經輾轉，米勒終于抵達延安，見到毛澤東后，他堅定認為，“法西斯當下的確很猖狂，但一定會被打敗”。中村告訴記者，起初米勒被安排在延安的國際和平醫院工作，他卻待不下去。抗戰那么激烈，前線那么多傷病員需要救治，“讓我去前線吧！”

米勒再三懇求，終于如愿以償，1939年和由巴蘇華、柯棣華等人組成的印度醫療隊前往太行山，米勒加入八路軍129師，并參加了百團大戰。戰斗激烈的時候，米勒一天要救治上百名傷員。

前線的艱苦、辛勞和危險，今天難以想象。“當時，哪有做手術的條件啊！門板作擔架，老百姓的家就是手術室，手術照明靠的就是蠟燭和煤氣燈。”據說，米勒從瑞士帶來的一套手術器械，是當地唯一一套完整醫療器械。

抗日前線環境特別艱苦，吃不飽肚子，缺醫少藥，米勒努力克服，甚至帶病堅持工作，直到累暈過去。可是他卻把小米、雞蛋分給重傷病員，堅持說“我不需要”。最終，米勒感染瘧疾，高燒不退。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米勒昏迷了4個星期。沒有西藥，老百姓就用山上采來的中草藥為他救治，命大的米勒終于活過來了。

在返回延安穿越危險的日軍封鎖線時，米勒的手術器械丟了。“這套手術器械不知救治過多少人哪！米大夫心疼得不得了，仿佛丟了自己的孩子。”中村告訴記者，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中，米大夫沒能再添置過一件必需的醫療用品。

“米大夫是家里獨子，他們一家三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米大夫高中畢業被迫離開德國，竟是與父母的永別。抗戰期間，母親從德國輾轉來到上海找兒子，然而最終也沒能和當時正在抗日前線治病救人的兒子見上一面。1974年我們第一次回德國，米大夫的父母早已不在。”米勒堅持正義的崇高理想，一直讓中村欽佩無比。

米勒和他的家庭遭受了法西斯的殘害，但他不是一個消極的避難者，而是更積極地投身反法西斯戰爭，并加入到斗爭最前線。米勒曾經說過：我能夠參加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盡一份力量，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年代里，我又能把自己的知識和力量同中國人民辛勤勞動融為一體，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

王安娜 打通物資運輸線

駐德國記者 管克江

納粹暴政下的正義斗士、中國外交家的革命伴侶、支持抗戰的八路軍少校、宋慶齡的得力助手——集這些身份于一體的，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已故德國友人王安娜。近日，本報記者專程前往漢堡拜訪了她的兒子王黎明，聽他講述母親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的不平凡經歷。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澤·施瓦茨，1907年生于德國西普魯士。青年時代在柏林大學攻讀歷史和語言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31年起她參與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活動，兩次被捕。1935年她同中國留學生王炳南結成伴侶，并起中文名王安娜。1936年，她隨王炳南回到中國。

王炳南的父親和西北名將楊虎城有歃血之交。回到故鄉西安，王炳南積極交往各方人士，做楊虎城的統戰工作。王安娜則勤奮學習中文，熟悉中國環境。不久，王炳南夫婦應楊虎城之邀前往上海，在那里王安娜生下兒子王黎明。她后來在回憶錄《嫁給革命的中國》中說，“黎明”預示著新時代的開始，而這正是他們的希望。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王安娜決定帶著兩個月大的兒子，去西安尋找先期返回的王炳南。在那里她目睹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決心：“我在市中心古老的鼓樓上看到士兵、學生和工人的隊伍，浩浩蕩蕩。無數農民握著舊式步槍和傳統的紅纓槍，組成了威武雄壯的隊伍，正在通過城門向前行進。星星之火一經點燃，頓時燃成熊熊火焰，這是值得驚嘆的！”

抗戰全面爆發后，王安娜更加熱情地投入支援抗戰的工作。她以中國紅十字會員等身份，負責對傷員和難民的救援活動。王安娜還參加了一個宣傳委員會，向在中國的外國人以及海外進行有利于中國的宣傳。她撰寫的德文宣傳冊《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兵》最初在上海發行，上海被占領后，宣傳機構遷到漢口，又出了英文版。在漢口，她又寫了第二本小冊子《日軍對上海工業的破壞》。王安娜廣泛進行的抗戰宣傳工作，得到了周恩來的很高評價。

1938年12月，王安娜接到周恩來親口交代的特殊任務：“……前幾天，運往西北去的大量醫藥用品、野戰醫院的設備和X光透視機，已經運抵香港的保衛中國同盟。這些物資現在全部要經過印度支那（現為越南），裝船的話太慢了。……因此，我想請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幫幫孫夫人（宋慶齡）的忙。如果你能接受這個任務，那我們太高興了。”

因為戰爭，越南海防港口堆積了大量需要運到中國的貨物。海防港的法國海關官員原本悠閑的日子突然變得忙碌起來，于是他們把滿腹牢騷遷怒于中國人，在關口故意刁難。王安娜以保衛中國同盟代表的身份到達海防海關，由于她會說法語，海關官員態度立刻發生轉變。當聽說王安娜會講德語時，那些來自阿爾薩斯地區會說德語的法國人態度更加親切起來。于是，王安娜的所有行李都順利地蓋上了通行印記。次日，她帶領保衛中國同盟的物資車隊取道河內前往中國。王安娜一到龍州，就接到八路軍辦事處的電報，要她立即返回海防，又到了一批新貨物。此后幾周，王安娜頻繁地往返于海防、東丹直至龍州一線，給保衛中國同盟和八路軍護送物資，她也成為中越邊境知名的“王太太”。

王安娜雖然不是共產黨人，但她為中國抗戰所做的貢獻不可磨滅。王黎明說，1989年母親去世后，他發現了宋慶齡幾十年來寫給母親的數百封信，其中許多具有重要史料價值。仔細閱讀這些信件和母親的回憶錄，他越發敬重和愛戴自己的母親，也深深為革命先輩的理想信念和無私胸懷所感動。

《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20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