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事業歷來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就近代史來看,留學事業一直影響到中國的教育現代化,影響到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命運。

1978年鄧小平同志以前瞻的戰略眼光,作出了恢復和派遣留學生的重大決策,由此開啟了我國當代教育對外開放的大門。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留學事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教育工作,對留學工作非常重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比如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留學工作要適應國家發展大勢和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統籌謀劃出國留學和來華留學,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培養造就更多優秀人才,努力開創留學工作的新局面。2019年3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巴科時指出,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增進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礎。

我們要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作為新時代,特別是疫情背景下留學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根本遵循,把統籌謀劃作為一個戰略思路。2016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曾經印發了《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工作對外開放的若干意見》。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個部門再次印發《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

疫情背景下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但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我相信,疫情對出國留學的影響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由世界教育追趕者向并跑者發展的過程特征沒有變,我國推進教育對外開放的基本出發點沒有變,教育對外開放的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需要做的是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保持改革開放的定力,發揮中國最大消費市場、最大留學市場、最大人才市場的潛力。

而如果美國試圖將教育政治化,單方面改變教育政策,特別是留學生政策,那最終受到損害的是美國自己。它不會吸引到世界上最優秀的生源,最優秀的人才,而這些生源和人才,將會轉移并流失到其他發達國家。事實上,美國國內的執政黨與在野黨,政府與社會,政客與民眾,政府與大學以及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對留學政策的看法和立場并不完全一樣,也有力量與美國政府逆潮流的政策進行博弈。

要解決留學人員因疫情影響,無法按時接受國外院校學習等問題,需要著眼長遠,要在“留”“回”“去”三個方面,提供制度供給。

第一,在目前留學教育的供需兩端情況還不太確定的情況下,外交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在作出具體決策前,首先應該對擬回國的留學生及其家長進行深入地調研,全面準確地了解他們的實際需求。在此基礎上,再來看一看政府應該做什么和能夠做什么。這些方面有學者建議,我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應該將海外高校關于入學政策、授課方式等留學生關心問題的最新信息及時匯總,反饋到國內來,并與留學生及其家庭快速了解最新進展,減少他們的焦慮。同時也應該幫助留學生協調諸如部分海外高校由于各種原因取消我國留學生入學資格之類的矛盾等。

第二,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出臺相應政策,對凡是愿意回國繼續學習的留學生,根據其自身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實行轉學,對研究生層次和本科層次的留學生,參考其原來所讀學校的情況,提供合適的選擇方案,經過一定形式的考試考核,分別轉學插班到相應的學校繼續學習完成學業。對原來就在社區大學,一般專科院校學習的留學生,提供合適的選擇方案,經過一定形式的考核,進入國內相應層次和專業的高職院校學習。

第三,建議國家外交、教育等行政部門對于希望現在繼續留在國外學習,但是又因為疫情而無法進行線下或線上學習的學生,給予相應的協助或提供便利,協助他們聯系到國內相應對口的學校學科專業,繼續完成學習任務,以體現國家的關心、關愛、關懷。

第四,由于轉學、插班、免試入學等政策措施,涉及國家有關政策法規的調整,涉及一些既有政策規定的調整,需要盡快地處理。這個可以通過相關的行政部門調整政策,甚至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采取釋法或作出有關決定等方式解決。比如對2004年被教育部廢止的原國家教委1990年出臺的《關于出國留學生回國學習有關問題的通知》,這類部門規章制度,其中好的內容,當年的有關改革創新的好措施,還是應該保留下來,可以重新以某種規章制度的方式發布實施,這是對于政策進行一個調整。

至于涉及更高層次的有關法律法規,特別是一些教育法律法規,可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作出授權國務院在某些地方暫時調整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等形式,選擇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漢、長沙、西安、廣州、沈陽、成都等高等教育資源比較集中的高校作為試點省市,暫時調整相關制度的有關規定。還可以在今后修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學位法(原《學位條例》)等法律時,一并予以調整。

總之,我們要對未來留學生出國和回國學習等問題做統籌規劃,借解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新困難、新問題的契機,盡快調整相應的政策,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建設更加有利于全面對外開放,有利于培養、造就各類高層次人才的,與國際接軌的留學和轉學等制度。

(作者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長,華中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