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十分重視荀子，多次帶學生系統研讀《荀子》文本，還在2013年寫過一篇《賢能政治：儒家政治哲學的一個面向——以〈荀子〉的論述為例》。在我看來，荀子所處時代，處于許倬云先生所提出的“新型國家”建立的前期。判斷一個思想家的偉大程度，要看他能否對自己所處的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有清醒的認識，并建立起獨特的“歷史意識”。荀子肯定屬于這樣的人，他極大地豐富了儒家思想的層次性。

為了在其“歷史意識”中貫徹儒家的價值觀，荀子認為“君子必辯”(《荀子·非相》)。他批評墨子太注重功用，批評惠施、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儀”(《荀子·非十二子》)等等，同時，他還必須反思儒家內部不同的思想傾向。引人關注的是荀子也批評了孟子和子思，認為他們“略發先王而不知其統”，指出孟子、子思之言會令人誤解為孔子之意而貽害后人。

在荀子這里，他對儒家傳統當下意義的認識集中體現在“先王之道”和“法后王”這個議題上。有人說，強調先王是儒家的傳統，而“法后王”則是荀子的創見。或者可以說“法后王”是荀子試圖處理在堅持“先王之道”的前提下儒家如何進行“現實性變通”，也就是說，要“修百王之法若辨黑白，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儒效》）。荀子提出了“效能性”的標準，即以不同的效能來區分“儒”之成色。

作為傳經之儒，荀子當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價值，但身處齊、楚這樣的爭霸之國中，尤其是主持稷下學宮這樣的辯論中心，荀子具有比孟子更為接地氣的現實關懷，他不再否定諸侯們保衛自己領地的努力，他也不再拒絕承認功利目標的合理性。的確，在那個時代氛圍中不能帶來現實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會被時代所拋棄。

荀子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即是秦國，該如何理解這個迅速發展起來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創新或吸收別國創新成果的國家呢？雖然我們并不能在《史記》的荀子傳記中看到他入秦的記載，但在《荀子》中我們則可以看到他與秦有關的記載。首先在《儒效》中記載著他與秦昭王的對話。秦昭王直接對他說，儒家對于治國沒有幫助。類似的質疑我們在商鞅游說秦孝公的時期已經見過了。但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樣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而是強調儒家具有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效果”。儒家對于自己的道德品質有內在的要求，這使得儒生不會被貪邪之道所左右，必然會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不過秦昭王接著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儒家若成為一個“人上”該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荀子雖然強調了禮法并重的意思，但更為強調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堅持認為政治合法性來源于王道，而非暴力獲取，“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很顯然，在荀子這里，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治理天下，必須以天下為公的態度，推行王道政治。

在《強國》篇中，記載了有人問他對秦國的認識，這可知荀子對秦國的秩序有其親身經歷。(對此過程，潘岳先生做了文學化的描述:“公元前269至262年之間，60多歲的荀子，一邊觀察一邊記錄，穿過秦國座座鄉邑城鎮，一路走入了都城咸陽。”)荀子回答說：秦國地理環境優越，物產豐富，是“形勝”。而“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認為百姓的生活方式簡樸有古風，尤其是對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現，大加贊賞，認為他們恭儉、敦敬、忠信。士大夫則能夠“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黨。朝廷也有決斷力，從治理國家的方式上看，秦國可以作為一個表率。但是，若從更高的標準來看，亦及從“王者之功名”的角度，則秦有所欠缺。荀子特別區分了一般性的治國和王天下的差別，也就是若你只是要建一個強大的國家，那么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但要平天下，則需要純粹的先王之道的標準，這是秦國之所短。

的確，秦國采用耕戰的方式擴大領土、組織生產，破除等級制度，鼓勵靠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社會地位，這都是秦國統一六國的重要制度創新的優勢，但要“一天下”，讓天下人歸往，則需要“價值的感召力”。秦二世而亡，體現了荀子的眼光，也就成為漢儒試圖以儒為主統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輔的社會秩序的濫觴。

荀子被后世儒家詬病的地方，除了他主張性惡論之外，就是他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韓非。司馬遷說李斯、韓非曾經跟荀子學“帝王術”，這應該是荀子在楚國的時期。因為李斯覺得楚國難以實現他的理想，而六國則顯出了衰敗之相，所以他辭別荀子，要去秦國尋找機會。在辭別之時，李斯也體現出他對于“歷史時刻”的認識。他說：他必須把握住一切機會。在秦國要吞并天下的時候，也是布衣之士發揮其能力并獲得成就的好時機。他說，這個社會普遍看不起卑賤之人，鄙視窮苦之士。“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讬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由此可見，李斯之游說秦王，一方面是他看到秦國為了其大目標需要吸納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則是要改變自己的處境。

李斯和韓非都是對“歷史時刻”有充分認識的，韓非推進了荀子的歷史觀，并否定了荀子的“先王之道”，他提出“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力氣”。認為先王之道對于上古可能是適用的，但在這個競爭時代，主要靠“力氣”。韓非雖為秦始皇所欣賞，但他并沒有獲得治國之機會，而李斯抓住了將他的“歷史意識”現實化的“時運”。在秦統一六國之后，如何確定國家治理體制的爭論中，有人主張恢復分封制，而李斯并不認為基于血緣的封建秩序能夠“持續發揮效能”，所以主張實行郡縣制。李斯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議，認為天下初定，如果再分封諸王，則會為未來埋下爭戰的禍根。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最終形成。

李斯和韓非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更為相信權力（勢）和術（御下之術）在統治中的作用，而否定了道德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意義。實踐證明了這樣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而從某種程度上看，漢儒是對荀子的儒家現實主義的回歸。我們并不能將荀子的隆禮尊法看做是儒法的合流。從某種意義上，秦以后的列朝，雖然大一統的秩序得以建立，但其核心的理念則是“國”為其根本追求，而“平天下”只是一種虛設而已，或者只是家天下的一種“掩護性表述”。由此，若我們要從荀子的角度來重建儒家的理想，則需要重溫荀子對于“國”和“天下”的區分，因為對于“平天下”者，我們則依然要堅持“道德理想主義”，在此一點，孔子和孟子、荀子則是一脈相承的。

荀子在《正論》中說：“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我們現在正經歷新的“歷史時刻”，這個時刻即是在全球化時代如何理解中國的“歷史使命”，這就要求我們突破“小道”“小力”，而追求人類之公共福祉。荀子相信圣人可學而致，我們每一次對于自己的局限性的突破，都是對天下情懷的接近。而如果沉淪于依賴于術勢的統治術，則是“坐井觀天”的自縛之道。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