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社會治理是保持社會和諧穩定、讓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和保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當中，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為我們在新時代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

近日，全國政協社法委“提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點問題”專題調研組先后召開4場座談會，在北京聽取情況介紹和意見建議，對上海、浙江、重慶、江西和杭州、深圳等地開展視頻調研，共有來自黨政部門、基層單位、社會組織56個單位的同志和基層群眾代表88人參加座談。全國政協副主席汪永清出席并講話。

這是一次面對面、屏對屏的深入交流與討論。視頻調研座談會上，委員們了解了黨中央決策部署在各地的落實情況和生動實踐，深刻感受到中國社會治理的成就、優勢和潛力。委員們認為，“十四五”期間要提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關鍵是要把風險治理作為社會治理最重要任務來抓，深入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一系列重要論述和黨中央決策部署，總結好堅持好成功經驗，結合新情況不斷探索創新，加強防范在先、發現在早、處置在小體制機制建設，構建平安有序又充滿活力的社會治理格局。

老百姓的“小事”就是“大事”

“從上海的實踐來看，社會治理中的99%的事件通常都是在基層解決。”視頻調研座談會上，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提到這樣一個數據。

基層的問題和矛盾看似是“小事”，但在老百姓眼中往往是關系每個人切身利益的“大事”，自主、自治解決基層矛盾糾紛，是杜絕小糾紛演變為大問題的關鍵。因此，抓好基層治理對于防范風險很重要。“要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的重心向基層下移。”在介紹情況時，中央政法委相關負責同志如是說。

會上，多位地方相關部門負責同志不約而同提到“楓橋經驗”。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現在，這一經驗正在浙江生根開花。

今年的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了浙江省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這是一個老百姓遇到問題能“找個說法”的地方，浙江省安吉縣政協主席趙德清說，當地把縣鄉村三級矛調中心建設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牛鼻子工程來抓，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鎮，難事不出縣、矛盾不上交”。

浙江省委政法委副書記朱恒毅介紹說，浙江省以縣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建設為牽引，探索推進社會治理領域“最多跑一地”改革。中心能提供接訪、訴訟、調解、勞動仲裁、行政復議和公共法律等服務，并發揮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等非訴的解決方式優勢，努力把矛盾糾紛化解在成訴、成訪之前。今年上半年，全省縣級矛調中心共接待群眾近66萬人次，化解矛盾糾紛成功率達94.6%。

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更好地加強和改善民生，才能從源頭上防范社會風險和矛盾糾紛。

深圳市委政法委一級巡視員胡建農介紹說，當地通過暢通訴求渠道、舒緩民意來做好基層的服務工作。比如政府在出臺重大公共決策和進行立法前，盡量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近年來我們引入了微信聽證模式，在舉行的12個立法項目中，微信聽證會共收集到有效的意見4700多條。”胡建農說，深圳還下大力氣補齊民生短板，并通過百姓可以點單的“民生大盆菜”等形式，4年來支持5萬多項民生微實事項目，投入資金54億元。

在改善民生方面，許多地方都作出了積極探索。江西省新余市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張健介紹說，當地由市委書記、市長帶頭，帶動領導干部“包案”化解矛盾問題，實行項目化管理、可視化呈現，縣鄉村三級對標對表同步推進，解決了一批老百姓的揪心事和煩心事。上海市浦東新區政協主席姬兆亮說，浦東新區各街道、居村廣泛征集和精心梳理群眾需求，形成需求清單，并精準對接家門口資源，在全區1300個居村全覆蓋建成家門口服務站，各街鎮、居村還發揮獨特資源優勢，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務品牌，比如花木街道的“香梅貼心管家”、東明路街道的“房叔叔下午茶”議事會、塘橋街道的尹華老娘舅工作室等，紓解困難、化解矛盾，有效滿足多層次、個性化的民生需求，構建和諧社區。

會上，這些生動的案例給委員和專家帶來了啟發。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認為，這充分證明防范和化解社會風險需要將關口前移，需要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王海京認為，完善基層治理不可能靠一個部門單打獨斗，需要各個部門和多方力量的共同參與，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社會組織的力量。“社會組織幫助政府開展社會服務，在反映老百姓訴求、化解社會矛盾中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當前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和平臺。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認為，在開放和流動性更強的“大社會”中，傳統的相對封閉的“小社會”治理模式已不合時宜，要進一步探索創新多元化社會治理體系。

“北京有‘朝陽大媽’，南昌有‘鄰里馬甲’”

“……許多非法、違法活動都發生在我們街道工作人員下班之后，有時候上班也是在體制內打轉，社會情況掌握不夠，一旦出現問題，要么不知道，要么后知后覺，小問題往往發展成了大問題。”

視頻調研座談會上，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區南鋼街道黨工委書記成秋林講出了自己心里的大實話。

成秋林負責的南鋼街道的8個社區都是原來南昌鋼鐵廠和氨廠的生活區，是典型的開放式老舊社區，管理難度大。成秋林認為，老舊社區管理手段比較原始、單一，且線性思維嚴重，就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有社區的工作人員還存在做多做少一個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經常是“上面領導著急，下面的同志紋絲不動”。

看到種種問題后，街道想了不少辦法，比如推出“城警聯勤綜治云平臺”，通過這一平臺破解基層工作人員的績效管理難題，還實行了社區鄰里中心建設，推出社區鄰里中心App，有效整合時間和人員力量，實現“上班有人管事、下班有人盯事、出事有人看見、出事有人上前”，打造出“永不下班”的聯勤隊伍。“大事由專業的人管，小事則發揮志愿者隊伍，實現聯民自治、干群共治。我們采取了這些措施之后，在社區實現了自律、他律、眾律的良善治理局面。”成秋林說。

事實證明，“眾律”是有效果的。現在，南鋼街道有“鄰里馬甲”近千人，他們每天都活躍在街道和社區各個層面、各個角落和各個時間段。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鄰里馬甲”在今年防疫過程中參與了累計23萬小時的公益活動，在破解校園周邊環境整治問題上成了一把“金鑰匙”。成秋林說，“我們的目標是：北京有‘朝陽大媽’，南昌有‘鄰里馬甲’。”

從自身工作經驗出發，成秋林建議整合上級各類數據平臺和體系，讓數據得到共享，并重視將前端的分析采集決策和末端執行結合起來。他說，“基層治理真的很重要，‘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基層要面對無數的檢查和工作任務，這離不開一支較好的干部隊伍。但基層干部往往事多、責任大、待遇低。以我們街道為例，街道干部既沒有鄉鎮的津貼補貼，也沒有機關干部的行業津貼，希望上級的資金資源多向基層傾斜，在基層留住人才得有政策上的‘干貨’。”

“基層社會治理應該怎樣用人財物來保障，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聽完成秋林的介紹，皮劍龍委員如是感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甄貞認為，通過“鄰里馬甲”的形式發動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是很有效的社會治理方式，“群眾就在最基層，他們在發現問題、參與調解和處置棘手矛盾過程中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覺得這一經驗是值得學習和推廣的。”

成秋林關于基層社會治理的經驗引起了委員們極大的興趣，他們在現場與成秋林展開了熱烈的交流探討。

“我想提個問題”，全國政協常委、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賈楠說，“您剛才建議將前端的分析采集決策和末端執行結合起來，您能舉例給我們說明一下嗎？”

成秋林回答說：“比如說，某個地方有人肇事，我們要及時去處理，但這個事件通過技術手段可能是可以防范的，可提前對基層工作人員進行預警，讓我們提前防范。但現在往往是我們已經把這個事情處理好了，再向上級填報數據，這樣的數據分析對我們就沒有什么幫助。不過現在市委市政府已經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并進行了改善。”

“基層社會治理要多做事、做好事、少出事，這體現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全國政協常委、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于革勝現場給成秋林點贊。他同時提了一個問題：“基層社會治理的關鍵在于及時回應老百姓的呼吁和訴求，你們在預防、化解社會風險方面做得很好，在為老百姓服務方面是怎么做的？給老百姓辦了哪些實事？能否介紹一下。”

“我們干了很多實事”，成秋林直言不諱地說，“比如剛才提到對校園周邊環境進行整治。有路口的學校秩序比較亂，學校沒辦法管，城管也沒辦法管，老百姓就有怨言。我們街道主動派人去做疏導工作，把這個地方的環境問題解決了，現在大家都說好，媒體記者也來采訪，大學生志愿者還主動到這里幫忙。再比如現在有些老人家購買保健品上當受騙，我們就組織他們來聽金融知識等相關講座，請銀行的專業人士講課，最后那些賣保健品的沒有市場了，也跑沒影了，這就是我說的‘做好事、少出事’。”

基層社會治理要以民生為落腳點，這是委員們的共識。在大家看來，南鋼街道無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

大數據的智慧

創新社會治理，需要搭上大數據這趟時代列車。

“去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上海時，希望上海把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城市運行一網統管，作為提升上海現代化治理水平的牛鼻子工程來抓，努力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上海方案。上海市委市政府認真貫徹、積極推進，取得了明顯成效。”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介紹說。

大數據賦能社會治理的成效，從城市治理的細節就能看出來。徐逸波介紹說，渣土車運行管理是上海城市治理中的一個難點，亂倒渣土車既破壞環境又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為此，上海市通過“一網統管”平臺進行數據分析和視頻監控，及時發現渣土車非法卸土點，城管、公安、綠化市容等部門聯勤聯動執法，有效防止了一些非法卸土現象。上海高樓大廈林立，玻璃幕墻安全監管是城市治理中的一個大問題，為了做到預防在先，上海市對樓宇結構和環境因素進行大數據分析，對可能出現剝離破損風險的大樓予以重點關注，提前采取措施，在去年防范利奇馬臺風中發揮了“預防在先”的作用。

在助力社會風險防控方面，上海有“一網統管”，杭州有“城市大腦”。杭州市委政法委副書記江成器說，杭州市以“城市大腦”建設為抓手開展數字防疫，推出“一圖一碼一指數”，科學應對新冠疫情防控。此外，還利用“城市大腦”保障城市安全，比如構建了集視頻監控、災害感知、信息發布、公共廣播等功能于一體的自然災害應急管理體系。這次在南方城市的梅雨汛期，他們通過云平臺、安全碼、AI模塊、VR全景地圖等技術，及時掌握水情的運動區域和變化趨勢，同時對一些重點地區發布警示，合理控制泄洪量，實行調配管控。在這次汛情期間，杭州市目前無人員傷亡，沒有橋梁垮塌，沒有發生重大事故。“我們建議把數字化治理的軟硬件建設作為城市的基礎設施納入‘十四五’規劃，加快推進政府數字化步伐。政府部門要實現數據資源的統一整合和利用，同時要對各部門的源代碼實行有序開放。”江成器說。

為了提升社會治理和風險防范的效能，杭州西湖區三墩鎮受個人健康碼的啟發開發推出了平安碼，把近1.5萬家企事業單位、4萬余套出租房、在建工地以及21個大型商超基礎數據整合在一起，對應生成二維碼，并通過基層網格員實地走訪、現場核對、就地交接，實現了一企一所一碼全對應，賦予平安碼信息整合、平安檢查、風險防控等多方面功能。三墩鎮黨委書記董威介紹說，“我們設計了樓宇企業、延街店鋪、危險物品生產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建筑工地、出租房、重點治安場所、人員流動場所等八大應用場景，從風險防范的核心要點出發，通過業主掃碼自查以及人員下沉檢查相結合的方式，完成數據采集。同時，生成問題清單，通過短信點對點發送給業主，業主也可以通過公眾號開設的平安微碼模塊查看檢查記錄，上傳整改情況和問題反饋。”董威認為，傳統的社會治理手段已經不能適應防范風險的要求，要通過數據共享實現治理區域、治理領域、治理機制的互聯互通。

委員們認為，當前很多數據資源分散在各個部門和各個地區，這是非常豐富的資源和礦藏，也是現代化社會治理的基礎。但是這些數據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談到數據共享，賈楠常委說，“我是搞統計的，我們的數字資源很多都偏重于綜合數據和匯總數據，是宏觀的數據，而現在的社會治理是‘微治理’，要關注到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和家庭，這些信息資源如何為現代化社會治理服務，如何通過大數據技術提升社會治理的精準化水平，這是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賈楠建議提煉總結通過大數據實現精細化社會治理的方式和經驗，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來，使數據的整合與共享不隨著主管部門負責同志的變動而終結。

鏟除非法集資的“毒瘤”

近年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事件層出不窮，非法集資往往蘊含著較高的社會風險，已成為必須鏟除的“毒瘤”。這樣的風險如何防范？這是視頻調研座談會中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

“我們要謹防金融風險社會化。”會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負責同志說。金融風險社會化是指金融風險蔓延至實體經濟以及社會公眾，直接損害人民群眾財產安全，這種風險擴散后患無窮。

中國銀保監會相關負責同志介紹說，銀保監會整合多方力量實現群防群治，連續7年組織開展全國非法集資風險專項排查，依托信息技術建立區域金融風險全視圖，并充分利用基層網格化力量，推進落實舉報獎勵制度，防止風險轉移蔓延。他表示，當前還要進一步推進綜合治理、法制化治理和全鏈條治理，形成政府部門、社會力量、金融中介機構、監管部門共同參與的治理格局。深圳市委政法委一級巡視員胡建農認為，對金融領域出現的大量P2P平臺“跑路”的事件，應當花大力氣從制度設計、部門協同、嚴格監管等方面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變事后被動應付為提前有效防范。

“隨著財富的增長，公眾投資理財的意愿不斷加強，但是很多人還缺乏相應的金融專業知識，對風險的認識還不足，有時為了高收益、高回報進行高風險的投資，跌入不法分子的圈套，從而誘發一些社會不穩定因素。”江西省銀保監局副局長余祖典建議，在建立多層次信息共享機制、完善風險防控聯動機制的同時，將金融知識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小培養公民的金融意識、誠信意識和風險意識。

甄貞常委認為，近年來對非法集資事件的懲處力度在加大，但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即使一些發達城市理財理念先進的老百姓也深受這方面的困擾，應該在早發現、早預防、早打擊方面采取更有效的舉措，不能“養虎為患”，等到風險很大時再做事后處置。而且，在非法集資事件中，一些投資人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不能僅僅被視為被害人，另外建議借鑒國際經驗，對一些為非法集資“站臺”的廣告代言人追究法律上的連帶責任。

談到非法集資，九三學社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金李認為，這背后還有深層次的原因，“老百姓擔心手里的錢貶值，但又苦于沒有好的投資渠道。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有非常豐富的投資工具，而我們的資本市場發展速度沒有跟上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導致非法集資事件頻發。當前我們正在進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從長遠看，這將為服務國家創新型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也能夠為老百姓的理財投資提供多樣化的選擇。”對此，皮劍龍委員認為應該深化金融領域改革，讓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資本市場惠及老百姓，從源頭上杜絕這類風險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