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信通院發布《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以下簡稱白皮書）。白皮書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6.2%，占比同比提升1.4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總體上，我國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張、貢獻不斷增強。

整合全球數字經濟，就是要形成國際國內雙循環數字經濟發展模式，通過國內數字經濟規模優勢配置全球數字人才、數字資源服務于國內數字經濟價值發展方向，創造全球包容性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彌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為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引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共同完善數據治理規則，確保數據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要提升數字經濟包容性，彌合數字鴻溝”。這些重要論述為整合全球數字經濟指明了方向。

國家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會造成數字鴻溝，逐步加劇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數字經濟是科技創新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必然選擇，社會生產力數字化過程也進一步推動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目前全球數字經濟呈現三級分化的狀態，一是歐美發達國家高強度地向數字科技創新領域進行投入，使得其占有全球絕大部分數字專利技術，其數字經濟規模約占全球數字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并且所占份額有繼續擴大的趨勢。二是金磚國家創新研發部分數字技術專利，數字經濟發展相對較快，正在加快融入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浪潮。三是多數發展中國家數字技術呈現被動接受狀態，數字經濟發展較為緩慢。數字經濟是把“雙刃劍”，國家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會造成數字鴻溝，逐步加劇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這會造成數字經濟發達國家在國際投資、貿易、產業分工等方面的優勢，形成新一輪數字經濟生態鏈，提高欠發達國家的發展成本。

當前，全球數字經濟正在迎來兩個重大歷史轉變，一是從數據信息供給偏好向數據信息需求有效利用深化的轉變，涉及數據信息綜合處理的全過程，需要加速培育信息技術軟硬件科技創新能力；二是從少數發達國家掌控大部分數字核心技術到分散的多數國家掌控局部的某一領域數字核心技術的轉變，需要國家間開展全球數字經濟合作治理，形成國家數字經濟與全球數字經濟相互促進循環發展的局面。中國政府大力投入布局新基建，為數字技術創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數字技術實現了從引進模仿創新、追趕創新到原始創新的巨大轉變，為中國從掌控局部數字技術到掌控全域數字技術提供了基礎條件，能有效推動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數字經濟發展新格局。

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絕不是封閉式發展，而一定是與全球數字經濟形成循環演進的發展模式

整合全球數字經濟是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重要組成部分。

一是加快整合全球數字經濟可以有效聚焦國際國內數字技術創新與應用，通過數字技術創新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中數字科技、創新活動協同創造的結果，是以數據化、智能化、平臺化、生態化等技術創新為主要特征的經濟活動，使得數字科技創新能深度融入實體經濟的發展全過程，涵蓋社會經濟領域發展的各個層面。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為創新主體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虛擬空間，拓展了創新活動的實體邊界，為整合跨國數字技術創新提供了可能性。整合全球數字經濟能確立中國數字經濟在全球的引領地位。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絕不是封閉式發展，而一定是與全球數字經濟形成循環演進的發展模式，即中國數字經濟通過規模優勢引領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模式與發展方向，全球數字經濟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個體特征數據信息需求與數字技術，提升中國數據綜合處理能力與數字技術的發展。我國應布局跨國的多源數據中心，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創造的虛擬空間，實現全球數字人才在數據中心的流動，夯實國際國內數字技術創新互動交流的基礎，為中國與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服務。

二是加快整合全球數字經濟可以推動國際國內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進程，加快實現全球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數字經濟與產品經濟最大的不同是數字經濟可以依賴部分數字技術與大規模的實體制造業經濟相結合的方式，形成規模巨大的數字經濟市場，通過數字經濟市場催生全域數字技術創新發展。整合全球數字經濟的核心是通過實體制造業的個體特征需求形成的全球數據信息綜合處理能力與數字產業體系，為全球消費者提供符合其個體特征的產品，形成依據數據信息需求特征開發數字技術的模式，使得創新鏈圍繞產業鏈加速實現產業數字化過程，形成快速敏捷的全球產品供給能力。當前，應強化新基建的力度，在新基建較快的區域實現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以此催生基于數字技術基礎的新型業態，促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中國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融合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樣本，通過中國的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彌補數字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數字鴻溝。

三是加快整合全球數字經濟可以重塑全球數字技術貿易規則，為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提供可行性方案。數據信息的需求具有個體化特征，因而反映在產品需求上使得產品具有個體化的特征。哪個國家越早擁有基于個體需求特征的數據綜合處理的技術能力，就會越早實現產業數字化，并擁有制定新的國際貿易產品競爭規則的能力，避免同質產品的過度競爭。中國加快整合數字經濟可以形成以個體特征用戶數據信息需求為基準的全球供應鏈，通過數字技術貿易為全球貿易規則提供可行性方案，還可以擴大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數字技術產品貿易規模，增加更多合作機遇。

要適時開發具有技術、成本比較優勢的數據信息融合技術，提升中國數字技術兼容全球數字技術的能力

我國整合全球數字經濟需要具備三種支撐能力。

一是構建基于數據信息需求響應的數據綜合處理平臺的支撐能力。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全球數字經濟正在從數據信息供給偏好向數據信息需求有效利用轉變。數據信息需求是以某種特定的需求行為活動產生的基于對行為活動的記錄。初期的數字信息具有特征化、結構化與標準化等特征，通過特定數字技術對數據信息進行記錄與加工，產生某種關聯的經濟效應。數據信息綜合處理技術的發展擴大了多元復雜性數據信息的應用范圍，數據信息生成與數據信息需求互動使得數字經濟更加關注數據信息需求有效利用。數據信息綜合處理的分工體系突破了時空限制。在空間上，數據綜合處理的各個分工環節可以在不同的地域，如數據儲存可以設置在電能產量高，地區較為寒冷的地方，降低數據信息儲存與運算的耗能成本；在時間上，數據挖掘、數據分析可以設置在全球數字技術人才豐富的地區，利用國際時差保證數據中心的不間斷運行，可以有效降低勞動報酬成本；信息融合可以設置在實體制造業發達的地區，降低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的投入成本。

二是構建全球數據信息交易的規模市場的支撐能力。數據信息交易需要有大量的基礎數字信息產業的前期投入，需要政府、市場與企業進行大量的資本投入，規模較小的數據信息交易市場難以支撐數字技術迭代更新造成的數字信息產業的基礎投入。中國規模巨大的實體經濟交易市場為數據信息交易的規模市場提供了方便，通過推動建立基于中國的全球數據信息交易的規模市場，可以分散基礎數字信息產業沉沒成本，加速形成中國整合全球數字經濟的能力。

三是構建多層次的高層數據信息融合的支撐能力。高層數據信息融合是面向多層次、多方面、多粒度、多階段數據信息的綜合處理過程。高層信息融合需要構建起非線性關聯的信息摸索、捕捉、挖掘、分析與應用的能力，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技術保障。高層數據信息融合能形成數據信息處理的綜合優勢，有效感知全球經濟周期性波動，生成更為準確可靠的用戶需求的數據信息，為國家社會生產提供決策依據，適時調整國內產業結構以適應全球經濟周期性調整。中國整合全球數字經濟要在高層信息融合的方法、分析數據信息的手段上探索新的技術路徑，逐步建立起大容量、非結構、非通用性數據信息的融合能力。高層數據信息融合技術還涉及多學科交叉技術的應用，要適時開發具有技術比較優勢與成本比較優勢的數據信息融合技術，提升中國數字技術兼容全球數字技術的能力。

數字經濟已經覆蓋社會生產生活領域的各個層面，通過數字技術創新鏈推動實體經濟產業鏈結構升級，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產品供應鏈體系，實現數據交易與產品交易市場經濟的雙輪驅動發展模式，有助于中國引領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協同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陳建華系中央財經大學國防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熊鳳平系北京市東城區委黨校副教授；陳波系中央財經大學國防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