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貴陽4月27日電題：何以年均減貧逾127萬人——貴州精準扶貧工作法

新華社記者楊洪濤、向定杰

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全省貧困人口從923萬人減少到2019年的30.83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6.8%降至0.85%，年均減貧超過127萬人……

從全國“貧困人口最多”到“減貧人數最多”，貴州是如何做到的？在識貧、施策、啃“硬骨頭”等方面有哪些“打法”？

識真貧：人工看，云在算

“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發源于烏蒙山區畢節市威寧縣的“四看法”，教會了全國無數扶貧干部如何快速識別貧困戶。

“四看法”主要探索者、時任威寧縣迤那鎮五星村黨支部書記李仁兵說，這看似簡單卻很實用，便于分析致貧原因，防止錯評、漏評。

一些地方進一步拓展，來評判貧困戶是否達到“兩不愁、三保障”。

銅仁市萬山區敖寨鄉中華山村貧困戶姜菊蘭家里，水泥硬化的院子非常干凈，客廳擺放著電視、冰箱等家電，臥室的被子整整齊齊。

“現在不愁吃、不愁穿，你看我的衣柜。”她說著便打開了衣柜，單衣、毛衣、羽絨服一應俱全，“我都不知道穿哪件好了。”

“看群眾生活好不好,不能只看房屋外表,還要看家里擺的、身上穿的、鍋里煮的、柜里放的、床上鋪的。”中華山村幫扶干部段凌睿說，貧困戶是否脫貧要實地調研，做到“客觀有的、系統錄的、袋里裝的、墻上掛的、嘴上說的”5個方面一致。

除干部“多跑腿”，貴州還讓數據“多跑路”提高識貧精準度。

點開“貴州省精準扶貧大數據支撐平臺”，任意輸入一個貧困戶姓名，其家庭情況一目了然。

“平臺打通了民政、工商等17個部門數據。”參與開發系統的工程師任光偉說，通過數據橫向比對，如貧困戶名下登記有不動產、小轎車，系統都會顯示異常，并推送給一線干部調查核實。

扶真貧：斷窮根，全面扶

2015年底，貴州省有9000個貧困村、493萬貧困人口，貧困人口數量排全國第1位。

時間不等人，必須跳出深山找出路，以“空間”換“時間”！

為徹底拔除窮根，貴州用4年多時間把“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的188萬人搬出了大山。

“只要有班上，心里就踏實。”遵義市正安縣瑞濠街道辦易地扶貧搬遷戶蒲家紅說，今年春節后還擔心沒工作，沒想到家門口的吉他廠很快就復工了，只要正常上班，每月就有3000多元收入。

瑞濠街道辦安置點緊靠縣工業園區，居住著1.7萬名搬遷群眾。2019年戶均就業2.04人，今年新冠疫情發生后，當地通過向外輸出、內部拓展崗位等形式，實現戶均就業1.8人。

這是貴州易地扶貧搬遷“以產定搬、以崗定搬”的一個生動案例。

在實踐中，貴州摸索出了堅持建設資金由省級統貸統還、以自然村寨整體搬遷為主、城鎮化集中安置、以縣為單位集中建設等“六個堅持”做法；完成搬遷后，又全力構建基本公務服務、培訓和就業服務、文化服務、社區治理、基層黨建“五個體系”。

惠水縣探索出“十問工作法”，即干部走訪要“十必問”：問家庭人口信息、水電訊是否通暢、就業情況、經濟收入、子女就學、政策享受、健康狀況、鄰里是否和諧、土地流轉情況、是否滿意。

后續幫扶最關鍵的是就業。據貴州省生態移民局統計，目前全省40多萬有勞動力搬遷家庭實現戶均一人以上就業。

真脫貧：興產業，防返貧

產業興，荷包鼓。聚力扶貧產業，提升了脫貧“成色”。

最近，在榕江縣車江萬畝壩區，每天有數百群眾忙碌著，將蔬菜源源不斷輸送到粵港澳大灣區。

從“為吃而種”到“為賣而種”，是貴州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縮影。

2018年起，貴州圍繞產業選擇、培訓農民、技術服務等“八要素”進行產業結構調整。2019年，又確定由12位省領導領銜成立專班，推進茶、食用菌、蔬菜等12大特色產業發展。據統計，2019年農業產業帶動全省111萬余貧困人口實現增收。

為動態掌握脫貧進度和成果鞏固情況，貴州還建立防貧監測預警保障機制，對“脫貧不穩的貧困人口”和“建檔立卡之外的邊緣人口”進行監測。

“確保戶均有1到2個產業，能通過分紅、務工等方式穩定脫貧。”江口縣縣委書記楊華祥說，對重點人群進行動態管理、多重保障，降低了返貧風險。

目前，貴州還有貧困人口約占全國剩余貧困人口的1/9。今年2月，貴州對9個未摘帽的深度貧困縣和3個剩余貧困人口超過1萬人的摘帽縣，分別由一位省委常委或其他省領導掛帥，省市縣三級聯動，掛牌督戰到村、到戶、到人。

為確保深度貧困縣沿河縣如期摘帽，銅仁市從全市抽調95人組建督導組，從市直62家單位選派200名干部常駐沿河鄉村，督導并參與脫貧攻堅。

“大家帶來了脫貧經驗，加上超常規舉措，我們一定能如期脫貧。”沿河縣思州街道沙坨社區黨支部書記崔永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