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珩：發(fā)愁無用 義拍談戲編書忙

春節(jié)前，著名文史學(xué)者趙珩老師的日程安排很滿，講座、接待來訪賓客，少有閑暇時間。新冠疫情突發(fā)，一切停擺，趙珩家的年夜飯都不得已而取消了。常年在家的阿姨年前回了安徽老家，正月十三才返京，返京后遵照街道囑咐在家中隔離十四天，所以家中的采買基本靠兒媳網(wǎng)購，很是有些狼狽。

趙珩參加了兩次網(wǎng)上義拍，一次是由山上學(xué)堂組織，趙珩書寫的一幅《心經(jīng)》拍出9000元的價格；另一次是通過松蔭藝術(shù)和三聯(lián)生活周刊委托匡時拍賣了一幅小對子，落槌價5400元，兩次義拍共計14400元，全部捐獻。趙珩說，也算為武漢疫區(qū)“略盡綿薄之力。”

十幾天來，趙珩一直在做一件事，和一位喜歡戲曲、懂戲的年輕朋友聊戲。這個想法來源于年前的一次來訪。2021年是著名戲曲表演藝術(shù)家馬連良先生誕辰120周年，首都博物館為了紀念馬先生誕辰雙甲子將舉辦展覽。年前首都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帶著馬連良的嫡孫馬龍先生前來拜訪趙珩，請他提建議，出主意。由此，本就對戲曲了解頗深的趙珩又集中看了不少戲曲方面的書籍，同時勾起了很多舊時回憶。

趙珩這位年輕朋友是南方人，也是位癡迷戲曲的青年。因為工作滯留在了北京，一個人愁悶無聊之際，便與趙珩聊起了戲曲，成為疫情期間師生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課。

兩個人以問答的形式，每天晚上通過微信筆談，談的都是戲曲舊事、花絮，包括趙珩五六十年代看過的戲、戲中的事，以及通過戲引發(fā)的一些軼事，比如提及梅蘭芳先生、當時戲曲演出的情況、戲曲的行當、院團的變化等等。于是說到戲曲界共有三位王少樓，上海一位，北京兩位，同名同姓。其中一位王少樓收集煙畫，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歷史博物館曾找趙珩，請他看一看他們收藏的一批煙畫，蔚為大觀，全部是王少樓的。如此等等。師生兩人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至今，學(xué)生整理出的文字記錄已有兩萬多字，兩人戲稱為“疫中談戲錄”。

疫情期間，趙珩的兩本自選集在籌備中。一是即將出版《一彎新月又如鉤——趙珩自選集》，要請趙珩寫自序，趙珩問：“發(fā)行受不受疫情影響？”出版者認為不會，因為書的發(fā)售主要還是通過網(wǎng)絡(luò)。廣東人民出版社也將推出選自趙珩舊著《老饕漫筆》和《老饕續(xù)筆》的選集，定名為《個中味道》。

北京出版社一直也在催他，是為一部書稿，也是談戲曲的，是趙珩多年前在超星名師講壇的20個小時講座錄音，已經(jīng)由專業(yè)人士整理成文字，趙珩在做最后的統(tǒng)稿校稿工作。他把稿件分成兩個部分，上篇是昆腔的衰落和皮黃的興起，下篇為劇場與舞臺的變遷，保持口語味道。

說到戲曲，趙珩一張口就是知識點。他愿意使用“皮黃”這個名詞，不太愛用“京劇”這個名稱。因為“京劇”“京戲”的名字產(chǎn)生于清末，是上海戲院老板搞的噱頭，老板在戲院門口立上一塊牌子，寫上：“京班大戲”，由此才有了“京劇”和“京戲”的稱謂，實際上最早“京戲”就叫“皮黃”，也就是西皮二黃的意思。

所以疫情期間趙珩一直很忙，所忙基本和戲曲有關(guān)。他說：“發(fā)愁無用，能做點什么就做點什么，尤其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趙蘅：

可惜我不是白衣天使

名畫家趙蘅1月21日從上海回京前還沒有太在意新冠疫情，回程買高鐵票時卻感到有些異樣，無票，連一等座都售空。趙蘅無奈之下乘飛機降落北京大興機場，從上海出發(fā)加上空中飛行至到達北京家中，共用了九個小時。行程中她注意到戴口罩的人還不多，大興機場人很少，氣氛冷清，氣溫寒冷，回想起來，像瘟疫降臨的序幕一樣。

和許多人家一樣，趙蘅家的年夜飯也被迫取消了，起初這讓她很是遺憾，因為與平時身在國外的兒子一家團圓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更何況還有她日思夜想的小孫孫。她本已采買了不少年貨，準備做兒子愛吃的媽媽做的羅宋湯，小米飯，一家人一起品品紅葡萄酒……1月23日，武漢封城后，兒子猶豫良久，還是商量取消聚餐，后知后覺尚不覺得疫情嚴重的趙蘅不太愿意接受，事后卻感謝兒子，說他決斷得對。但那個除夕夜，趙蘅獨自度過，還是感到縷縷哀傷。

1月27日，北京出現(xiàn)首例因新冠病毒致死者——楊軍，他的幾位家人也因此被隔離治療，最早蒙災(zāi)的這一家人就租住在趙蘅所在的小區(qū)。據(jù)說，楊軍的家人后也被確診為新冠肺炎，楊軍一家的不幸染病和楊軍的離世小區(qū)居民最初均不知情。事情發(fā)生后，區(qū)政府領(lǐng)導(dǎo)和工作人員趕來檢查，囑咐居民盡量不要外出，之后小區(qū)封閉。趙蘅說，我們可能是北京首批實施封閉的小區(qū)。居民生活很快不便，小區(qū)想辦法成立了服務(wù)社集中售貨：建立微信群，居民接龍寫下要訂購的食品、常用物，由小區(qū)的小賣部采購，在小區(qū)門口分發(fā)，趙蘅說：“每家每戶的飯食喜好都大暴露。”當接近“彈盡糧絕”的趙蘅第一次領(lǐng)到訂購食物、咬下蘋果的那一刻，她說，覺得好幸福！

一直忙碌的趙蘅也得到難得的閑暇，在關(guān)心疫情卻無以為助的情況下，她給自己安排了好多項目。她在電腦上建了“疫情紀念”文件夾，分類安排并記下自己的疫情生活——每頓飯的樣子、畫的畫、為疫情寫下的詩等等，還撿起了幼時學(xué)過的鋼琴技藝，要求自己每天練習(xí)。

她寫下“致系列”多篇詩作，其中有《致我天上的鄰居》，“不知你我是否曾擦肩而過，在進出小區(qū)的門邊，或是在玉蘭花盛開的春天……”那是寫給楊軍的。

趙蘅養(yǎng)了一只小狗，疫情前小區(qū)養(yǎng)狗人遛狗時喜歡扎堆兒，人在一處聊天，小狗自由玩鬧，現(xiàn)在不敢了。為了避免碰面，趙蘅想那就晚些去，反正自己睡的也晚，干脆晚上11點再下樓遛狗。誰知一天下得樓來，轉(zhuǎn)彎就碰到了鄰居，原來人家也是這樣想的——晚點兒出來，避免相見。碰面時，人可以保持距離，小狗卻不管，使勁要往一塊兒湊，趙蘅和鄰居于是就勢拍照，留下一張疫情期間遛狗照以作紀念。

見不到的兒孫想念非常，團圓的元宵佳節(jié)，趙蘅一家三口想見面，腦中轉(zhuǎn)了周邊的幾處空曠之地，選來選去選中了圓明園。一家三口各自開車，聚在園門口，兒子有心，帶來了元宵便當，分裝在小玻璃瓶中，三個人每人兩粒，口罩摘掉半邊掛在耳上，享用只保留下殘余溫度的元宵。一家人為這頓難得的年中一聚略覺開心。

從2月5日起，趙蘅開始創(chuàng)作一幅油畫，畫的是疫情中的自己。這個選擇有個緣由，春節(jié)期間，適逢趙蘅的小孫孫兩歲生日，為了準備給小朋友過生日，趙蘅特意挑選了靚麗的橘紅色毛衣，她覺得小孩子喜歡鮮艷的顏色。意想不到的疫情使一家人沒有吃成年夜飯，也沒有敢聚在一起給小孫孫過生日，兒子一家在元宵節(jié)過后便飛回了美國。趙蘅遺憾之余便想穿著這件橘色毛衣畫一幅像。4月5日是趙蘅75歲的生日，她想用這幅畫記錄自己疫情中隔離在家的樣子，是送給自己的禮物，同時也畫給小孫孫，到時問問他：“像不像奶奶？”

油畫對光線要求高，趙蘅覺得客廳光線變化太快，便將畫架支在了無窗的衛(wèi)生間，對著鏡子開畫。衛(wèi)生間空間狹小，調(diào)色板只好委屈在馬桶蓋上。采訪時趙蘅說，這兩天就快畫完了，從開始畫時就一直穿著這件橘色毛衣，畫完可以換一換了。

趙蘅還有寫作的打算，想寫去年家中出現(xiàn)的一只老鼠，和老鼠斗爭的過程會是一篇好玩的《老鼠記》。

正正經(jīng)經(jīng)給自己建立了“疫情紀念”文件夾的趙蘅，腦子里金點子不斷，畫畫、寫作都是持續(xù)有序進行，每天的時間安排充實飽滿。她說，現(xiàn)在的文件夾是二月的，如果疫情結(jié)束不了，那就只好再建三月的，生活是要繼續(xù)下去的。

趙蘅100歲的媽媽、翻譯家楊苡先生住在南京，本打算年初二回去看望母親的趙蘅未能成行，母女倆便常常通過微信、電話聊天。趙蘅說媽媽不把當前的事當事，她畢竟經(jīng)過的太多了。老人家狀態(tài)好得很，說也想寫詩，而且說這個時候?qū)懺娛亲詈玫模牒昧祟}目，擬叫《我能做什么》。看到屋門口的芭蕉該修剪了，楊苡先生囑咐趙蘅的姐姐去找花工來，姐姐著急：“媽媽，現(xiàn)在是什么時候啊！怎么能找呢？”老媽媽很納悶兒，她不太在乎，覺得應(yīng)該該干什么干什么。老人家每天看新聞，關(guān)心時事，看過后說：“我不管那么多，我覺得我們國家人民很了不起。”

止庵：

閑讀閑改 恰如其分

著名學(xué)者、作家止庵去年底就做了今年的日本旅游計劃，買好了2月15日的機票，訂妥了溫泉旅館，并做了充分翔實、字數(shù)達七八千的游覽攻略，這份攻略細到哪天參觀博物館、哪天去逛跳蚤市場。隨著新冠疫情的消息越來越多，止庵猶豫再三，于2月初取消了行程。止庵說，不是日本不讓去，是我實在不愿意給人家添麻煩。他了解日本人的隱忍性格，“他們一般不會明說，但是會小心地躲避，這樣的情況下雙方都不舒服，旅游心情也不會好。”

出不了門，止庵安心待在家里。沒有了客人，也不出去做活動，有時候和朋友們通過微信聊聊天，但是覺得說的都是差不多的話，慢慢地連微信聊天也少了。止庵現(xiàn)在住的地方?jīng)]有電視，電腦也只有小小的一個，看不了電影，他的時間，便基本上用來讀書。

每天的主要功課，是讀《論語》，并記下體會和心得，這是十幾年來止庵一直在做的事。近幾年忙著寫別的東西，所以放下了，現(xiàn)在正好利用這段時間撿起來。

他的手邊有十幾部《論語》的注疏，每天攤開在書桌上，比對著看。他希望參照前人對《論語》的理解，得出自己的觀點。他要寫的不是注疏那類作品，當然更不會是“語譯”，只是從某一處(很早就想好了)入手，說出自己的見解而已。也許“卑之無甚高論”，但希望都是網(wǎng)上查不到的。止庵近些天所做的功課加上之前累積的文字，這份筆記已有十幾萬字的規(guī)模。但是他說現(xiàn)在還不能著手正式寫一本書，恐怕得等疫情結(jié)束后再踏實下來整理。

止庵說，每日讀《論語》，遇到有一章歷來解釋都不清楚，有些甚至解釋錯了，而自己得到心滿意足的解釋時，真的是心滿意足。雖然筆記只得兩三行。“我去年寫完那個醞釀了三十年的東西后，一輩子想干的事實已干完了。關(guān)于《論語》的書乃是‘暮年上娛’，此事不急。”止庵說出此語，令人不自禁地會心而笑。

新冠疫情發(fā)生之前，止庵曾答應(yīng)與一家公司合作制作抖音短視頻，當時的意向是講日本旅游，公司有工作人員上門拍攝。如今情況變化，視頻卻還是照做，這也成為止庵閉關(guān)家中經(jīng)常做的另一件功課。他自己用手機錄制，再發(fā)送給對方制作，內(nèi)容變?yōu)橹v讀書心得，講卡夫卡、契訶夫，現(xiàn)在在做一個關(guān)于推理小說的系列短視頻。他不知道反響如何，似乎也不太關(guān)心，但講的過程舒心和開心。

其他的零碎時間，被止庵用于“閑改”和“閑讀”。

去年止庵完成了一部18萬字的小說初稿，這是他繼隨筆集《畫見》后的又一部作品。他在慢慢改，想起來哪句話不妥就改一改，“不占什么時間，覺得哪里不完善，就修改一下。”

止庵已讀完的“閑書”，列一下書單，可見如下：《普漢先生》《海街日記》(七冊)《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牛犢頂橡樹》，現(xiàn)在正重讀《群魔》，多為小說，還有漫畫。止庵對讀書的節(jié)奏安排是：讀一本分量重的，再讀一本分量輕的，搭著來。

《普漢先生》是張愛玲《半生緣》一定程度上的“母本”，《半生緣》的人物關(guān)系和地點關(guān)系都脫胎于此。止庵早前曾經(jīng)翻過，這一回又仔仔細細地讀了一遍。

《海街日記》是日本吉田秋生的漫畫作品，有同名電影，漫畫共九冊，國內(nèi)現(xiàn)出版七冊。止庵盛贊是枝裕和導(dǎo)演的同名電影，他認為把這個世界上美的事說好比說壞要難得多。“舉個不太恰當?shù)睦樱都纳x》里面的人都是有瑕疵的，說是壞人也不過分，這種拍起來其實不難。但是《海街日記》里活著的人都是好人，甚至連缺點都沒有，這就很難拍，但是漫畫和電影都處理得太好了。”止庵讀得愛不釋手。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是德國德布林的長篇小說。1929年出版，是德國文學(xué)史上一部劃時代的作品。止庵曾看過根據(jù)小說改編的電影，有10個小時，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沒有讀過書，這次讀來首先最直接的感受是作者恣意狂放的寫作風格。

晚飯后，沒有其他事情的情況下，止庵會選唐人某家詩數(shù)首為家人講解，已經(jīng)講過杜牧、王維、李白、王昌齡、劉禹錫、岑參。還有杜甫、李商隱、李賀、賈島等待講，他說，這些自己特別喜愛的詩人，每位可能一個晚上不夠。

止庵稱自己現(xiàn)在的日子是幽居生活，恰如其分。

韋力：

納回正軌的心里波瀾

著名學(xué)者、藏書家韋力是一個計劃性極強的人，尋訪和寫作的安排往往規(guī)劃到數(shù)年之后。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使他今年春天的尋訪計劃幾乎全部泡湯。最初的十幾天，他的心緒都處在煩悶、無奈之極的紛亂狀態(tài)。

無奈待在家中的韋力憋悶之于，給自己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比如站到冷靜的角度說，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不愿意接受這樣一個災(zāi)難。所以煩悶是無用的，作為社會中一個獨立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對于個人來說，不是醫(yī)務(wù)工作者，無法奔赴前線，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不給社會添麻煩，就是最重要的貢獻了。

他還常常把新冠肺炎疫情與2003年的“非典”相比，北京當年是重災(zāi)區(qū)，北京人走到哪里都令人側(cè)目，所以他感同身受著作為武漢以及湖北人的心理壓力。而既然是同胞，就不應(yīng)當在人家的創(chuàng)傷上再撒一把鹽。

“非典”時韋力也沒辦法出門，但他覺得當時心態(tài)的恐慌程度不像現(xiàn)今這樣強。當時他找到一個為他之后十幾年的工作打下良好底子的事情，也是他之前一直想做而不得的，那就是在書庫中整理書目。

“編目是一項很枯燥的工作，在此之前我曾經(jīng)四次半途而廢。但是因為‘非典’時哪也去不了，我在書庫中干了幾個月，終于把自己的古籍藏書目錄編完了，可以說‘非典’期間的不能出門對于我完成這個事情‘功不可沒’。”

但這次不行，韋力書庫的所在地也出現(xiàn)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小區(qū)被臨時封閉，韋力只好在家里看書，但明顯感到看書的速度和質(zhì)量比以往差了很多。

心里的無奈糾結(jié)，大約經(jīng)過10天左右，慢慢平和下來，就想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非人力所堪，自己只是一個平頭百姓，社會中的一粒微塵，不做事怎么成呢？于是他整理自己住處的書，開始做一些拾遺補缺的工作。

在慢慢翻閱書的過程中，韋力看到很多最初沒有留意的東西。他以往的做法，是按尋訪計劃理好書目體系，待尋訪完成，再系統(tǒng)讀某一類相關(guān)的書。這樣做主要是因為有讀完書而找不到尋訪目標的擔心。以前韋力覺得沒有尋訪到而讀了書等于白浪費了時間，如今現(xiàn)況弄人，韋力只好將程序倒轉(zhuǎn)過來。

這一倒轉(zhuǎn)使他對一些人和事有了新的認識，很多東西也更加清晰化。比如他計劃中的《覓道記》，是他“覓系列”的倒數(shù)第二部書稿。而道家的尋訪之旅，本是要放到三年后進行的。這類資料韋力在列尋訪單之前已經(jīng)買了不少，在家中堆了一堆。現(xiàn)在他開始系統(tǒng)地看，重新構(gòu)思，在腦海中編織《覓道記》的框架。韋力感到自己的心態(tài)慢慢平和。

現(xiàn)在，韋力在工作室的寫作已經(jīng)“復(fù)工”。因為工作室所在小區(qū)也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人，所以韋力每次前去都是全副武裝，口罩、護目鏡齊備，自己開車往返，不接觸外人，盡量做到隔絕感染。韋力說以往自己是個很不在乎小節(jié)的人，但是在這種局面下，不只是自己在不在乎生命，而是不要無意中成為一個傳播者而影響到更多的人，也就是通過自我約束來達到少給別人惹麻煩。

他的生活和工作慢慢納回正軌。

韋力的微信公眾號有一個師友贈書錄欄目，廣受歡迎。有人將它視之為購書指南，有人把它當成書及書友間的交往故事。而韋力設(shè)置此欄目的最初想法只是答謝朋友厚誼。這個欄目已經(jīng)堅持寫了六七年，都是寫別人贈予之書。這場疫情使得書的遞送停擺，收不到書了，也就無法寫。韋力說：“這個月的還能寫，因為我寫的是上個月朋友贈送的書，下個月恐怕就難以為繼，這是一個小煩惱。”

煩惱既小，解決起來就快，韋力在家理書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不少寫作此欄目之前朋友贈予的書，這些書因為不是當月受贈，所以沒有寫過。韋力于是又靈機一動，“如果下個月沒的寫，就寫前些年朋友所贈之書。”

自認為紅塵中一粒微塵的韋力先生和我們大家一樣，期盼著這一場疫情盡快結(jié)束。而結(jié)束之前，為了花開之后生活的繼續(xù)，我們是否也做好了力所能及的準備？

本版文/本報記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