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大鐵門吱吱扭扭地自動打開，迎面而來的是兇狠且警覺的高聲犬吠。很明顯，這只狂吼的守門犬并不喜歡陌生人到來，它跟隨很多360度旋轉攝像頭一起，怒目瞪向初來乍到的客人，大聲地表達著絕不可隨意闖入的威嚴警告。

這里，就是傳說中的國家博物館文保院，140余萬件文物修復和保護的“文物醫院”，低調且神秘。

化己為人

這座隱秘在北京南四環外高聳居民樓中的小院，在犬吠后很快恢復往日的平靜。在飄滿墨香的靜謐房間里，呂雪菲對著白墻正端坐桌前，仔細地臨摹著宋代山水長卷。這是她作為一名書畫修復師工作8年以來的“日常”。

她的背后，是一扇三開明窗。向東南望去，明亮無塵的玻璃窗外，鋼筋水泥的高架橋上車流如注。夕陽的余暉漸漸把窗欞染成溫暖的橘紅色，讓呂雪菲的黑色長發邊緣泛起一片淡淡的緋色。在今時與歷史之間，神秘的時間形成了奇妙的循環。

她的師傅王秋仲似乎并不討厭現代化的建筑，但他依然選擇背對窗戶而坐，只是在需要休息眼睛時，才摘下眼鏡站起身來看看窗外。游目騁心，這樣愜意的感受，更多還是凝聚在文獻書畫復制研究的工作過程當中。

師徒傳承，是文物修復工作中最為常見的傳承方式，在這里也同樣得到延續，這與書畫文獻修復和復制工作繁復、專業、難度較高的性質密切相關。對于師傅王秋仲而言，這項工作不僅需要過硬的專業技術，還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工作的45年中，他已經臨摹了3000多種、5000多件作品。

“一定要忠實于原件，絕不能有自己的風格。這是書畫文獻復制工作的鐵律。”呂雪菲強調：“師傅說，要有原件書法的氣、神、韻，就一定要揣摩作者的書寫風格和習慣，勤加練習，最后，直接摹寫出來。”

在書畫文獻復制領域，除了手工臨摹，還要綜合或交替使用照相制版、石印、膠印、油印、鉛印、木刻版印等技術手段，將文獻上所有內容形象、原本地重新映現在新載體上。此后，經過仿舊作殘等技術處理，再現文獻流轉過程中所產生的諸多歷史痕跡，最終，使復制品從載體質地、字跡圖案、筆觸風格、顏色飽和程度、形狀構造、殘舊破損狀況等與歷史文獻原件“別無二致”。使之從圖文內容、外觀形態無限趨近原件，以滿足博物館、紀念館陳列展覽的需要。

從中國人民大學書法專業碩士畢業后，呂雪菲就來到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在迄今為止的8年間里，她復制了約280余件藏品，大部分為書法、手跡類藏品，也有少量繪畫。其中就包括孫中山《博愛》橫幅（毛筆）、胡適《科學概論》講義手稿（鋼筆）、周恩來親筆起草的亞非會議補充發言稿（鉛筆）……對她而言，“必須無限趨近于原件”。

“寂寞不可怕，沒有人傳承才真正可怕。這項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學成的，需要大量的研究、練習和實踐。”已經退休5年、又被中國國家博物館返聘5年的王秋仲慢慢地說：“對于這項工作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化己為人’。我還能干幾年，接下來，就要交給她們啦。”

靜心凝神

與呂雪菲一樣的80后，在國博文保院的書畫文獻修復研究所里還有好幾位。他們面對的，則是修補破損的古代書畫。坐在同一個辦公室的王熙林和王博成為了一對“難兄難弟”，他們面對著兩件來自西藏博物館的文物，分別是清代的藏經和碑拓。

王熙林和王博的凳子都很矮，座位朝向窗口，夕陽透過窗欞射進來，斜斜地落在旁邊的黃色柜子上。3個多月以來，每當累了，王博就抬起眼睛看看窗外，思考著下一步該如何進行。“與其他碑帖不同，這件西藏博物館所藏降龍羅漢石刻拓本，是以唐卡的方式裝裱的。”面對提問，王博顯得既興奮又無奈，“因為紙和布兩種材質干濕伸縮率不同，百年以后，畫面就成了現在這樣，布滿了一個接一個的裂紋。”

怎么辦呢？

“沒辦法，只能一個一個地補。”王博有點兒靦腆地笑著，用鑷子挑出一片暗黑色的、針尖大小的六級棉連紙片，慢慢地對比起來，然后，淡淡地說：“我坐在這兒3個月了，才補了這么一塊兒。”他拿手比劃了一下1/3的畫面，果然，修補過的地方墨色均勻，線條流暢。“這個沒辦法，只能一點點地來。”

這種六級棉連紙，薄如蟬翼，是專門用作拓片的材料。經過反復挑選，王博最終放棄了傳統的書畫修補方法，而選擇將六級棉連紙拓黑，成為修補這件西藏博物館羅漢拓片的首選。

與王博的“糾結”不同，王熙林的修復桌上布滿了各色工具。不同粗細的竹啟、竹針，彼此不同的木筆、骨刀……竹、木、角、骨制成的工具被細致地擺成一排，品質上好的梅鹿竹臂擱旁邊，是里面盛滿清水的竹制筆洗，雖然桌子不大，但充滿文人氣息。

問起這些工具的來路，王熙林有點兒害羞，最終承認這都是他“課余”時間的作品，“因為修補這些經書，用得著。”

這批來自西藏博物館的經書，已經完全氧化，顯現出金屬銹蝕的斑斑點點，王熙林的工作，就是將每個藏文文字一點點地清理、補齊。最難的是，有很多藏文不認識，每補一個字都要查閱大量的資料，最終才敢動手，恢復文字原狀。

也可以說，藏經上的每一個字，都嚴格考驗著王熙林的經驗與耐心。

走一步，問三步

“電梯實在太慢了，要不，咱們走樓梯吧？”臉露微笑，聲音甜美，中國國家博物館油畫修復研究所負責人趙丹丹親切地說道。她的眼鏡框邊緣泛出五顏六色的光，那是走廊里明亮的射燈散射出的奇特光芒。

1950年，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成立不久，革命文物復制機構隨即組建，開創革命文物復制先河。1952年，北京歷史博物館建立文物修整室，奠定國家博物館文物保護修復工作的基礎。20世紀60年代初期，自然科學開始應用于館藏文物的保護修復，兩館應時而變，成立文物保護實驗室，后來又組建文物科技保護部。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副院長周靖程介紹說：2018年，中國國家博物館進行工作格局重塑、流程再造和組織重構，在原文物科技保護部與藝術品鑒定中心科技檢測室的基礎上，組建國家博物館文保院。在這里，“80后”是文物修復的“主力軍”。

“與西方油畫不同，中國油畫的修復是更為獨特的工作。”趙丹丹說道：“中國油畫只有近百年歷史，與國外油畫創作的材料、工藝等都有區別，油畫修復行業更是發展不成熟，國外經驗無法復制，因此，許多保護修復和研究的工作都是開創性的。”趙丹丹說：“我們的工作，基本上是走一步，問三步，摸著石頭過河，需要特別謹慎小心。”

油畫是中國國家博物館最為重要的館藏文物種類之一。數量多、幅面大、題材豐富、時間跨度大，保護修復工作具有一定的復雜性與獨特性。“因為歷史條件所限，中國油畫的發展道路非常曲折，畫布、紙張從四面八方而來，顏料更是多種多樣，各有不同。為了創作，畫家們常常“就地取材”或受資金限制，他們可能會尋找其他替代品，比如，一幅畫上即使看著相同的顏色，可能會是不同的顏料。這就給油畫修復工作提出了更多難題。”趙丹丹的手很準確地搭在油畫框邊的墻上說道：“材質問題的辨別是中國油畫修復的基礎問題之一。只有了解待修復文物的材質，才有可能更好地進入下一步的修復過程。”

“作為文物醫生，對于油畫的修復和保護，二話不說，第一步就是‘體檢’。”趙丹丹帶領大家在掃描電鏡實驗室中，找到了最為合適的比喻詞。

趙丹丹小心翼翼地從中拿出兩個小小的金屬樣品臺。在樣品臺上，居然是一粒肉眼幾乎看不見的顏料樣本。“這是從同一幅油畫中，取出的兩個紅色顏料樣本。肉眼看上去，兩個顏色一樣，但經過檢測，結果卻明顯呈現出差異。這能說明什么？”趙丹丹的雙眼透過鏡片犀利地掃過整個房間，像主任醫生一樣詢問在場的所有人，沒有回答。

“這說明，這幅油畫，曾經在完成之后，極有可能又經歷了修改。”趙丹丹說。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

同樣需要“體檢”的文物，還有各種各樣的金屬文物，尤其是青銅器。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周靖程說：“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積極貫徹文物保護方針，除書畫文獻修復研究所和油畫修復研究所以外，這家‘文物醫院’還下設環境監測研究所、藏品檢測與分析研究所、金屬器物修復研究所、器物修復研究所。而這6個研究所的存在，基本上涵蓋文物保護、修復的主要領域。”

其中，金屬器物的修復是國博文保院的強項。每年，都有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金屬器物，尤其是青銅器被送進這里，請求協助修復。這些文物走進文保院之后的第一項檢查，就是要拍照留存影像。

這是“體檢”的第一步。

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擁有30多臺設備，專門為各類文物做“體檢”。其中，包括恒壓X光探傷機、場發射環境掃描電子顯微鏡、臺式掃描電子顯微鏡、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儀、便攜式X射線能譜儀、面探X射線衍射儀、顯微紅外光譜儀、便攜式傅立葉紅外光譜儀、雙通道多光譜儀、離子色譜儀、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等等。文物被送入文保院，第一步就是對文物進行信息采集工作。這是文物修復師張然的“日常”。

青銅器出土之后，往往出現斷裂、殘缺、腐蝕、硬結物、層狀堆積等多種損害，除人工清理之外，超聲波潔牙機、激光清洗機等設備也會使用。但化學試劑一般比較慎用，因為可能會造成文物一些不可預見的改變。

“體檢”之后，文物保護修復方案相應制定，并需要專家評審通過。這是國博文保院文物保護修復的標準流程。而在保護修復過程中，文物健康狀況也將得到持續監測，這也是高科技時代文物修復和保護工作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