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旸

把“出門”混淆為“出家”，一字之差讓老外學中文鬧了笑話；為女朋友準備生日禮物，選了 “鬧鐘”和“傘”被數落一通……美國漢學家李渡將20多年來在中國學習漢語的經驗案例，乃至鬧出的笑話，輯錄成書。無論是《趣簡中國史》《趣簡中國話》，還是他以“自黑”精神套拍的小視頻，都大受歡迎，堪稱老外在華必備“生存指南”。

這些“辛酸血淚史”折射出東西方文化差異，給不少學者和出版人帶來啟發——要善于從老外視角觀察、收集案例，激發海外讀者的興趣甚至“挑刺”的熱情。“精通漢語、熱愛中華文化、了解中國的海外漢學家、優秀人才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院長孫宜學教授告訴記者，當前中國文化海外傳播面臨“內外不同溫”的現象，譯者群體專業化不足，要改變“送出去”的多、“賣出去”的少的困境，早日實現“融進去”的目標，海外漢學家的力量不容小覷。

好譯者是中國文化的“海外接生婆”

“中國通”譯者、漢學家能夠有效縮小翻譯中的文化差異，處理好不同語言的容納能力差異導致的言語張力問題。孫宜學教授打了個比方：國外漢學家、翻譯家好比中國文化的“海外接生婆”，包括當代文學等成果能在海外呱呱墜地，與他們提供的“接生”技術和生長環境息息相關。

不同國家的民族文學有各自獨特的書寫經驗。《趣簡中國史》《趣簡中國話》從西方讀者視角娓娓道來，契合了海外受眾接受中國文化的心理需求。談及下西洋的鄭和，書中沒有簡單用拼音標注“鄭和”，而是翻譯解讀為“海上CEO”；聊到孔子、老子、孫子時，分別給出的稱呼是Master of Integrity（正直大師），Master of Being（存在大師），Master of Strategies（戰略大師）；用“東方的亞當夏娃”比照伏羲女媧……“對中國名詞的解釋，光是簡單的語言轉碼并不奏效，有時太多相近人名還容易讓外國讀者迷糊，我們在書中更多給西方人一個鮮活參照，他們才能了解這個歷史人物的定位。”李渡說。

探索中國故事的講述方式，收集高頻錯誤的“錯句本”也可視作一個創意。書中專門辟出My Favorite Mistakes（我最喜歡的錯誤）板塊，精選了外國人最容易鬧出的誤會，比如“王先生的爸爸走了”，既有字面的意思，有時也是東方語境中“去世”的委婉說辭。還有老外將“醫院”讀成了“豫園”，本來要去醫院，卻被送到了豫園門口。李渡為每個詞條貼心地寫上翻譯和真實含義兩層意思，即便是讓外國人望而生畏的中國話里的“弦外之音”，也一目了然，讀者獲得了一把通往背后文化深意的鑰匙。

中外專家攜手創作，助推中國文化的海外“抵達”

“中國不簡單”系列的創作過程中，中外作者時時爆發文化的沖突、語言的沖突，甚至還有60后、70后、80后間的代際沖突。多輪溝通商榷后，去繁從簡、逸趣橫生的東西保留下來了。恰如《趣簡中國史》合著者孫祝旻所說，西方視角對于國人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也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或是有效補充。比如介紹唐朝詩人的篇章，李白、杜甫之外，李渡提議加入魚玄機，因為“一個頗有傳奇色彩乃至爭議的女詩人，更有助于讀者理解唐代的開放世風”。

中國出版界也越來越意識到優秀漢學家、翻譯家的關鍵地位。比如，法國國際問題研究專家高大偉《中華復興管窺》（英文版）描繪不斷變化成長中的當今中國，并詳述中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貢獻；“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的子項目“外國人寫作中國計劃”，都在海內外產生了強烈影響。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史領空告訴記者，去年開始，出版方陸續邀請關注了解中國的中外專家一起參與創作彰顯中國精神、中國風度的圖書，并面向全球發行。“比起傳統的中國學者寫好再翻譯成外語，或是直接找外國人寫，這種東西方的合作組稿發行模式，更能有效抵達目標讀者與目標市場。”

當更多簽約外國作家深入體驗中國生活和文化，親身感受中國、思考中國，并以海外讀者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語言，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時，“洋眼看中國”爆發出強大能量。美國漢學家葛浩文，法國漢學家白樂桑，今年去世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等，都曾加入“外國人寫作中國計劃”。在白樂桑教授看來，“走出去”與“引進來”的結合需要更多的換位思考，海外作者往往更了解落地市場的心理接受程度、傳播規律，善于解鎖文化新視角。（許旸）

（原標題：“出門”還是“出家”？老外鬧的笑話也能解鎖文化傳播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