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法律人，成就展多幅跟法治有關的圖片，都特別讓我“心動”。

一九五四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的歷史篇章，奠定了新中國憲政的基礎與制度體系，為國家治理和基本制度的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四憲法”的歷史意義不僅在于它是我國第一部憲法，更在于它鞏固了我國民主革命的成果，以其特殊的功能維護政治共同體的價值共識，提供合理平衡國家、社會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平臺。法治意識也是從“五四憲法”開始就播種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毛澤東主席就經常在處理國事時強調：“這個事情符合憲法嗎？我們要進行符合憲法的審查，別違背憲法了。”

“五四憲法”頒布了以后，我們的法律體系建設日漸完備。隨后,在1954年設立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各級司法系統的建制也逐漸豐滿。

得益于1977年恢復高考，當時，整個中國尤其中國的年輕人，每天都是在快樂積極向上、激情澎湃的狀態下，對未來充滿無限遐想與希望。我是八一屆入學，我哥哥是七七屆入學，那個時候我們就沒在每天晚上12點以前睡過覺，都在爭分奪秒地學習。

1978年，檢察院法院恢復工作，而就在這一年我國也修訂了憲法。197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當時而言，理念非常先進，比如在憲法中明確提到“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憲法中對環境保護作出明確的規定，為我國環境法制建設和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創舉。

改革開放后，首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在深圳開業。上世紀80年代初，許多人到深圳去做弄潮兒。我1992年從銀行辭職，在下海做律師之前，也到深圳考察了一番，因為我有同學在那里做律師。經過這次考察，我明確了解了未來的律師制度的發展方向。我一回到北京，就著手和一群伙伴申請注冊了律師事務所，而我更是被伙伴們推舉為事務所主任，成為北京市合伙制律師事務所的第一位女主任。當時整個北京僅僅批準組建了14家合伙制律所，而現在北京已經擁有超過2500家律師事務所，從業律師超過3萬人。

從新中國的發展歷程看，法治建設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我們既收獲過重視法治的豐碩成果，也有過忽視法治的曲折經歷。“十年動亂”“砸爛公檢法”都是歷史帶給我們的深刻教訓。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為子孫后代計、為長遠發展謀，必須堅定不移厲行法治，深化依法治國實踐。在這樣的背景下，1982年，我國對憲法又進行了一次修改，設立了中央軍事委員會。1982年憲法也是現行憲法，之后歷經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5次修訂。

這些年，隨著社會的發展，法治建設不斷完善，每年都有新的法律誕生，涉及方方面面。比如200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出臺，隨著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發展，私有財產開始增多，每個人對自己物權的保護欲望強烈了，對于物的占有、使用、處分、收益，要明確規定權利，同時要保護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來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2008年出臺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影響也非常大。很多企業家過去用人基本全憑主觀意愿，想招人就招人，招進來隨時可以辭退，而勞動合同法頒布后企業必須按照勞動合同法招聘和解聘員工，所以勞動合同法不僅維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是給企業家上了一堂課。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啟了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新中國成立70年，法治建設不斷發展完善，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中，我們法律工作者感覺到自己是有作為的。以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為例，1992年成立的時候，我們只有十多個人，而今天我的合伙人就有100多個，我們的辦公室在全國各地已經有11家，我們在北京國貿的辦公室也從一層擴展到三層。

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時候說，按照美國的律師和人數的比例，中國未來也可以建成一個有30萬人的律師隊伍。那個時候整個北京可能只有幾百位律師，所以我們聽說律師隊伍要有30萬人，覺得這是個天文數字！而今天我們全中國的律師數量已經突破40萬人了。在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律師在社會運行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為依法治國的重要力量。

作為一名律師出身的全國政協委員，我涉及法律的提案也特別多。比如修改民訴法設立公益訴訟制度、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增設非法證據排除機制等等，都在我的提案中有所體現。這些年，我感覺到推動社會公平正義，推動法治文明建設已經成了我們政協委員工作中重要的內容。

2014年，我國正式將每年12月4日設為國家憲法日。其實，這其中離不開許多政協委員的推動。我在2013年就在提案中提出設立國家法律日，我認為，它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引導和昭示，通過這樣一個憲法日要宣傳法制，讓法治深入人心。

（口述：劉紅宇 整理：本報記者 朱婷）

委員簡介

劉紅宇，第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