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 西周早期 寶雞市賈村鎮征集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何尊銘文

根據《周髀算經》“七衡六間圖”改繪的斗柄指向與季節變化示意圖

洛邑所在的豫州，處于九州（九宮格）之“中”，是對應天上“中宮”的“天下之中”。

歷代地理指掌圖 禹貢九州山川之圖

9月10日至12月17日，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與天久長——周秦漢唐文化與藝術特展”。其中，最閃亮的明星展件，無疑是1963年發現于陜西寶雞的“何尊”，這件非凡器物內部的底部，鑄有銘文12行計122字，內容為記述成王繼承武王遺志，在洛邑（今河南洛陽）營建東都成周之事，其中有“宅茲中或（國）”四字，意思就是在“中國”這個地方營建都城——這是已知最早出現的“中國”一詞，所指乃今洛陽及其周邊地區。

何尊銘文與《逸周書·度邑解》中的一段記載十分吻合。武王克商以后，仍存焦慮，通宵不眠，周公旦得到通報后趕過去問其故，武王說：我承天命滅商，卻還沒有定下都邑，那就意味著我還不能確定承受天命，怎么能安睡呢？武王對旦又說：如果要確定承受天命，平滅殷商，就必須依傍天室（上天的都邑），那里有上天的法令；依傍天室的地方在哪兒呢？不需要到遠處去尋找，就是洛地；上天已經經過反復探求，一定會祐助我們，洛地距離上天的都邑不遠，以后定都于茲，就把這里叫做度邑吧（參黃懷信《逸周書匯校集注》）。武王病逝后，“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周本紀》）

營建洛邑，被武王視為“天命”的一部分，故成王繼位后，便“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那么，一系列的問題來了——什么是“天”？什么是“天命”？為何要在洛邑營建都城，并稱其為“中國”？“中國”的概念又是如何起源的？

先來看看，什么是“天”。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人的天地觀，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那就是——“天圓地方”。那么天如何圓？地如何方？通常是令今人非常費解之處。事實上，古代天子的“天”，并不是我們頭頂的這片天，而是只有到了晴朗的夜空，才能觀測到的一個小小的圓形區域，這就是——北天極。上古時代，先民熱衷親近自然，仰首即見星空，人們在“觀象授時”的過程中，自覺地遵循星宿的秩序，逐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天”為核心的人間秩序。天文觀念在中國政治與文化史中占據著統治地位，又與王朝的興衰更替直接相關。

“觀象授時”系統的核心內容，是根據“北天極”和“北斗”的運行規律制定相應的人間制度與法則。北天極是終夜處在不斷運動狀態的所有漫天繁星中相對不動的點，因而理所當然地成為天象觀測的總坐標。周天的星星和北斗，圍繞著北天極，周而復始地運轉，北斗和北天極之間的范圍，被視為“中央”，即天中——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天道規律，這種規律被中國早期先民轉化為人間應該遵循的秩序，即——臣民就應該像周天的星星那樣，有秩序地圍繞在帝王周圍，沿著各自的軌道運行，而不越軌。但極星的概念絕不等同于北天極：極星是一顆星，北天極是一個虛無的點，此即春秋以后老子所言的“無”，亦曰“道”，乃萬物之源（談晟廣《星天之樞：基于藝術與考古的古史新證》）。極星及其拱極形的周邊區域則逐漸成為象征天帝的活動范圍，即所謂“帝之常居”——這也是很多拱極形圖繪的象征性源頭。

早期文獻如《夏小正》《鹖冠子》《逸周書》等記載：“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在天穹中央旋轉，猶如天帝乘車巡行天界，指示著天下的時間變化，漢代，“極”與“斗”的關系則演變為象征“天帝”與“帝車”的關系，正如司馬遷《史記·天官書》所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于斗。”也就是說，人間的一切秩序，諸如中國古人思想觀念中極其重要的陰陽、四時、五行、節度，等等，都是根據星宿的運行規律制定的。人們根據斗柄在一年中的不同指向規律，可以確定四時寒暑的往來更迭，從而可建立較早的時間系統和后來的黃道二十八星宿坐標體系。出于觀象授時的需要和識星的方便，先民逐漸將由恒星組成的各種不同形象的星群加以區分，于是形成了早期的星座。這些星座包含的星數不同，多者達幾十顆，少者僅一顆。《史記·天官書》中記載的星座（星官）共有91個，包括500多顆恒星，這些星座為適應占星的需要，被賦予帝王、百官、人物、土地、建筑、器物、動植物等名稱，形成天上與人間對應的以宮廷為中心的各種組織和星官分野，這表明，至少在司馬遷之前，成熟的中國天文體系就已經基本形成。

回到西周初年，武王為何在克商大業完成之后，仍然焦慮得睡不著覺，認為自己一定要在營建洛邑之后，才算完成天命？“天命”，意即天道的意志，《書·盤庚上》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較早出現該詞。武王所認為的“天命”，到底是什么？

近年發現的“清華簡”《保訓》篇，是極其重要的先秦文獻，內容是商朝滅亡前的周文王五十年，文王臨終前向太子發公布政治遺囑的一篇實錄體文字。篇中包含了三個與“中”有關的故事：其一，舜因為得到“中”而成一代圣君；其二，夏朝時，有易氏首領綿臣殺了商族首領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微求祀于“河”，得到了“中”，微用“中”讓有易氏服罪，并將“中”作為寶訓傳給子孫，其六世孫成湯以“中”而“受大（天）命”，完成滅夏建商大業；其三，商晚期，“文王受命”，也得到了“中”，志在滅商，然事未竟身將死，文王臨終前將“中”作為政治遺產的寶訓傳達給太子發（即武王），希望他未來能憑借“天命”，繼續完成使命——接受了文王在彌留之際授予的“中”，武王憑借“天命”，最終完成革“大國殷之命”的任務，開始了一個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赫赫宗周”的時代。在《保訓》里，“中”體現了夏商周三代“天命觀”的核心內容。

“清華簡”《保訓》里提到的“中”，所指到底是什么？學者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中”，就是武王所繼承自文王的“天命”。不過，武王又為何將營建洛邑視為“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呢？如今，洛陽之南的登封告城鎮觀星臺南側，有傳說中的“周公測影臺”（有人認為是唐僧一行所立）。所謂“測影”，即通過觀測太陽照在“表”（立柱，高八尺）落在“圭”（底座）上影子的長度，來判斷節令，日影最長的那天為冬至，日影最短的那天為夏至，日影長短變化的等分點則為春分和秋分，日影長短變化的一個周期為一年。何尊銘文里的“中”，很可能原指用來測日影的圭表。關于周公營建洛邑，建中制禮，《周禮》開篇則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惟王建國：建，立也。營邑于土中。《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辨方正位：辨，別也，《考工》曰：“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以為民極：極，中也。（均見《周禮注疏》）

洛陽區域被視為“地中”，背后隱含的是什么概念呢？這就可以用來解釋所謂“天圓地方”、大地何以是方形這個問題了。我們都知道，上古中國，有“九州”的概念。在《尚書·禹貢》中，記載了傳說中的大禹治水時將天下分為九個區域，即后來所說的九個州。“九州”在后世成為總括“天下”的一個代名詞。在一些文獻中，“九州”具體所指并不統一，如《爾雅·釋地》《周禮·職方》和《呂氏春秋》等，雖各微有差別，但是九州的中心之州——豫州，卻是不變的。

事實上，所謂“九州”，即把天下分成9個區域，形成了一個“九宮格”式的圖形結構，實際反應的是“四方”（東、南、西、北）、“五方”（或“五宮”，東、南、西、北、中）和“八維”（東、南、西、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等觀念——洛邑所在的豫州，處于九州（九宮格）之“中”，是對應天上“中宮”的“天下之中”。《史記·封禪書》云：“昔三代（夏商周）之君，皆在河洛之間。”考古學上，河南省內的偃師二里頭遺址，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夏朝的都城；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則可能分別各是商代早期某階段的都城；河南北部的安陽，則是明確的商代晚期都城。洛陽所在的區域，被認為是與“天中”（天的中央）對應的“地中”（大地的中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呂氏春秋·慎勢》）。也就是說，只有在“天下之中”的洛邑接受“四方”諸侯的朝拜，才能形成像周天星星環繞北天極一樣的同心圓的結構。

同心圓的結構，也正是周人“制禮作樂”的核心內容，即確立周王的政權由嫡長子繼承制度：周王崩，嫡長子立，是為“大宗”，周王的嫡出次子和庶出子則封邦建國而為諸侯，“以藩屏周”，是為“小宗”；諸侯乃至卿大夫、士之階層的“大宗”和“小宗”均以此類推。嫡庶之制的本質，就是通過對“大宗”和“小宗”的層層分封，最后形成以天子為圓心，由核心到外緣依次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工、商、奴隸的同心圓式宗法制度社會結構。《詩經·大雅·板》云：“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這句詩的內涵，正清楚地說明了宗法制度的結構：諸侯之大邦作為第一層外圓，是衛守作為圓心的周王室王畿之地的屏障；從周王到士的各層“大宗”就是各層家、國的棟梁；從周王到諸侯、卿大夫等，都要為政有“德”，國家乃安寧；各層宗子就是維系各層家、國的城墻。作為最高級別大宗的宗子——周王，也就成為“天”之“元子”，即“天”的嫡長子，又所謂“天子”。《周頌·清廟之什·時邁》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序有周。”天帝將眾多的諸侯邦國都看做是自己的兒子，不過，一切都要順應天之嫡長子——周王的統治——也就是像周天的星星有秩序地環繞北天極運轉一樣。

所以，洛邑就是“中國”——體現了西周時期，周王作為天下共主的象征性意義，也是為何武王將營建洛邑視為其“天命”之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文王在遺訓中苦口婆心所傳達給武王的“中”，乃至后來周公“制禮作樂”的核心動力，正是源自上古以來對于“正北天之中”的北天極之無上尊崇。而此觀念，對后世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人在與“天”的共生中，最終歸結為：人如何與“天”共處——即知“天命”、循“天道”。古代中國的王權社會，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就是，王朝對歷法和天象的解釋權進行絕對控制是至關重要的，由天授予統治者之“天命”仍然是一個王朝合法化所需的因素。這種由古代王權掌握的星占體系專據天象來預測人間的軍國大事，諸如戰爭勝負、年成豐歉、水旱災害、王位安危、國勢盛衰等。作為至高無上的“天帝”之所居的天的“中央”北天極，由其衍生的“中”，便成為上古三代流轉的“天命”之具體內容，制度的上層設計，包含了一切從天文到人文轉變的人間秩序——天文歷法、帝王之道、法律法規、禮儀制度、州國分野、處事原則、人文思想等方面。“中國”，也正是由“天下之中”的概念，慢慢擴展為后世的中國概念。

或許，正是因為我們的一切源于“天”——天道的運行規律，自然運行的規律，這就是為什么中華文化能夠綿延至今而未曾斷絕，且“與天久長”的秘密所在吧。

（作者系“與天久長——周秦漢唐文化與藝術特展”策展人，文章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