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遺址作為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完整保存了中國最早的城市形態(tài)，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唯一性和特別的重要性，其城市結構和規(guī)劃理念至今仍清晰可辨。

考古發(fā)掘工作現(xiàn)場 攝/金玉琴

夏鼐先生生前高度評價長江下游是“中國早期文化發(fā)展的另一個文化中心”，把它列為對中國文明起源有重要影響的3個區(qū)域之一，并且進一步指出中國文明直接吸收了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因素，而構成自身重要文化特征。確實，據(jù)現(xiàn)有資料表明，良渚文化是我國最早大量使用琮、璧等玉器的新石器文化，雖然當時璧、琮所代表的意義現(xiàn)在尚不完全明了，但被二里頭文化吸收之后，發(fā)展成為商、周文化重要禮器，并被賦予“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的意義固定沿用，成為良渚文化對中國文明的一大貢獻。

玉器是良渚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考古發(fā)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數(shù)量，若以單件計，已超出10000件，加之清末民初以來流入海內外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眾多玉器，保守估計，全世界已知的良渚文化玉器數(shù)目當不在15000件之下。在成一定規(guī)模的良渚文化墓地中，迄今尚沒有發(fā)現(xiàn)不出土玉器的。良渚文化可以說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第一個玉器制作和使用高峰期中最杰出的代表。

良渚文化玉器的種類，已知的有琮、璧、鉞、璜、環(huán)、鐲、瑗、玦、梳背、帶鉤、鐮、匕、勺、鎮(zhèn)、紡輪、三叉形器、錐形器、柱形器、半圓形器等40余種，其中半數(shù)以上的器類為良渚文化原創(chuàng)。顯而易見，良渚文化玉器在數(shù)量和器類上的絕對優(yōu)勢，標志著其制作和使用都達到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獨一無二的高度。

玉是自然界的一種稀缺物品，尋找不易，開采艱難。玉在雕琢成器的過程中有多道復雜的工藝過程。尤其是良渚玉器，種類之多樣、紋飾之精細，在新石器時代首屈一指。良渚文化是以宗教及其相關行為為中心的早期文明，玉器是開展宗教行為的物質媒介，或者說玉器是良渚觀念形態(tài)的物化形式，因此玉器在良渚文明中具有極其崇高的地位。擁有玉器的人或集團的社會地位應該高于不擁有者，能夠在不同的層面上掌握玉器的人或集團代表了不同的社會地位和層次。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藝，以人力控制質地堅硬的解玉砂作磋磨運行為主要特征，盡管這種間接摩擦法的制玉工藝，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便已為中國境內各大古文明區(qū)系所普遍采用，并且成為日后中國制玉工藝的核心技術，但在前金屬的新石器時代，代表中國玉器制作工藝最高水平的，非良渚文化莫屬。

文家山M1出土玉器

良渚文化玉器絕大多數(shù)出土于顯貴者墓葬，然其功能并不局限于喪葬用途。眾多新器型的出現(xiàn)，尤其是琮、璧等超越人體裝飾的特定器形的創(chuàng)制，以及神人獸面圖像在玉器上的琢刻與取像于神人獸面圖像造型玉器的制作，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神靈崇拜的宗教目的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之一，其中部分玉器極可能是巫覡在舉行通天禮神儀式時，使用的法器或法器上的玉部件。

作為物質與技術結晶的良渚文化玉器，滲透著宗教、政治、軍事、禮制等諸方面的重要內容，與中國文明起源階段社會等級的分野、集中權力的形成、禮制的規(guī)范化、大規(guī)模社會資源的調度、大型土木工程的營建以及“天人合一”東方理念的形成，都息息相關，從而成為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的關鍵所在，而它數(shù)量之眾多、器形之豐富、工藝之先進、紋飾之精美、功能之復雜、影響之深遠，不惟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也為世界同時期所絕無僅有。

所有這些都有力地說明良渚文化早已被熔進了中華5000年光輝燦爛的文化之中，是中國文明的淵源之一。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太湖流域中國玉文化的源頭之一，良渚玉器流露出的穿越古今、攝人心魄的美，也許并不完全來源于那鬼斧神工、驚為天人的制玉工藝，也來自于它體現(xiàn)出的那個時代的審美意識和精神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