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會師（油畫） 113.5×220厘米 1959年 萬今聲 龍美術館藏

《踱步》是陳逸飛1978年創作的具有自畫像性質的油畫作品。其畫面的左側是一把帶有厚重歷史感的老舊黑色靠背木椅，右側是藝術家低頭沉思的背影，整幅畫的背景是鴉片戰爭、甲午風云和八國聯軍等內容組成的歷史畫卷。在這幅作品中，陳逸飛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將自己帶入畫中，意在凸顯以人文視角回顧歷史、反思歷史。這也是他在主題性美術創作中表現正面形象的一次大膽嘗試。

正在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展出的“踱步：七十年的走過”，即以《踱步》為發端，集合了該館收藏的近200件油畫、國畫、版畫、素描、雕塑等作品，以“領袖與革命”“戰爭與和平”“新興與轉型”“時代與步伐”等6個專題板塊，展示了新中國主題美術創作的源流與發展。

走入展廳，《向井岡山進軍》《解放區的天》《中朝會師》《把第一根無縫鋼管獻給毛主席》等一系列作品引人注目，其中不乏靳尚誼、吳作人、艾中信、古元、戴澤等名家名作。它們既是對歷史的回顧，又是對新中國審美和藝術語言變革與發展的記錄，既反映了革命過程的艱辛，也展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氣象。而其間所呈現的前輩藝術家們嚴謹的創作方法和創作態度，以及對藝術表現形式和語言的不懈探索和反復推敲，無疑為當下美術創作提供了比照。如陳逸飛與夏葆元共同創作的巨幅油畫《黃河頌》小稿，這件作品雖為小稿，但畫面中的人物和細節幾乎與大畫無差，可見作者在創作小稿時已經構思完善，宏大場景中的人物也是當時歷史題材創作的特色。又如陳衍寧創作于上世紀70年代的《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既主題突出，又加入了豐富的藝術表現元素。該畫在當時登上了報紙，影響極大，用它印刷的年畫也風靡全國。

對于新中國主題美術創作而言，領袖題材和革命題材無疑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展覽中的“領袖與革命”專題板塊以1949年之前的毛澤東形象和事跡為主，從南昌起義、向井岡山進軍、紅軍過夾金山、長征路上，到勝利渡長江等，表現了領袖的偉大與革命的曲折；而“戰爭與和平”板塊則展示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一系列戰爭題材，既有典型事件，又有具體人物。“這些作品通過不同的構圖方式，或展現宏大的場景和內在的人物關系，或以不同的語言方式表現了歷史題材創作的時代特色。”本次展覽策展人、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陳履生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無數畫家投入領袖題材的美術創作中，而更多的基層畫家則用復制的方法將領袖的圖像覆蓋到城鎮和鄉村的公共空間，因此也造就了領袖題材美術作品的深度普及。

一幅優秀的藝術作品被反復創作多幅，也是當時的一個特點。如黎冰鴻的《南昌起義》畫了5個不同版本。第一幅創作于1958年，收藏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彼時正值黎冰鴻藝術創作的旺盛時期，他在國外參觀了許多畫展和美術館后，大開眼界，于是在藝術創作中廣泛吸收外國油畫的形式技法，并探索油畫民族化的道路，形成了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南昌起義》。此次展出的作品是黎冰鴻1976年被派赴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繪制歷史畫時所作。對比亦可發現，該作最早版本的畫面色調較暗，紅旗數量只有兩三面，之后的版本則色調越來越明艷，紅旗的數量也逐漸增多。“這件作品雖然不稀缺，但是在新中國美術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反映了特定時期藝術發展的面貌，以及對藝術風格的探索。因為畫作受歡迎，不同博物館都要收藏，因而藝術家創作了多個版本，但不同版本之間不是簡單拷貝，而是富有變化。畫家對于創作的認真以及對于繪畫表現的嚴謹態度，無疑值得當代美術創作者思考。”在陳履生看來，1949年是20世紀的一個重要坐標，中國社會的一切都在這一坐標前后表現得涇渭分明，由此也影響了藝術創作的發展和路徑。在之后的數十年間，藝術的思想和觀念、題材和形式，藝術的普及和提高、大眾和精英等史無前例地交織在一起，表現出新時代的新天地。時至今日，那些與之關聯的、有著深刻時代印記的視覺圖像，仍給美術創作者以啟發。

藝術是時代的產物，與時代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連，也折射著時代的審美趣味和風尚。主題性美術創作在今天如何避免其以往不足，如何展現時代，其鮮明的主題性和各具風格的藝術性之間如何實現交融共進，藝術家如何彰顯社會擔當、承擔藝術使命等，都是當前的重要命題。

“主題性美術創作是以對歷史和現實產生廣泛影響的重大事件、重大人物為表現內容，能夠喚起國家、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引起共同的關注和心靈共鳴的藝術創作。”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學術院長黃宗賢認為，20世紀以來的“主題性創作”有3個活躍時期：一是1953年至1959年，文化部、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等把以中央美術學院教師為主的全國知名藝術家召集起來，專門討論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二是“文革”時期的美術，形成了特別的語言、風格和美學體系，尤其“紅光亮”“高大全”的藝術風格和形象塑造，至今仍值得研究；三是新世紀以來，藝術創作轉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省。

在陳履生看來，主題性美術創作是新中國美術創作中一個基本但又十分重要的題材，但也正是由于對這一題材的過度關注，出現了題材單一化、政治化等傾向，削弱了藝術表現的多樣性。“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一段時期，美術作品缺乏地域特點，少有個人風格，可以明顯看到當時在表現主題上的主流風格和主流樣式，這對美術創作帶來了負面影響。但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美術家積極深入生活，多方面挖掘時代生活中的豐富內容，從宏觀到細節，從重大事件到生活和家庭、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都顯現了新中國不同于過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出新中國主題創作的時代特色。”陳履生認為，盡管這些作品題材較為單一，但畫家們在創作時卻十分真誠，從作品的構思、構圖、色調等均可看出作者的匠心和深意。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毛時安認為，今天新美術的創作背景和社會環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這些作品的藝術魅力依舊，其奧秘就在于，當年藝術家們都投入了真情實感。“看待新中國美術，不能用簡單的歷史觀。當代藝術家的任務，就是要為時代留下傳記般的作品。”毛時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