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你寫我，盡量保持你問我答的原汁原味。”全國政協圍繞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召開專題議政性常委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葛紅林秘書告訴本報記者，下午1點30分之前如果能趕到中鋁大廈，葛常委有一小時時間，可以聊聊。

全國政協機關到中鋁大廈，打車只需要8分鐘時間。“你做記者多少年了？我之前有個書面發言你看了嗎？”沒想到，問答環節卻是從葛紅林提問記者開始的。

做生意的原則是兩廂情愿

記者：談到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中鋁集團也是我國制造業基座型的企業。最近您的業務線如何？

葛紅林：中鋁集團最近的生意忙得不行，特別是高端鋁材和銅材，這種忙是來自我們始終堅持的科技創新。

眾所周知，國際鋁行業的競爭十分激烈，國際競爭對手總是想保住它們的高端地位，對我們國內客戶，通常是三步曲：當我們沒研發前，它不斷抬價，當我們研發成功后，它開始降價，當我們批量生產時，它會懸崖式降價。總之，就是想限制我們進入高端領域。

對此，我們有著健康的心態，既不怪國外對手的強大和狡猾，也不怪國內廠商的“漁翁得利”。我們變打壓為動力，煉好科技創新的內功，煉好提質增效的內功。經過努力，現在得到了收獲，真是時移勢易，全球貿易環境發生了變化，高端鋁材和銅材的訂單反而多了。

在這里需要講一下，國內的鋁行業是充分競爭的行業，作為央企的中鋁在資源和經營上是吃不到國家“小灶”的。同時，我們還肩負著社會責任。

記者：更大的發展需要更大的開放，您認為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又需要什么來做支撐？

葛紅林：總體上講，中國要靠更大的開放來促進改革。不過，改革是有原則的，有的要改，有的不能改，再開放，也不能開放到改革“四個自信”。源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并不是哪個發達國家逼著我們改的。不要小看“四個自信”背后的軟實力。

對外，要以開放的心態做生意，做生意的基本原則是兩廂情愿，只要成交了，就不存在誰吃虧的命題。中國和美國做生意，你會聽到美國政客說吃虧，而很少聽到美國商人說吃虧，這就是二者的區別。由此，不要太把美國政客的抱怨當回事。有了上述的理念，我們會更加坦然、更加開放地和美國做生意。

對內，要以更緊迫的態度練內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各行各業都要練好內功。如何練好內功，在具體路徑上，習近平總書記已經為我們指明了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三條路徑。在具體方法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已經為我們指出了加減乘除法。中鋁之所以能“起死回生”、扭虧脫困，就是通過實施三大變革和“加減乘除”法，運用于化解結構性矛盾，加快了新舊動能轉換。

一是做好加法。堅持“干一件成一件”，調整優化產業布局，培育和發展新動能。在資源能源富集地區重點打造一批產業鏈完整的現代化大型聯合產業基地，云南的水電鋁材、廣西沿海的鋁基地、貴州的退城進園、內蒙古和山西的鋁電基地、福建沿海的鋁銅基地等，一批產業集群已經形成。加快實施“海外+沿海”戰略，幾內亞“Boffa”項目和秘魯銅礦二期擴建項目相繼開工，開啟了全球化戰略布局新征程，加快了新舊動能轉換，提升了整體競爭力。

二是敢做減法。我們頂住了來自多方的壓力，堅決淘汰退出落后產能，先后關停一批失去市場競爭力的落后生產線，涉及氧化鋁產能124萬噸，電解鋁產能132萬噸，碳素產能25萬噸，煤炭產能30萬噸。同時，我們毫不手軟地處僵治困，全面完成47戶僵尸特困企業治理目標任務，減少虧損戶104戶，減少虧損額95億元，虧損面降低22.5個百分點，人員分流安置98.9%，超額完成國資委下達的目標，氧化鋁、電解鋁、電解銅勞動生產率分別提高了136%、76%、54%。

三是善做乘法。我們堅定不移地落實創新驅動戰略，國防軍工產品產量年均遞增1萬噸，軍品成品率4年優化了10個百分點，關鍵鋁材保供成本4年降幅10%以上，新增產品規格上百種，實現了第三代鋁合金整體向第四代的跨越發展，滿足了國家重大工程和戰略需求。高新技術企業增加到88家。組建了中鋁中央研究院，為優化配置科研資源，加快成果轉化和提高科技貢獻水平，奠定了基礎。

四是精做除法。我們堅持優化資源配置，推進低效無效資產盤活運作，累計盤活土地7751畝，增收114.5億元，助力了扭虧脫困。加大“壓減”工作力度，減少法人戶數168戶，完成參股企業處置16戶，管理層級從七級壓縮至四級。加快“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工作走在央企前列。

今年3月7日，我在全國政協大會上作了題為“打通‘僵尸企業’處置三道障礙”的發言，引起了各界反響，有人說我淋漓盡致地揭示了一些企業僵而不死的原因，它們主要是怕破產。我經常可以聽到一些人說，要少破產、多重整。但我認為，企業做虧了，該破就破，這樣才能促進高質量發展，反之就會影響高質量發展。

別以為迎合對手，人家就能放你一馬

記者：全球貿易格局變化，給我們帶來的最大啟示，是什么？

葛紅林：啟示、警示太多了。而且我覺得我們應該加快將警示轉化為行動，既要有眾志成城的精神狀態，更要有練好內功的實際行動。

比如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發揮國有企業的脊梁作用。

國有企業大多分布在軍工、能源、交通、通訊等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工業關鍵領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國外一些政客是十分懼怕我國國有企業在高科技領域壯大的，對國有企業向來“不安好心”。因為他們明白，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中，發揮著極為特殊的作用。除了經濟貢獻外，國有企業還肩負了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比如每當我們國家發生了重大自然災害，國有企業都會義無反顧、不計代價地沖在搶險救災第一線。在當前的扶貧攻堅、援藏、援疆中，各央企至少都拿出上億的真金白銀，派出了精兵強將。現在，面臨復雜的外部環境，我認為毫不動搖地壯大國有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挺起國有企業的脊梁，一定要打好國有經濟的牌。

又如，我們要通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好國企民企命運共同體的牌。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國外政客的戰略妄想是遏制中國的國有經濟的發展，唱衰中國的國有企業，鼓吹中國的經濟是“國進民退”，挑撥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矛盾。過去，我們個別民營企業家還天真地以為，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和國有企業格格不入，甚至會打擊國有企業，而自己作為私有的民營企業似乎比較相融，可以不受打擊，可以獨善其身。但其實，你作為國家經濟的一部分，即便你不考慮國際政治，國際政治也會考慮你。一旦民營企業的發展超過了發達國家，對其構成了技術和競爭上的威脅，它才不會念及你是民企就放你一馬。

另外，我們要盡快拋掉“市場換技術”的牌。如果說過去采用“市場換技術”贏得了中國的發展，那么，這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走老路是絕對贏不了未來的。隨著中國發展速度越來越快，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將越來越嚴重，我們不能再依賴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必須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以自主創新為戰略基點和核心要素，要激發國內技術創新的新高潮，加快降低技術對外依存度，向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奮進。

要防止科研方向和人員脫硬向軟

記者：在您看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現在最難的點是什么？

葛紅林：這樣說吧，凡是發達國家或明或暗對我們進行“圍追堵截”的，幾乎都是我們發展的比它們厲害的。我們要更高質量的發展，我們離不開這些“硬科技”，可我擔心的一點是，在我國經濟中，目前存在著“脫實向虛”的現象，即脫離實體經濟的投資、生產、流通，轉向虛擬經濟的投資。民營企業的富二代，也有許多不愿意繼承父業從事制造業，認為干制造業很苦。

而所謂的“硬科技”，指的就是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術、光電芯片、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它是區別于由互聯網模式創新構成的虛擬世界的，屬于由科技創新構成的物理世界。換句話說，“硬科技”有極高的技術門檻和技術壁壘，難以被復制和模仿。也正因如此，它才算得上是人類經濟社會產生深遠而廣泛影響的革命性技術，是推動世界進步的動力和源泉。

我是學材料科學和工程出身的，材料科學中的硬科技，涉及材料的原子和分子結構變化，是化學反應，創造了新材料，是質的變化。

如果說中國新材料的創新不夠，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缺乏從材料的原子和分子結構上的創新能力。化學是響當當的硬科技，卻在當前被大家看成了“過街老鼠”，從地方政府到民眾，大家一聽化工產業都有點怕，因為的確有一些化工企業因管理不到位發生過事故，讓大家望而生畏，甚至有的地方搞起了“去化工”。一些大學的化學系也常常被學生誤認為專業有毒而遇冷。我覺得這種現象要改變。

其實，早于經濟領域的脫實向虛，我國科技領域也出現了研究方向和人員脫硬向軟的問題。

過去我們講“原創”，現在比較流行的是講“01創新”，從零到1的創新是從無到有的革命性創新，需要“道生一”的智慧。而從1到N的變化是改善性的創新。比如發明液晶顯示屏，是從零到1的創新，它革掉了電子管和背投電視的命。當然，液晶顯示屏也在不斷升級，目前產業化達到了10.5代，盡管提高了屏幕的尺寸和清晰度等性能，但這不屬于從零到1的創新。

“01創新”在科研人員上，一定要突出年輕人，要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要改革現有的項目評審辦法，不能讓擅長于1到N的專家去評審01創新項目，否則，經常會出現“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現象。

比如大家最近都很關注稀土產業。從科學的角度看，一種資源的作用總是可以找到替代者，比如合金鋼加了稀土可以提升性能，但并不是說性能提高只能依賴稀土，稀土無可替代。

我覺得，現在最關鍵的是要把稀土用好，增強創新效果，提升產品的附加值。過去，我國整頓稀土產業的小散亂多的現象，整合成六大稀土集團，其實還是太多，每家的體量都不大。有人建議把六大稀土集團整合成北方和南方兩家，我倒不反對，北方側重發展輕稀土,南方側重發展重稀土，各自把上下游的產業鏈夯實好，延伸好，盡可能把自己的原料加工成終端產品，從賣原材向賣產品轉變，這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加快農民工向產業工人的轉變

記者：但還是有很多人在說，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急需大量人才。他們說的人才，又特指什么？

葛紅林：現在，大家都感到人才短缺已經制約了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大量工科畢業的博士碩士學士脫實向虛，轉到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大量農民工加入到制造業行業，在降低勞動力成本的同時，也影響了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他們中間有些沒有經過職業教育，有的雖然經過了教育但身份還是農民工，在企業屬于臨時工，在城市屬于臨時戶口。很難想象，企業對這些人的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是否能讓他們安心從事好高質量的制造？你不創造穩定預期，他能穩定地鉆研嗎？

我們要抓住當前對制造業人才短缺這一難得共識，嘗試采用一些超常規的辦法，率先解決農民工向產業工人轉變的問題。

比如，可以加快制造業中技術工種的農民工身份的轉換。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對于達到了技師或某種技術工種水平的農民工，當地政府應制定比積分制更寬松的政策，作為人才來引進，解決他們和家屬的城市戶口，并納入城市住房保障，但這些不能以讓他放棄農民宅基地上的住房為前提。

又如，可以從央企做起，改變追求勞動生產率中的形式主義，放寬用工編制，取消一企二制，從管編制向管效益轉變，從一企二制向能進能出轉變。鼓勵農民工通過學習掌握技能來改變身份，成為新時代的產業工人。

再如，可以由工科類大學牽頭，創辦農民工職業學院，定向招生農民工，進行職業繼續教育，通過“培養一人，就業一人，入城一戶，脫貧全家”，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還要關注教育部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在職業教育方面“二龍治水”的事。這個問題我認為應歸教育部管。

營造環境是政府的關鍵職能

記者：您在成都市當了11年的市長。比較得意的是什么事？

葛紅林：我2003年上任之初做了兩件事：一是基于少不入川，提出“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的城市廣告語；二是基于安居樂業，提出“人居環境最佳，創業環境最優，綜合實力最強”的城市建設目標，這一目標堅持了10年沒變。

此外，在產業方面，我們從無到有打造了成都的汽車制造業。四川跟重慶“分家”那會兒，四川省基本上沒有了汽車工業。我到成都后，認為還是要把汽車工業發展起來。打造輪子上的成都、輪子上的四川。從引進一汽集團、日本豐田、德國大眾、中國重汽、吉利汽車、幫助吉利收購了沃爾沃，到后來引進東風汽車，這些事我都全程主導參與了。

2003年起，成都引進了英特爾、德州儀器等一批芯片和電子信息企業，它們的綜合帶動作用是非常大的。我曾對英特爾董事長說，你們來了，要招2000名員工，對素質要求嚴，給的工資高，這些年輕人在成都穩定下來后，討的2000個老婆，生的2000個小孩，素質肯定不錯，不就拉動了成都消費和人口素質嗎？這對城市未來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