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史學(xué)］欄目的兩篇文章都是以存世作品為基礎(chǔ)的研究。明清書畫家中，大概要數(shù)董其昌的畫像存世最多，這當然與他名臣的身份有關(guān)，也與他作為晚明藝壇“祭酒”的地位有關(guān)。《董其昌畫像考》以存世董其昌畫像為基礎(chǔ)，結(jié)合文獻記載，分析了董其昌畫像的類別和系統(tǒng)、母本與摹本及其相互間的衍變關(guān)系。《吳歷繪畫風(fēng)格變遷研究》則在考察吳歷存世作品的基礎(chǔ)上，研究其風(fēng)格的變遷，并嘗試為之分期。［理論］欄目的《“南北水陸”辨》試圖解決“南北水陸”說中的分歧，作者詳細考察了毗盧寺、公主寺水陸壁畫的神祇構(gòu)成及其位置，發(fā)現(xiàn)《法界圣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天地冥陽水陸儀文》這兩部現(xiàn)存的代表“南北水陸”的儀軌與北方地區(qū)水陸壁畫間并不存在神祇構(gòu)成上的南北之別，此南北論是明末清初高僧智旭為宣揚蓮池大師重訂志磐水陸儀軌的功德而推出的新說，其出現(xiàn)與晚明的社會風(fēng)尚，也與董其昌等人倡導(dǎo)而流行的“南北宗”論有關(guān)。

——秦韻佳

內(nèi)容摘要：晚明畫家董其昌的畫像傳世極多，因其在書畫上卓有建樹，時人及后人爭相“圖其像貌”以敬仰之。透過董其昌畫像的創(chuàng)作主體、形制與鑒藏、辨?zhèn)巍r尚、衍變，大致可略窺晚明以來肖像畫的發(fā)展脈絡(luò)與嬗變軌跡，亦可見其藝術(shù)在晚明以降的文壇受到尊崇的現(xiàn)象。

關(guān)鍵詞：董其昌 《待漏圖》 肖像畫   尊董   流播

在明清書畫家中，董其昌（1555—1636）畫像也許是存世最多者。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公庫均庋藏其畫像，而在民間藏品中，其畫像也不在少數(shù)。這些畫像或有壯年、暮年之分，有時人、后人所繪，亦有寫實、寫意之別，更有半身和整身之貌、母本和摹本之異、官服和野服之容，但透過其肖像畫的不同形態(tài)與生成、傳播，大致可洞悉晚明以降肖像畫發(fā)展與演進的歷程，亦可見董其昌及其藝術(shù)在明代以來市井文化與精英文化中的傳播與影響。

一

在所有董其昌畫像中，最具代表性的非張琦和項圣謨（1597—1658）合作的《尚友圖》（上海博物館藏）莫屬。該畫像所繪為群像，人物分別為董其昌、陳繼儒、李日華、魯?shù)弥⑨屒锾都绊検ブ儯憩F(xiàn)的是一個雅集賞畫的場面。有論者認為，圖像“涉及人物形象與肖像畫的若干子類型—文人雅集、正式群像、自畫像以及虛構(gòu)或理想化的肖像—卻又不完全歸屬于其中任何一類”〔1〕。不僅如此，該畫像還囊括了半身像、整身像和立像、坐像以及行樂圖等其他肖像畫門類。項圣謨在題識中詳述了畫中的人像構(gòu)成及畫像的緣由：（如圖）

項子時年四十，在五老游藝林中，遂相稱許。相師相友，題贈多篇。滄桑之余，僅存什一。今惟與魯竹史往還，四公皆古人矣。因追憶昔時，乃作《尚友圖》，各肖其神。其晉巾荔服，一手執(zhí)卷端，一手若指示而凝眸者，為宗伯董玄宰師。其藍角巾褐衣，與宗伯并坐一石，展卷而讀者，為眉公陳徵君先生。其唐巾昂生，以手畫腹上作書者，為冏卿李九疑妻伯。其淵明巾如病鶴者，為竹史魯魯山。釋則秋潭舷公詩禪也。其高角巾素衣，立于松梧之下，一手持卷倚石，一手指點，若有質(zhì)于二公者，即胥樵項子孔彰也。并題一絕云：五老皆深翰墨緣，往還尚論稱忘年。相期相許垂千古，畫脈詩禪已并傳。壬辰八月十八日項子自題，像則張琦所寫，余亦孔彰自畫，燈下書此。

此畫像作于清順治九年（1652年），乃追憶作者往昔與時賢交游、品畫情景。畫中描繪的場景，未必是真實發(fā)生過的現(xiàn)場，或為作者虛構(gòu)。畫中所寫人物，項圣謨時年四十，則畫中所描繪的時間，當為明崇禎九年（1636年）。以此類推，董其昌時年八十有二，這一年的十二月七日，董其昌即駕鶴西去，故此畫像是目前所見董其昌最晚年的形象。據(jù)李鑄晉《項圣謨〈尚友圖〉》一文所載，在美國邁阿密大學(xué)羅爾美術(shù)館也收藏了一件同題材的《尚友圖》〔2〕，但尺幅稍大。或上博本為稿本，美國本為成本。畫中董其昌居中，身著紅衣，所處的位置顯示其在當時畫壇祭酒的地位。清人潘世璜（1764—1829）在其《虛靜齋云煙過眼錄》中記載有一件《尚友圖》：“二十八日，唔毛一亭，叔美出示書畫數(shù)種，內(nèi)項圣謨《尚友圖》，圖有思翁、眉公五人，自題幀首，小楷極精。”〔3〕“叔美”為錢杜（1764—1845），書中提及之《尚友圖》與上博本和美國本均相吻合，但究竟是指哪一本，或另有其本，則沒有更多信息佐證。

張琦、項圣謨  尚友圖  紙本設(shè)色  38.1×25.5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另一幅由項圣謨參與創(chuàng)作的《董其昌小像》（上海博物館藏）也顯示出董其昌晚年的風(fēng)貌，與《尚友圖》中的董氏形象相若。該畫由“波臣畫派”的曾鯨（1564—1647）寫像，項圣謨補景，是寫董其昌佇立林下的全身像。《尚友圖》中的董氏肖像為張琦所繪，而張系曾鯨弟子，兩畫雖無明確的創(chuàng)作時序，但從董其昌的形象看，確乎可看出二者的相近之處，或張琦受其師影響，或直接來自于對曾鯨作品的傳移模寫。此畫著錄于龐萊臣的《虛齋名畫錄》〔4〕。

以曾鯨、張琦畫董其昌像為藍本，在后世出現(xiàn)的董其昌畫像中，大多可看出其繪畫淵源。清代吳俊（1801—1883）作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董其昌小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以下簡稱國博本）便是對前人作品的臨摹。該畫作者題識曰：“董宗伯像，道光己酉閏四月江陰吳俊”，鈐白文方印“暨陽吳俊”。吳俊，字子重，號冠英、南橋，暨陽（江蘇江陰）人，擅詩文書畫篆刻。畫中描繪董其昌身著紅色官服，持笏站立，是明代常見的《待漏圖》，畫上有人物畫家改琦（1773—1828）的長題：

董文敏公諱其昌，字元宰，號思伯，華亭人，萬歷乙丑進士，入詞垣，累晉禮部尚書，通禪理，精鑒賞，尤以書畫妙天下，如高麗琉球皆知寶之。其天才俊逸，少負重名。在講席，因事啟沃，見知光宗，為僉壬所忌，凡奄人請書翰者，一切謝絕。不激不隨，故得免于黨人之禍。幼時，父漢儒有學(xué)行，從枕上授經(jīng)，悉能誦記。比通顯為侍郎，有田一雋以教習(xí)卒于官，請假走數(shù)千里，護其喪歸葬。督學(xué)湖廣，不狥請托，為勢家忌，詔修神宗實錄，命往南方采輯先朝手疏及遺事，廣搜博征，錄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國本，凡人才風(fēng)俗吏治有關(guān)者，別為四十卷，仿史贊之例表進之。有詔裒美，宣付史館。所著書為《萬歷事實纂要》《南京翰林志》《容臺集》《畫禪室隨筆》，石刻曰“玉煙堂”。嘉靖乙卯生，崇禎丙子卒，壽八十有二，贈太子太傅，謚文敏。己酉閏夏，時客京師之松筠庵，偶同冠英道兄閱歷代名臣小像，擬各摹數(shù)本以副景仰。比見冠英兄所繪，筆墨靜穆，能伕古人豐度，如在羹墻，不禁自愧，為之擱筆。復(fù)慚無以踐約，因為各書小傳，并志欽佩。香白改琦題于小廬仙館。

題跋中所言“冠英道兄”即吳俊，言及因閱覽歷代名臣小像，因而據(jù)此臨摹。有意思的是，另有一張與此風(fēng)格幾近雷同的《董其昌待漏圖》存世〔5〕，所不同者，國博本董其昌像笏板清晰可鑒，《董其昌待漏圖》的笏板模糊，有毛邊現(xiàn)象；國博本無任何襯景，而《董其昌待漏圖》則有祥云陪襯，左側(cè)為隱約可見的華表、樓閣；國博本所戴官帽紋飾清晰可辨，尤其上方四道梁較為明顯，而《董其昌待漏圖》的紋飾不清，且只有一道梁；國博本于右下側(cè)懸掛藍色配飾，《董其昌待漏圖》則無；國博本所著木屐，藍色紋飾清晰，《董其昌待漏圖》所著為布鞋，黑色紋飾。此外，在形制方面，國博本為豎式立軸，《董其昌待漏圖》為橫式手卷。在色彩方面，國博本的主色調(diào)為深紅，而《董其昌待漏圖》為淺紅。從創(chuàng)作時間看，國博本有明確紀年，是清人臨摹前人所作歷代名臣小像的一個摹本，《董其昌待漏圖》雖無紀年，但從畫風(fēng)看，當為晚明時期，是典型的董其昌作為“名臣”的肖像，創(chuàng)作時間與董其昌生活的時代相近。從兩圖的構(gòu)成與人物藝術(shù)造型看，兩圖極有可能是摹本與母本的關(guān)系—國博本極有可能是對《董其昌待漏圖》的傳移模寫，而且修訂了原畫中官帽等配飾不明晰之處。需要指出的是，董其昌官至禮部尚書，屬正二品，其官帽上當為六梁〔6〕，而兩幅《待漏圖》中，一幅為四梁，一幅為一梁，與董其昌身份并不符，或為創(chuàng)作者疏忽所致。此類現(xiàn)象，在明代其他官員的服飾中均有出現(xiàn)。

在《董其昌待漏圖》拖尾，尚有王廣心（1610—1691）、蔣伊、徐元文（1634—1691）、顧其言、唐昌世、許纘曾、陸鳴珂、李廷揚、郭朝祚、梁同書（1723—1815）、成親王（1752—1823）、英和（1771—1840）、翁方綱（1733—1818）、劉喜海諸家題跋，時間跨度從晚明到晚清，近三百年時間。

《董其昌待漏圖》畫無款，亦無作者印鑒，僅有鑒藏印五枚：朱文長方印“三羊齋藏金石書畫”（鈐兩次）和“靈石楊氏珍藏”、白文方印“蒙泉書屋書畫審定印”和“梅鄉(xiāng)過眼”。在諸家題跋中，除李廷揚為觀款外，其他均提及畫像乃寫董其昌，且翁方綱更詳細考證出畫像曾經(jīng)董其昌之孫鑒藏，所畫之像乃明崇禎壬申（1632年）、癸酉（1633年）年間董其昌七十八九歲時，而畫像則是在甲戌（1634年）董其昌歸田后所追寫，反映董氏有“江湖魏闕之思”。翁方綱的題跋亦見錄于《復(fù)初齋文集》，文字略異〔7〕。

在董其昌或稍早的時代，寫待漏圖是當時官員最為熱衷的做派。至少在明代景泰年間或更早的時代，便有繪《待漏圖》的風(fēng)氣。明代名臣兼詩人王直（1379—1462）在《會昌侯孫公像贊》中提及會昌侯孫公（1368—1452）“在位時，子繼宗等嘗命寫公像，為《待漏圖》，儼然冠服之華，翼然威儀之盛，而不忘乎敬，蓋徳容之著也”〔8〕。而明代文人程文德（1497—1559）亦有《題郭松厓侍御金門待漏圖》〔9〕。明代詩人王材（1509—1586）在其《金門待漏圖序》中就專門談及《待漏圖》的范式：

自一命以上拜恩于朝，還旅舍，必求繪事者貌之。其上則五云繚繞，重宮復(fù)殿，玉柱蟠龍，金棱棲雀，銀河回合，碧樹參差，約如圣天子臨御之所。下則梁冠帶佩，衣裳秉笏，曳舃逶迤，拱肅遲佇于闕廷之外，名之曰“金門待漏圖”。〔10〕

不難看出，明代官員們是將畫《待漏圖》作為一件光宗耀祖之事。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關(guān)于描寫晚明名臣兼書畫家黃道周（1585—1646）的《待漏圖》即是一例。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大英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及南京博物院等均藏有《明代宮城圖》〔11〕，畫中人物即手持笏板佇立于紫禁城金門之外。作為曾經(jīng)官至禮部尚書的董其昌，其兩件《待漏圖》正是這一時期官員風(fēng)氣的縮影。清人孫爾準（1770—1832）有《題董香光待漏圖》兩詩，其一曰：“筆斷書成獻紫宸，魚須鵠立儼垂紳。君王屬目承華早，識得當時舊講臣。”其二曰：“蕭散風(fēng)神宦意疏，乞休何事八旬余。可知翦燭圖成夜，已入中山篋里書。”〔12〕第一首詩是言其早朝的榮耀，第二首詩則言其有歸隱之意。但真實的情況是，《董其昌待漏圖》實則是如翁方綱所言董氏有“魏闕之思”。這也是絕大多數(shù)人熱衷《待漏圖》的本意所在。在此之外，還有一件由與吳俊大致同時的晚清學(xué)者葉衍蘭（1823—1897）摹繪的董其昌的全身像〔13〕，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此像繪董其昌身著長袍便裝，頭戴灰褐色巾帽（無任何紋飾），腳蹬紅色木屐，雙手合抱，袖于胸前。長袍為淺藍色，邊沿處為深褐色。這應(yīng)為董其昌老年像，瘦削，顴骨微凸，稀疏的白色胡須，雙目炯炯有神，注視前方。因此像乃作者根據(jù)前人作品臨摹，故在董其昌的整身像中，當有一本與此相類的母本。

二

在行世的半身像中，大多與前述全身像相類，且多為晚年形象，其代表畫像分別為臺北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所藏各本《董其昌像》。

臺北故宮本《董其昌像》實為董其昌《書輞川詩冊》前所附畫像〔14〕，并無作者款識印鑒，畫像右上側(cè)書有篆書小字“明禮部尚書謚文敏董公小像”，據(jù)此可知此像非與書法冊同時所作。畫像右上側(cè)鈐白文圓印“乾隆鑒賞”，則此畫創(chuàng)作的時間當不晚于清乾隆年間。此畫為線描淡設(shè)色，董其昌素服方巾，袖手合于前。

北京故宮本《董其昌像》并無作者署名鈐印，僅有鑒藏印“存精寓賞”（朱文印）、“遂園珍祕”（朱文印）、“徐宗浩印”（白文印）和“石雪齋袐笈印”（朱文印），為白描簡筆，所繪董其昌著素服長袍，頭戴方巾，右手持畫卷置于胸前。雖無明確作者信息，但從畫風(fēng)看，當為清人所繪。在畫幅詩堂、裱邊有多人題跋。其詩堂為陳用光（1768—1835）題：“幅巾蕭灑出塵姿，廊廟山林是處宜。我有一圖形絕肖，五云樓閣早朝時（予有思翁《早朝圖》，容貌與此無二，特更蒼老爾）。題似漁村仁兄正之，石士陳用光。”鈐白文方印“陳用光印”、朱文印“太乙舟”。另有朱文鑒藏印“翰墨軒主人”。題跋中所言《早朝圖》，即前述《待漏圖》，大致如上述國博本《董其昌小像》及《董其昌待漏圖》。因國博本《董其昌小像》作于1849年，而此時陳用光已故去十四年，故所言《早朝圖》極有可能為上述《董其昌待漏圖》。但是否即為同一件，因《董其昌待漏圖》上并無關(guān)于陳用光的相關(guān)信息，故尚不能完全確定。裱邊右側(cè)為釋達受（1791—1858）所題：“樓煩老衲肉身來，池內(nèi)芬忽又開。□覩廬山真面目，不修蓮社上云臺（吾友許丈雪林題余《廬山行腳圖》，注云：香光是慧遠后身。先生至東林，白蓮重開，故晚年更號思白。）公弆思翁我石田（余藏有白石翁小照），千秋不朽二明賢。滄浪五百名人象，尚未搜羅弌畫禪。癸巳九月朔，小詩題請漁村道人教正，六舟達受。”鈐白文方印“六舟達受”“磨磚作鏡”。“癸巳”為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裱邊左側(cè)為漁村道人所題：“香光先生書畫入晉唐之室，而自成一家，自然超脫千古。得片紙者，皆奉為圭臬。道光丁亥桂秋來邗上，訪賈秋潭上舍。齋中西壁懸香光先生小像，仰視久之。其古貌神清，真神仙中人。繪事者雖未署款，然筆尖秀挺，撲人眉宇，能為思翁作小影，諒非風(fēng)塵流俗之輩。或翁對鏡自橅，亦未可定。癸巳仲春，余再過邗上，秋潭已歸道山。其子啟朗以此幅持贈，如獲連城。爰綴數(shù)言，以志什襲。漁村道人書于醉云山館。”鈐“漁村見識”白文印。題中言其最早在道光丁亥，即1827年就見過此畫，后于1833年（癸巳）得贈此畫。下隔水為徐宗浩（1880—1957）所題：“畫饒秀韻書瀟灑，海岳鷗波可并肩。吐納蕭閑端有助，未攖黨禍享高年。只眼人間孰與齊，幽微畢現(xiàn)勝燃犀。晉唐以后名書畫，絕少先生未品題。庚寅夏四月廿七日，石雪居士徐宗浩題于歸云精舍，時年七十有一。”鈐白文方印“宗浩長壽”“江南布衣”，朱文方印“石雪居士”。該題書于1950年。據(jù)以上諸題可知，此畫創(chuàng)作時間當不晚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

南博本《董其昌像》與趙孟頫（1254—1322）、張照（1691—1745）兩人畫像合為一冊，因三人均號文敏，故畫冊定名為《三文敏像》〔15〕。畫中亦無作者款印，從畫風(fēng)看，當為清代中后期所繪。所寫董其昌與臺北故宮本相近，著野服，只是長袍折口多一些齒狀紋飾。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等公庫均藏有《三文敏像》的碑帖拓本，故此畫像曾被摹勒刻石，流播甚廣。在清代文壇，至少在嘉道時期就有將趙孟頫、董其昌和張照并稱“三文敏”的記載，張祥河（1785—1862）有《書家三文敏公象》詩〔16〕，而何紹基（1799—1873）在其《題張文敏折臂詩冊為詩舲作》中亦提及：“于今少宰綿家風(fēng)，像拜三朝文敏公。壁間懸三文敏公像，謂趙、董及天瓶也。”〔17〕“趙”即趙孟頫，“董”即董其昌，“天瓶”即張照。據(jù)此可知，在張照故去之后不久，便有“三文敏”的稱謂，因而此《三文敏像》的創(chuàng)作時間當不會早于嘉道時期。

在《古圣賢像傳》〔18〕和《自怡悅齋書畫錄》〔19〕中所載之董其昌線描像，其形象均與上述諸畫相近，應(yīng)該都來自相同的母本。但略有不同的是，《古圣賢像傳》中董其昌左手翹起蘭花指，作拈花狀，而右手置于前側(cè)，頭戴方巾，畫上有篆體題“董文敏像”四字，對頁為董其昌生平簡介；《自怡悅齋書畫錄》中董其昌則為大頭像，頭戴方巾，眼窩深陷，滿臉皺紋，并未見雙手。因兩畫均為線描，故僅見董其昌的大致輪廓，其形與神與上述諸畫相去甚遠。

三

有趣的是，在現(xiàn)存的董其昌畫像中，也出現(xiàn)與上述董氏形象稍異的畫本，如《董其昌書畫編年圖目》〔20〕和《中國歷代帝王名臣像真跡》〔21〕所載《董其昌像》即是例證。前者所繪董其昌著藍色長袍，高腳方巾，身材略寬，肥胖，白須，顴骨兩顆老人斑，面容雍容華貴，與前述諸作表現(xiàn)出的滄桑感判若兩人；后者著深褐色道袍，戴道士方巾，額頭布滿斑點，長臉，眼窩深陷，黑須。兩畫所表現(xiàn)的都是董其昌老年形象，但其裝束、面容及造型都與常見的董其昌像有所不同。由此說明董其昌畫像，當有多個母本。由于明清時代的名人畫像，除直接來自時人的寫生外，后人多根據(jù)不同的版本臨摹，有的甚至以訛傳訛，離真人面目漸行漸遠，甚至還出現(xiàn)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不同畫家筆下的形象判若霄壤的現(xiàn)象。董其昌的不同畫像便是其例。

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中后期以來，出現(xiàn)多種托名的《董其昌畫像》贗鼎，如題識為“董其昌自畫像”的肖像畫即是如此。畫像的時代風(fēng)格、筆性非但與董其昌沒有任何關(guān)系，而且從流傳的作品與文獻記載可知，董其昌并不擅長人物畫，即使在其山水畫中，也未見人物點綴。所以，此畫完全是無中生有，是假托董其昌之名的造假之作。從時代風(fēng)格看，當為晚清時期所仿造。像這類偽托名人所繪的董其昌畫像還有很多，鑒藏者不可不識。

四

在明崇禎七年（1634年），董其昌曾有《自題小像》詩云：“平子《思玄賦》，香山《池上篇》。壯心俱誤汝，愚貌更悠然。僻學(xué)屠龍似，忘機狎鳥來。維摩非病病，壯叟不才才。”〔22〕此畫像署款為“長洲尤求寫”，曾載《國粹學(xué)報》《中國歷代名人圖鑒》和《中國書法全集54·董其昌》。所繪董其昌著長袍戴方巾趺坐蒲團之上，從相貌看，并非董其昌題字的八十歲時的形象，反而像是青壯年之貌。因系版畫，乃后人摹刻本，故從董其昌題字及畫風(fēng)看，均非董氏和尤求風(fēng)格。雖然如此，畫中所表現(xiàn)出的董其昌優(yōu)雅的文人氣象，則是他畫所少見的。有論者將明清時期文人畫像分為“悅目”和“扮裝”兩種特性，而將此畫歸于“悅目”一類〔23〕，是很有道理的。而在《筆嘯軒書畫錄》中，亦著錄一件《董文敏公小像》，由清代書法家兼詩人王文治（1730—1803）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臨摹，并抄錄董氏原題詩：“僻學(xué)屠龍似，忘機狎鳥來。維摩非病病，壯叟不才才。平子《思元賦》，香山《池上篇》。壯心俱負汝，燕處亦超然”〔24〕，將董其昌兩首詩的順序互換，且“玄”改為“元”，“誤”改為“負”，“愚貌更悠然”改為“燕處亦超然”。前述“尤求”款董其昌像中并無關(guān)于王文治的相關(guān)信息，且題字也和王文治風(fēng)格迥異，故王文治臨本應(yīng)與尤求款《董其昌像》無關(guān)。

此外，清代道光年間詩人汪承誼在編輯整理王文治《快雨堂題跋》時稱，王文治“寓吳門時，壁間懸香光像，旦夕致禮”〔25〕，“香光”即董其昌，此像當為《筆嘯軒書畫錄》中著錄之王文治臨摹之作，可惜現(xiàn)在未見流傳。

董其昌因其書畫作品的廣為流播，其畫像也極為流行。尤其是清康熙以后，尊董之風(fēng)盛行，正如王文治在《題董香光書畫卷》時所說：“余嘗謂香光書畫，不止為有明一代之冠，彼以時代論書畫者，皆隔塵之論也。”〔26〕這種論點，確乎代表了清代以來書畫界對董其昌的推崇，因而由此引發(fā)了董氏肖像的廣為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清代詩壇及書畫界，有多人提及董其昌畫像，翁方綱有《齋中摹董文敏像友人為仿作樊川詩意小幀配之題三詩于后》〔27〕，王芑孫有《董文敏小像贊有序》〔28〕，王懿榮（1845—1900）在其《題南田草衣小像像未署欵不知為誰氏臨本與臨本之所自岀不能詳也己亥淸明后二日見于直廬》中稱禹之鼎（1647—？）也曾臨摹過董其昌像，且形象與清初花鳥畫家惲壽平（1633—1690）相近〔29〕。在現(xiàn)存的數(shù)十種董其昌肖像畫中，大多為清康熙以后摹本，這是與董其昌書畫的鑒藏與傳播分不開的。正如朱士元題《董其昌像》所稱：“華亭川岳鐘靈秀，膠西經(jīng)學(xué)推華胄。思翁杰出人中豪，翰墨清芬高宇宙。華固文章追漢魏，臨池楷法空前后。有時寄志圖幽景，胸羅萬象由天授。至今尺幅留人間，識者不惜千金購。予生已后二百年，空懷仰止不可覲。見公遺像心肅然，摩挲瞻拜忘昏晝。從今名與像俱傳，流芳合顯乾坤壽。”“名與像俱傳”，是其肖像畫流播甚廣的主要原因。明人王直說：“古之君子，有盛徳懿行者，則必銘之鼎彛，圖其像貌，而美其形容，以傳之后世，使有所瞻仰，而起敬起慕。”〔30〕在董其昌諸多畫像中，即可看出時人及后人對其“起敬起慕”之意，而透過董其昌畫像的創(chuàng)作主體、形制與鑒藏、辨?zhèn)巍r尚、衍變，大致可略窺晚明以來肖像畫的發(fā)展脈絡(luò)與嬗變軌跡，亦可見其藝術(shù)在晚明以降的文壇所受到的尊崇。

注釋：

〔1〕［美］文以誠（Richard Vinograd），郭偉其譯《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國肖像畫》，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頁。

〔2〕李鑄晉《項圣謨〈尚友圖〉》，《上海博物館集刊》第4期，1981年。

〔3〕潘世璜《須靜齋云煙過眼錄》，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2頁。

〔4〕龐萊臣《虛齋名畫錄》卷八，清宣統(tǒng)烏程龐氏上海刻本。

〔5〕刊載于Paul Mos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Secular and Divine Figural Images in Chinese Paintings and Objects, London: Sydney L. Moss, 1988.

〔6〕顧凡穎編著《歷史的衣櫥：中國古代服飾擷英》，北京日報出版社2018年版，第233頁。

〔7〕翁方綱《復(fù)初齋文集》卷三十四，清李彥章校刻本。

〔8〕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程文德《程文恭公遺稿》卷二十七，明萬歷十二年（1584年）程光裕刻本。

〔10〕王材《金門待漏圖序》，《念初堂集》卷十四，轉(zhuǎn)引自馬雅貞《戰(zhàn)勛與宦跡：明代戰(zhàn)爭相關(guān)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中國明代研究學(xué)會編《明代研究（17）》， 2011年12月，第66頁。

〔11〕黃小峰《紫禁城的黎明：晚明的帝京景觀與官僚肖像》，李安源主編《與造物游晚明藝術(shù)史研究》，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17年版。

〔12〕孫爾準《泰云堂集·詩集》卷十六《岐海集》，清道光刻本。

〔13〕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部編《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2）》，海峽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154頁。

〔14〕《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16年版，第43頁。

〔15〕北京畫院編《筆硯寫成七尺軀：明清人物畫的情與境》，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頁。

〔16〕張祥河《小重山房詩詞全集·詩舲詩續(xù)》卷二，清道光刻光緒增修本。

〔17〕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卷十九，清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刻本。

〔18〕顧沅編，孔蓮卿繪《古圣賢像傳》，《中國歷代人物像傳》，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1641頁。

〔19〕張大鏞撰《自怡悅齋書畫錄》，清道光間虞山張氏刻本。

〔20〕齊淵編《董其昌書畫編年圖目》，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7年版。

〔21〕《中國歷代帝王名臣像真跡》，河北美術(shù)出版社1996年版，第591頁。

〔22〕任道斌編著《董其昌系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頁。

〔23〕毛文芳《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灣學(xué)生書局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3—48頁。

〔24〕胡積堂輯《筆嘯軒書畫錄》卷上，清乙照齋刊本。

〔25〕王文治《快雨堂題跋》卷五，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頁。

〔26〕王文治《快雨堂題跋》卷七，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106頁。

〔27〕翁方綱《復(fù)初齋外集》詩卷第二十三，民國嘉叢堂叢書本。

〔28〕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二十，清嘉慶刻本。

〔29〕王懿榮《王文敏公遺集·正讀亭詩》卷五，民國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

〔30〕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朱萬章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本文原載《美術(shù)觀察》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