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旭

關于青春，我們從未停止言說。詩人慨嘆“青春是一本太倉促的書”，歌者吟哦“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而影人亦對青春情有獨鐘。

近年來，青春片作為一種獨立的類型，成為華語電影中炙手可熱，卻又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的題材——《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左耳》等，全都陷入了情節爛俗、情懷虛浮的窠臼，遭人詬病。直到出現去年的《狗十三》和最近的《過春天》，大家開始“喜大普奔”：中國終于拍出了像樣的青春片。

“青春片”的標簽對“過春天”是一種窄化

毋庸置疑，同過往的青春題材影片相比，《過春天》不論是完成度、質感還是同青春發生耦合的觸點都高級很多，但因此就將影片歸為“不同凡響”的青春片，還是不妥的。導演白雪說：“我一開始沒把它想成青春片，在我的創作過程當中，我都沒有太去關注這個類型，因為這個類型，其實我覺得在世界電影范疇，它不存在。”可以說，將影片定位為青春片，是觀眾的審美趣味對影片的輕度“綁架”，顯然，觀眾對于青春片有著特別的迷戀，他們會不自覺地將影片中的青春元素放大，并希圖在其間找到共鳴。但當影片成為關于青春的“命題作文”，反而會流失幾分自然和從容，顯得刻意起來。《過春天》多少有些為了不落窠臼而孕生出的“人工感”，仿佛是導演“找”到了這個有趣又危險的故事，“找”到了“單非仔”這個鮮為人知的群體，找到了青少年犯罪這個不俗的突破口，從而另辟蹊徑地將青春景觀化，甚至奇觀化了。于是，當我以觀看青春片的視角來觀看這部影片時，便會產生些微的不適感。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以青春片來界定這部影片時，其實是使影片的格局發生了萎縮。在我看來，“青春片”并不是指影片講了一個青春時代的故事，抑或故事的主體正值青春期，而是指影片所談論的，是青春中的人們所賦有的一些特別的感觸、困惑，以及對于世界的張望與想象。每個人青春的肌理都不盡相同，但肌理之下的深層結構，卻指向了一些可通約的關鍵詞，比如青澀，比如熱血，比如叛逆，比如不明所以的憂傷和曖昧不清的心動。而一些經典的青春片，諸如《初戀那件小事》《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孩》《我的少女時代》，之所以可以被貼上青春片的標簽，正是因為它們整個故事的旨歸都是相對單純的，即關于青春中最迷人的構件——年少的愛情。而我們會覺得它們經典，也正是因為這些愛情故事與我們的青春底色有著共通性，讓我們無法自持地完成了自我投射。

相形之下，《過春天》遠沒有那么單純。如導演所說：“這個女主角除了是一個年輕的少女之外，她身上兼備著一些復雜的社會性時代背景，可能在這方面是一個比較大的區別。”誠然，青春是影片關切的一個維度，明凈與清新的色調使影片自然被鍍上了一層青春的氣息，而佩佩年少的迷茫與孤獨，對待友情與愛情的小心翼翼又無所適從，渴望投入成人世界的生猛與莽撞，亦貫穿了整個故事。正如影片的英文名字所暗示的：crossing既是指水客們要過的海關，也是指少女成長中要過的艱難關口。除了青春這一維度之外，影片顯然有著更大的野心——它還指向了一種現實主義的關切，和社會性的議題。

佩佩身份認同危機的典型樣本

從表層看，《過春天》把觸角伸向了兩個處于社會主流話語之外的邊緣性群體，一個是跨境學童，一個是水客。少女佩佩便是跨境學童的代表，她身為“單非仔”(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內地人)，每天不得不奔波于兩地，那輛“羅湖—紅磡”的列車，便是她從深圳的家到香港上學的交通工具。而水客則是人肉走私的群體，片名“過春天”是他們的業內黑話，即成功帶貨通過海關。影片的后來，這兩個群體發生了交錯——佩佩成為水客組織的一員，她將走私的iphone放在書包里，穿梭于深港之間，少女的純良面孔讓她一次又一次“過春天”。借由影像文本，導演將這樣兩個靜默群體的生存境況，呈現于人們的視線之中。

從深層看，影片探討的是一個普遍性的困惑——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英譯為“identity”，其基本含義為“在物質、構成、特質和屬性上存有的同一性質或者狀態，絕對或本質的同一”，以及“在任何場所任何時刻一個人或事物的統一性，一個人或事物是其自身而非其他的狀態或事實”。換句話說，“身份”強調差異，“認同”強調同一，其既包含角色、地位等外在的身份屬性，也包括自我的內在同一性。

而現代性同后現代性之間的裂變，卻使傳統身份認同所蘊涵的內在同一性發生瓦解。宏大敘事的失落，社會秩序的變革，社會關系的多重化，空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所帶來的視域融合，外來文化的涌入所造成的多元主義，都使得身份成為不確定的存在。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認為，身份認同是一個舊身份不斷分裂，新身份不斷形成的去中心過程。文化研究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認為，主體在不同時間獲得不同身份，統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們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認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認同總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至此，處于“斷代”時期的主體，會催生出一種身份認同上的茫然與焦慮。對于這種身份認同焦慮，心理學家埃里克森有過精辟的論述：“個體社會化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種穩定的身份感，這種身份感將在這個人面臨不同的情景轉換時仍相對長期地維持。無法取得一種確定的身份就會造成身份彌散，它將使個體因恐懼被他人取代而不能做出承諾或進入(與他人的)緊密的關系。”

在中國社會急遽轉型所衍生的社會劇變和文化嬗變圖景中，身份認同危機更是前所未有地被凸顯出來。少女佩佩就是這場危機的一個典型樣本。她身份結構的復雜，本來就已構成其身份認同的曖昧。看起來，佩佩具有雙重身份——在深圳有家，在香港有身份證，但作為流動人口，她又缺失本質化的、同一性的、清晰的“內地”或“香港”身份，從而和兩地都有了一種疏離感。作為個體，家庭的破裂，更造成了她在身份上的雙重失落——似乎屬于兩地，卻在兩地都沒有歸屬。不論對于深圳還是香港，不論對于父親還是母親，她都是一個無法真正融入的“他者”。

鯊魚的家終歸屬于大海

這種外在身份的不確定性，是現代化和全球化加劇下的城市之中的典型癥候。而這種社會身份認同上的焦慮，則會進一步指向自我身份認同上的艱難，和自我體認上的錯位。有文化學者指出：“與西方獨立的以自我為核心的精神體系有所區別的是，中國人的自我是由‘他者’決定的。那是他者的自我，并且注定要在‘他者’的注視下活著和死去。”很多時候，我們自我體認的完成，是要以他者為鏡像，以置身其中的社會關系為坐標，以與群體的情感聯結為經緯的。于是，佩佩很輕易便會將自己視為不被注目的、無處可去的、“多余”的人。于是，她自卑、孤僻、寡言，會過分珍視與閨蜜阿Jo之間的友誼，因為阿Jo是她唯一感到被需要又可依附的人。

電影中，佩佩化解這場自我身份認同危機的方式便是做水客。她很快適應了這一新身份，彼時，做水客于她的意義，不再是賺錢那么簡單，而是自我身份認同的重建——屢屢“過春天”給予她強烈的成就感，組織的齊心協力給予她久違的安穩感，花姐對她的贊賞更是讓她感到自己被認可、被需要。正是在這一次次的冒險之中，她獲得了覬覦已久的價值感與歸屬感，縱然，這些冒險是違法的，而所謂的歸屬感不過是幻象——她最終發現，和組織之間的情感聯結薄如蟬翼，維系彼此的，依舊是利益。

虛假的身份認同崩坍了，佩佩也終于與自己和解，抑或說，她會繼續尋找重建自我身份認同的方案——這或許是結尾她將鯊魚放歸大海的隱喻。

其實，電影中除了佩佩，其他人也都遭遇著身份認同的焦慮。母親、阿Jo、阿豪，甚至父親，要么處于女性的困境，要么處于階層固化的陷阱，想突圍，卻力不從心，作為失敗者，全都陷入自我身份的迷失。這樣的身份認同危機，是對于“我是誰”這一問題的失語，是對于阿豪在飛蛾山上喊出“I’m　the　king　of　HongKong”，卻終歸只是anybody這一現實的無所適從。

從這個角度來說，《過春天》不啻為一部青春浮色下的現實主義文本，過于強調其青春屬性，則會使其社會學意義被遮蔽。話說回來，影片在表達青春方面，實在是出類拔萃。我想說的是佩佩和阿豪之間那段秘而不宣的愛戀。佩佩被救之后的遐想，山頂上未完成的親吻，暗室里互綁手機的曖昧，這些片斷把年少的情欲表達得高級又節制。這恰是年少的愛情才會有的模樣——欣喜地看著熱望不斷膨脹，卻還要小心翼翼地牽住它，像極了塞林格的那句話：“愛是想要觸碰，卻又收回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