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媒體報道，2010年3月至2017年11月間，在長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隊處罰教育科處罰中心工作的肖某，運用職務便利，為他人“銷分”，先后1055次非法收受鐘某等9名從事交通違法記錄代辦業務中介人員所送財物，共計4246萬元。

新京報發表思凝的觀點：肖某作為系統操作員，在交通管理平臺上擁有違法記錄免計分、免罰款、修改錯誤執法數據等權限。正是利用這些權力，肖某輕點一次鼠標，就是一次“進錢”機會。長達七年時間，肖某上千次違規操作無人覺察；非法斂財如“脫韁的野馬”，一路所向披靡，內部監督、管理制度幾乎處于真空狀態——讓人不得不懷疑，當地交警支隊處罰中心的罰款是否這些年一直是筆“糊涂賬”？對交通違章行為扣分、罰款，本意在引導民眾遵守交通規則、震懾違法沖動。可一旦有人從中作梗，當起了掮客，利用“罰款權力”來賺錢，讓處罰異化成了一場赤裸裸的權錢交易，那便走向了初衷的反面。當“買分賣分”“違規銷分”成為潛規則，那罰款的嚴肅性和公信力也將大打折扣。“罰款”既是一項權力，更是一種需要嚴謹對待的責任，所以首先就得自我凈化、防止“燈下黑”。一些實權部門、關鍵崗位，必須建立起嚴格的管理、牽制、監督制度，嚴防某些人“身在其位、不謀其政、只謀其私”。在權力變現的沖動面前，人品和自覺有時候靠不住，只有嚴密的制度才能拴住“欲望的野馬”。

小蔣隨想：有些事是光頭上的虱子——明擺著。不光在長沙，不少地方都有混跡于交管局周邊、聲稱能幫違章駕駛員“銷分”的中介，讓后者少花錢獲輕處罰，有的中介在灰色交易圈中還挺有“信譽”。他們怎么會有這能耐？對于這個問題，這幫人只會神秘兮兮地說“有路子”。明眼人自然明白，除非有執法機關的內部人插手，否則，萬難達成這種“操作”。說實話，如果這種線索被執法機關重視并追查，無論是中介，還是“內鬼”，都不難被逮住。問題是，這種線索未必會被重視。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解釋，長沙這個肖某，何以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大肆替人“銷分”，收受巨額賄賂。一只長期犯罪的“蛀蟲”被抓，固然印證了“正義可能會遲到、卻不會缺席”，但遲到終歸是不光彩的。肖某的行徑，損害了執法機關的公信力，可能令一些違章者對罰款與矯正的關系產生疑問。簡言之，“銷分”這個行當，應被各地交管部門警惕，該自查自糾不能拖拉，更不能“民不舉法不究”。進一步的焦點是，誰來監督執法者？必須確保執法者的權力同樣被關進制度的籠子，同時制度必須“通電”。打鐵還需自身硬，堅決維護執法隊伍的純潔性，是法治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