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App預約上門的私人廚師、物流運輸平臺上的貨車司機……近年來,隨著共享經濟、“跑腿經濟”等新業態的興起,種類繁多的“網約工”群體開始成為日常生活服務的“主力軍”。國家信息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享經濟的服務提供者人數約為7000萬人。2020年,這一人數預計將超1億人。

從網購、外賣到打車、家政,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得益于“網約工”的出現,而享受到“足不出戶,坐等服務上門”的便利。與此同時,由于這類工作的時間更自由、管理更靈活,完成一單立馬有報酬進賬,因此受到了許多求職者的青睞。

在很多人看來,“網約工”平均收入水平不低,而且工作時間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們職業的危險程度高,也缺乏必要的勞動保障。從去年到今年的全國兩會,都有政協委員為這些“網約工”的維權問題建言呼吁。

“網約工”,勞動關系怎么定?

2018年7月,河北人小于在天津送外賣時發生交通事故,導致腿部骨折,醫療費花費16萬元。由于是在送餐途中受傷,小于認為自己應該認定為“工傷”,但他的賠償要求卻遭到該團購網站拒絕,原因是他們認為“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

目前,“網約工”與互聯網平臺或中間承包商之間,是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或其他關系,是事關“網約工”勞動權益保障的關鍵點。不同關系,適用的法律也不相同。根據相關法律,勞動者必須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才能享受到全面的勞動權益。可對“網約工”而言,想要清楚界定這一關系,卻并不容易。雖然消費者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網絡平臺,進行服務購買。但是,平臺和“網約工”,二者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一對一”雇用關系。“網約工”既像是平臺的員工,要完成平臺下達的訂單、任務和考核指標;又像是平臺的合作者,可以在不同平臺之間自由選擇,一人身兼數個平臺業務的情況比比皆是。

模糊化的勞動者身份,給后續勞動標準的適用,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標準等,以及社會保障的完善,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對此,全國政協常委、全國總工會原副主席陳榮書認為,應該把符合標準勞動關系的用工納入勞動關系范疇,把部分具有勞動關系特征的新就業形態納入非標準勞動法律關系范圍,保障從業者收入、社會保障、職業培訓、勞動安全等權益實現。

“還是要把勞動關系本質作為界定共享經濟模式下勞動關系的基本理念,明確如何界定勞動關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董事長焦開河提出,可以從建立健全共享經濟新就業形態勞動標準體系入手。對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工作時間標準、休息休假標準、勞動安全衛生標準、特殊勞動者保護標準等方面做出詳細規定,保護從業人員基本權益。

社會保險,

豈能和“網約工”無緣?

去年有媒體報道,某網約車平臺代駕司機王燦在湖南發生交通事故意外去世后,家屬發現該平臺此前承諾的意外身故保險嚴重“縮水”。根據該平臺規定,代駕司機每接一單,就會繳納2.35元保障金。按照App上的意外傷害保障計劃賠付,意外身故最高可賠付120萬元。王燦生前共完成1573單,已累計繳納3696元保障金,但當家屬索賠時,被平臺告知只有1萬元賠償。

2017年,全國總工會調研組赴北京、山東、河南、廣東、浙江等地進行深入調研,發現“網約工”群體普遍存在社保繳存難、覆蓋范圍低的問題。雖然一些平臺為“網約工”購買了商業保險,但是仍然無法彌補社會保險在養老、看病等方面的保障作用。今年2月,人社部表示,將適時啟動《工傷保險條例》的再次修訂工作,把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新業態從業者納入工傷保險制度保障當中。對于“網約工”群體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利好消息。

對于“網約工”這一新群體如何進入社會保險體系、維護自身權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建議:要在社保繳存制度上進行推陳出新,切實保障這一龐大勞動群體的權益。“社會保障應適應新技術、新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高自身參保、繳費及轉移的便捷性,同時增強透明度,讓參保人輕松預知自己的未來收益,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積極參保。”同時,皮劍龍認為,勞動監察部門也應定期開展專項或聯合執法檢查,加大勞動監察力度,督促企業保護勞動者權益,為勞動者繳存社保、提供勞動保護,切實從源頭維護“網約工”群體的勞動權益。

陳榮書也認為,應該增強現有政策彈性空間,研究適應新就業群體繳費能力的社會保險政策,破除職業身份、就業區域等條件限制,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障制度。

我的權益,我能做主么?

除了作為勞動者的身份界定模糊和被社會保險排除在外,一旦在工作中遇到不公平待遇,“網約工”又該去哪、找誰維護自己的權益?

“一個差評意味著我們半天的工作可能都白干了。”某外賣平臺的騎手張揚說,他每次送完一單,總是不忘跟消費者說聲“給個好評”。因為根據平臺的規定,一個好評可以拿到的獎勵金只有幾元,但一個差評則直接扣除50元錢,這意味著多少單都“白送了”。“有時候消費者毫無緣由給出差評,可平臺不了解情況啊,50元直接扣掉。我們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只能默認。”

對于很多像張揚一樣的“網約工”來說,超高勞動強度、超長勞動時間等不公待遇,就是他們工作的常態,而訴苦無門、訴求無著,則是他們缺乏職業歸宿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原因。據全國總工會的調研顯示,被調查的“網約工”在參與協商協調方面往往都處于弱勢。平臺企業在制訂、修改或決定提成比例、服務標準、獎懲規定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時,很少與勞動者協商。勞動者缺少有效的渠道,表達對平臺在提成、管理、考核等方面的意見訴求。

“雖然‘網約工’是新興的職業種類,但該群體未來將會長期存在并發揮重要作用。”皮劍龍認為,工會應積極將“網約工”納入工會組織,引導、組織成立這一群體的工會組織,從而有效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呂國泉認為,不僅要積極推動工會組建,采取職工企業外入會、網上申請入會、“互聯網+”工會普惠性服務吸引等方式,不斷創新入會的方法途徑,還要探索研究與之相適應的集體協商模式,支持和鼓勵新業態行業協會與行業工會協商制定行業規范,簽訂行業性集體合同。

陳榮書也建議,充分發揮三方協商機制作用。完善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職能,加強三方協商溝通,針對涉及勞動者權益方面重大事項進行協商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