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以來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轉型時期，“無數(shù)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的絲路盛況不復存在。這種變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與西夏的崛起有一定關系。西夏王朝在公元十一世紀初攻取河西走廊，占據(jù)絲綢之路主動脈，這對陸上絲路貿易及西北地區(qū)交通狀況產生了強烈影響。對此，學界存在較大分歧：一種觀點認為西夏崛起嚴重阻滯了陸上絲路交通，甚至認為陸上絲綢之路基本中斷；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西夏時期陸上絲綢之路暢通，西夏之于絲路貿易并無大礙。實際上，這兩種觀點都不能很好歸結這一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基本特點，應當看到其中的復雜因素。如何正確理解西夏時期在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史中的準確定位及其歷史借鑒，是當前絲路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環(huán)節(jié)。

絲路暢通與否應包含兩層含義：絲路貿易的客體即物流是否暢通；絲路貿易主體即人流是否受阻，應將二者區(qū)別對待。學界所討論的絲路暢通或斷絕多指第二層含義。從漢文文獻看，仍有一些絲路商旅途經西夏境內抵達中原，因此不能籠統(tǒng)地說西夏興起導致陸上絲路斷絕。《宋史·回鶻傳》明確記載宣和年間回鶻貢使在陜西諸州私自貿易，引起北宋朝廷警覺，下令邊臣對途經夏國的回鶻商人嚴加看管。從河西走廊進入寧夏平原的靈州，東向經夏州進而南下抵中原地區(qū)是西夏時期的一條重要通道。當然，也不能避談西夏興起后給絲路貿易及交通帶來的巨大影響。從史籍反映的諸蕃朝貢次數(shù)看，西夏建國前后的確是絲路貿易史上一個重要分水嶺，從北宋建立到西夏攻取敦煌的75年間，西域諸蕃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頻率向中原政權朝貢，而在其后的時段里，諸蕃朝貢的頻率降低到兩年一次。這種狀況不能不說與西夏的興起有關。

因此，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西夏占據(jù)了哪些地區(qū)，而是西夏與周邊的政治關系和政治環(huán)境，這恐怕是影響絲路貿易狀況的決定性因素。宋人當時對這一狀況也有清醒認識，如宋臣富弼曾講：“自與（西夏）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縱其往來，蓋示懷柔。”明確指出在通好的政治環(huán)境下，才出現(xiàn)“商販如織”的盛況。雖然宋夏雙方對緣邊貿易都持積極扶植態(tài)度，但宋夏之間的關系卻變化無常。一旦處于戰(zhàn)事狀態(tài)，雙方都嚴格控制邊地人員出入，無疑會影響絲路貿易。慶歷年間宋夏交惡，宋朝就下令嚴查途經夏國的商旅。西夏文獻《天盛律令》中也有戰(zhàn)時出入邊境的嚴格規(guī)定。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西夏時期諸蕃并立，呈現(xiàn)割據(jù)狀態(tài)，但追求和平始終是歷史發(fā)展的主流，東西方物質文化的交流始終繼續(xù)，只是絲路貿易的規(guī)模、方式和路線發(fā)生了變化。

唐末五代以降，陸上絲路貿易的主體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曾主宰絲路貿易的粟特商人漸漸淡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回鶻勢力的異軍突起，甚至可以說五代以后陸上絲路進入了“回鶻時代”。回鶻商人頻繁活躍于這一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其中包括西州回鶻、甘州回鶻、龜茲回鶻、民間回鶻等商人。如西夏文獻《天盛律令》卷7《敕禁門》中就有專門針對高昌回鶻、大食等地商人貿易的規(guī)定。回鶻商人還成為與中原政權進行朝貢貿易的主體，足跡遍及華夏中原與北方草原。從中西文化交流的內涵看，回鶻積極參與陸上絲綢之路已經超出了商業(yè)貿易范疇，擴展到文化交流的層次。一些回鶻商人遷居內地久留不歸，《宋史·吐蕃傳》記載大量高昌回鶻商人在鄯州進行絲路貿易，人數(shù)有幾萬之眾。一些回鶻商人直接進入中原地區(qū)，以致宋朝廷還曾下過針對回鶻民眾的“逐客令”：緣于秦隴地區(qū)大量回鶻商人聚集，并以此為家，宋朝要求邊臣嚴加看守，并且遣返部分回鶻商人。回鶻商人的遷入，也帶來了別具特色的異域文化。今河南開封市郊的興慈塔，興建于北宋初期，其二層內壁上嵌有20方伎樂塑像磚。塑像磚上刻畫的就是一些菩薩手執(zhí)羯鼓、曲項琵琶等外來樂器進行演奏的形象，其內容反映的應是北宋時期專供朝廷欣賞的龜茲樂隊。由此可見，西夏時期回鶻不僅成為陸上絲路貿易的主力軍，回鶻文化還滲透和影響到中原地區(qū)。

西夏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遼朝溝通東西方的作用顯著增強。由于遼朝控扼北方大漠，幅員遼闊，東起日本、朝鮮，西到中亞地區(qū)都與之保持著廣泛的貿易聯(lián)系，“東西交匯，貫通南北”的地域特點使四方商品匯集在此，遼朝因此成為巨大的中轉貿易市場。遼朝與西域諸族保持密切的貿易聯(lián)系，這一點在《契丹國志》里有明確交代：“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甘州、沙州、涼州，以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人，至契丹貢玉、珠、犀、乳香、琥珀、鹵沙、瑪瑙器、賓鐵兵器、斜合里皮、褐里絲、門得絲、帕里阿褐里絲，以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匹。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遼朝還繼承中原政權的朝貢貿易體系，諸蕃朝貢頻繁，這與中原政權別無二致。近些年來，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不斷提升學術界對遼朝絲綢之路的認知。一是在回鶻文書中發(fā)現(xiàn)不少契丹人的人口買賣文書、典押文書、訴訟文書以及做生意的協(xié)議等，甚至反映出遼朝高昌地區(qū)居住著不少契丹人，這顯然是遼朝溝通東西方功能的直接體現(xiàn)；二是有關遼朝絲路文物考古資料的大量面世，不斷提供絲路研究的新信息。例如內蒙古奈曼旗的遼陳國公主墓出土了不少絲路文物，不僅有伊斯蘭風格的瓷器，還有一件琥珀佩飾特別引人注意。該佩飾為胡人馴獅浮雕佩飾，是一件熟悉馴獅場景的西方匠師的寫實作品，應從中亞地區(qū)輸入，證實了文獻中所載契丹族與西域諸國相互交往的密切關系。隨著出土文物和考古資料的增多，應重新審視遼朝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與作用，這也將為絲綢之路研究增加新的內涵。

概言之，九至十三世紀是陸上絲綢之路發(fā)展史上的一個特殊階段，維系著陸上絲綢之路的運營和發(fā)展。由于遼朝等政權在絲路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一時期陸上絲綢之路并非簡單的東西向交流通道所能概括，而是形成了巨大的絲路貿易網絡，縱橫交錯，極具復雜性。闡明西夏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基本狀況，可以看出，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一直未斷，絲綢之路見證著東西方進行交往交流的客觀需求，同時也為今天維護好、利用好這一條國際通道提供歷史啟迪和借鑒。

作者：楊蕤（國家社科基金項目“9-13世紀西北民族關系與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研究”負責人、北方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