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建設離不開“三農”的發展。黨的十九大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因此，鄉村本土“原住民”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視。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體現，只有全面實現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受益主體、建設主體和治理主體地位，才能更好地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使鄉村振興戰略行穩致遠。

農業農村發展的實際需要。農民是鄉村的守護者。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先須明確振興鄉村是為了誰，以及鄉村振興依靠誰。實施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振興戰略，重點針對的應該是那些留在農村不能進城的農民。費孝通說：“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编l村振興戰略要靠一批真正懂農業、愛農村的人去落實。農民是鄉村的守護者，也是鄉村村落和鄉村文化的守護者。只有農民才最珍惜和熟悉土地，未來也只有讓農民來經營農地，才能保障農業生產可持續健康發展。也只有尊重農民的意愿，才能更好地保護鄉村村落和傳承優秀鄉村文化。鄉村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發展，絕不能讓農民成為農村改革旁觀者，而應讓其有切身的參與感，讓農民成為改革紅利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指向的是億萬農民，依靠的也應是億萬農民。離開農民參與的鄉村建設活動很難有活力，排斥農民分享利益的鄉村建設活動縱然轟轟烈烈也無意義。

家庭經營是農民的基礎和底色。家庭經營（包括家庭農場）成為最普遍的農業經營形式，也是由農業的產業特征決定的。雖然將來農業經營形式會多樣化，但家庭經營任何時候都應是我國農業最基本的經營形式。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確定本地實施規劃和行動方案的過程中，卻片面將鄉村振興與規模經營和資本下鄉等同起來。從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經驗及本國實踐看，工商資本下鄉租賃土地后，不可能把原來土地上工作的所有農民都雇用下來，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農民形成“擠出”效應。因此，就我國目前大部分農村而言，在現階段維持土地制度的穩定性確有其必要性，謹防陷入過度規模化帶來農民失業、鄉村社區消亡、多樣化農業遭到陷阱。為此，有必要從法律、政策層面因地制宜地對工商資本下鄉的規模、涉足領域等設定明確的界限。比如，可以引導、鼓勵工商資本在提供優良品種、先進技術、儲運設施、營銷加工等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叭r”不僅是農業，還包括農民和農村，資本下鄉可以說基本解決不了中國人多地少、農民數量龐大的問題。只有依靠農民，才能解決“三農”的根本問題。

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性供給。一是保障農民權利。不可否認的是，農民群體由于主體地位的缺失，正在令人不可察覺地逐步喪失發展能力。尊重、保障農民的各項權利，是落實農民主體地位的基礎。從相關法律及法規來看，農民享有的權利一大堆，但在現實層面，農民群體太弱，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權利，這些權利也就更多地只能是停留在紙面上。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所以，要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完善產權制度，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制度的缺陷，或者說是體制問題。通俗地說，改革的目標應是確保農民在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能真正做得了主，給予農民真正權利。

二是提升農民能力。要提升農民的發展能力，須多措并舉，全方位發力。具體來說，首先推動農村基礎設施提擋升級，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其次推進健康鄉村建設，持續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再次要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強化鄉村振興的人才支撐、投入保障及法治保障，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等等。其實，類似的要求在近年來的中央文件特別是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都有論述及具體體現，但農民的發展能力始終提升不明顯。究其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重視的方式還不夠科學。那么怎么才能讓地方政府把提升農民的發展能力、增加農民收入擺在優先位置，從而確保中央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呢？那就必須讓各級黨委和政府提高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大意義的認識。提高認識，僅靠宣傳教育是不夠的，必須有配套的制度來約束，比如完善領導體制機制，確保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原則體現到各個方面。建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領導責任制，黨政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修改、完善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建立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績考核制度，將考核結果作為選拔任用領導干部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