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4歲幼兒的母親，我深感育兒路上最艱辛的時刻，莫過于產假結束、重返職場的頭三年。一方面是初為人母的不知所措，更重要的原因，則是1-3歲嬰幼兒的“幼無所托”。根據原國家衛計委2015年生育意愿調查顯示，0-3歲嬰幼兒在中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遠低于一些發達國家50%的比例。

以上海市為例，目前當地能為2-3歲幼兒提供托育服務的學位數，僅占全市同年齡段幼兒總數的8%。北京市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公立園、普惠性幼兒園的入園年齡被嚴格限定在3周歲以上。從全國范圍來看，0-3歲的嬰幼兒幼托服務，始終是政府公共保障服務未能覆蓋的盲點。

目前，這塊需求潛力巨大的市場空白，只能由私立園暫行補位。然而，囿于缺乏統一明確的收費標準和辦園政策指導，嬰幼兒幼托市場不僅魚龍混雜、師資良莠不齊，而且長期處于學位供給不足的狀態。以我所在的北京市朝陽區為例，我家附近為0-3歲的嬰幼兒提供幼托服務的，收費多在每月7000元左右，費用之高也非一般工薪階層所能承受。

嚴格限制入園年齡、公立園取消“小托班”……這些政策無疑進一步加劇了城市雙職工家庭的育兒焦慮。這部分家庭要么尋求年邁父母的幫助，“啃老式”育兒；要么找保姆育兒嫂小時工，“托付式”育兒。可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劇，“二孩”政策的全面落地，人口結構改變導致的家政人員薪資暴漲，這些育兒道路都存在難以為繼的隱憂。因此，想要化解部分人心底“不敢生不愿生”的擔心，有必要從政府公共服務保障的角度，重啟開設“托班”的試點工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不妨看看其他國家是如何做到“幼有所托”，以期對我國未來相關政策的制定有所鏡鑒。以挪威為例，該國規定孩子年滿1周歲，即可入園。3歲以下的幼兒，都在混編班。混編班每班不超過20人，每位老師最多只能看護4個嬰幼兒。挪威幼兒園不論公立私立，相關信息全部上網，家長網上即可登記幼兒信息，按報名先后次序錄取。雖然挪威人工和物價都很高，但與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幼兒園卻收費低廉，之間的價差則由政府補貼來彌合。

當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誰能從最大程度上為育齡人口解除后顧之憂，提供友善的育兒環境和完善的托育服務，誰方能打贏人口問題這一役，實現國家長遠可持續的發展。對于工作強度大、加班成常態的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而言，想要化解人們的生育焦慮，尤其需要從0-3歲的嬰幼兒幼托服務入手找到突破口。

就在上月，上海市已開啟破題之舉，要求90所新建或改擴建的幼兒園有條件的需配置托班，鼓勵公民辦幼兒園創造條件開設托班，同步對開設托班的公民辦幼兒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可見，各地已經開始嘗試打破政策的堅冰。

嬰幼兒幼托服務的前提是保障幼兒身心安全，保障則是清晰的政策指導和有效的監管。在這一領域加大政府政策性投入，例如提供稅收優惠、場地支持、師資培育扶持等等，是事半功倍之舉。多管齊下，綜合發力，方能以“幼有所托”為利器，將人們“不敢生”的焦慮化于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