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借鑒劉迎姣《〈紅樓夢〉英全譯本譯者主體性對比研究》中的理論，將這些因素分為兩類：一是譯者個體性主體因素，主要研究譯者的語言風格和翻譯策略；二是譯者社會性主體因素，主要研究譯者所處時代的文化背景及時代變遷對譯本的影響。

有關《傲慢與偏見》及其中譯本的研究

英國作家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自問世以來，有多個中譯本，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傲慢與偏見》的譯本進行了單本或對比評析。筆者在《中國知網》上搜索到有關“傲慢與偏見翻譯”的期刊論文（1997-2018）共182篇，對“傲慢與偏見翻譯”的研究在2012到2015年增多，對翻譯技巧和翻譯理論的微觀研究分析有36篇，對于譯者主體性的整體研究有30篇，這兩部分占比多達1/2。在筆者所搜集到的這些論文中，幾個中譯本對比研究的文章多達41篇，而不同的作者對幾個中譯本的特點進行了不同的總結，這些作者的文章多以孫致禮、王科一、張經浩的譯本為例，進行不同方面的對比研究，然而對于樊慶蘭譯本的研究較為稀缺。從譯者主體性視角下幾個譯本比較研究的文獻僅有2篇，分別是李婧璇的“《傲慢與偏見》兩個中文譯本的譯者主體性比較研究”和郭敏的“從《傲慢與偏見》兩個中譯本看文學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李婧璇對比孫致禮和張經浩兩位專家在翻譯《傲慢與偏見》中的基本翻譯思想，從語言、作品風格、二次加工等多個方面分析了譯者主體性對翻譯作品的影響。郭敏則從翻譯策略、個人審美、意識形態3個方面對比孫致禮和王科一的版本，分析譯者主體性在文學翻譯中的體現，并說明了譯者主體性是文學翻譯中的客觀存在。二者從不同方面闡述了譯者主體性和翻譯作品的關系。因此，不同譯者的主體性在譯本中的體現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譯者個體性主體因素

譯者作為連接原著和讀者之間的橋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要將原著用另一種語言，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基礎上，發揮譯者主體性，將其翻譯為大眾讀者樂于接受的作品。而如何更好地發揮譯者主體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的個人翻譯風格和語言運用能力。

1. 語言運用能力

在《〈傲慢與偏見〉兩個中文譯本的譯者主體性比較研究》一文中，作者提出體現譯者主體性的一個主要方面是譯者的語言功底和語言運用能力，“語言永遠是展現文學作品內涵的外衣，翻譯工作本身就代表著原著與譯本之間的一種語言轉換。所以，一位優秀的翻譯家對作品的影響，最明顯的表現就體現在譯作的語言上?！?/p>

在王科一譯本中，柯林斯對凱瑟琳夫人的稱呼是“女施主”，孫致禮譯為“女恩主”，樊慶蘭譯為“女贊助人”?！笆┲鳌笔欠鸾逃谜Z，是帶有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詞語；而“恩主”是基督教中的用法；“贊助人”是近代出現的商務用語。然而書中凱瑟琳夫人對柯林斯的恩惠在于對他的提拔，而不是單單給予金錢上的幫助，因此“贊助人”一詞翻譯得不妥。

譯者的語言運用能力為其譯作奠定了基礎。王科一版本作為三個譯本中最早的一個，其語言略顯生澀，但其對原著的理解深刻，因此最終的譯文語言是非常經典的；孫致禮的語言運用能力非常高超，在詞句的理解翻譯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樊慶蘭的版本是三譯本中最新的版本，雖有一些翻譯不到位的地方，但勝在譯者對原著有更多現代化的理解，詞匯語句的翻譯也更符合現代語言習慣。

2. 翻譯風格

每位譯者在長期特定的文化背景條件下所形成的思想、感情、審美等都會在翻譯作品時得到具體的體現，從而形成自己特有的翻譯風格。不同的翻譯風格會使不同譯者在翻譯同一部作品時，即使理解相同，翻譯出的語句和意境也有所差別。

三位譯者在面對如何翻譯出“柯林斯先生”用詞生僻晦澀這一特點的問題時，均選擇使用在中文里同樣較為晦澀的古體語言，以此表達作者對他虛偽做作的諷刺。其中，王科一將整封信件翻譯為文言文句式，雖然讀起來有些晦澀，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行文風格非常本土化；孫致禮的翻譯較之王科一版本略白話一些；而樊慶蘭版本則最為偏向白話，使用更多現代詞匯及表達方式，易于理解。

在形容伊麗莎白對愛情渴望已久卻又不得不戛然而止，因此感到無奈與憂愁的感情時，王科一將原文譯為“現在千恩萬愛都已落空”，孫致禮譯為“只可惜如今縱有千情萬愛，也是枉然”。二者用詞婉約細膩，尤其孫致禮翻譯的“縱有”與“枉然”，情調纏綿。樊慶蘭的譯本于2010年完成，與王譯、孫譯時代跨度較大，她的語言更加簡潔，對原文的翻譯也很直接———“所有的愛都是徒勞”，樊譯中的伊麗莎白不僅感到無奈，同時也對剛萌生的愛意進行了自我否定，體現出她對原文的新穎理解及簡潔明快的翻譯風格。

譯者翻譯風格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文學積累以及翻譯經驗，王科一和孫致禮是中國20世紀較為成熟的譯作家，他們的行文風格經過長期累積已經成型。王科一用詞本土化、語言簡潔流暢、文采十足；孫致禮忠實于原文、用詞文雅，二人都在翻譯中較為普遍地用到文言文及詩詞的句式，帶有傳統色彩；而樊慶蘭作為21世紀的新興譯作家，在翻譯過程中使用的許多詞匯比較通俗易懂。

譯者社會性主體因素

人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必然會受到一定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影響。因此，譯者在翻譯作品時，除了自身的語言運用能力和翻譯風格外，還不可避免地受到中西方文化差異與所處時代的影響。王科一、孫致禮、樊慶蘭分別是3個不同時期優秀的翻譯家，以下將會從中西方文化差異和時代變遷兩個方面橫向、縱向研究社會性因素對譯者主體性的影響。

1. 中西方文化差異——異化、歸化的翻譯策略

歸化和異化的翻譯策略選擇是影響譯作整體風格因素的重中之重。1995年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學家勞倫斯·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中提出歸化和異化這對翻譯術語。歸化是指要把源語本土化，以譯文讀者為歸宿，采用譯文讀者所熟悉的表達方式來翻譯原著的內容。歸化翻譯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把譯作變成地道的本國語言。異化是指譯者盡可能不去打擾作者，讓讀者向作者靠攏。在翻譯上就是指接受源語的語言特點，吸納其表達方式，傳達原文的內容，即以源語文化為歸宿。譯者所處時代的中西方文化融合程度與譯者個人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都會對譯文產生影響。

以上文提到的“女施主、女恩人、女贊助人”為例，王譯版本于1956年出版，那個時代的中國百廢待興，與其他國家在文化層面的交流很少，所以王譯的“女施主”帶有強烈的中國傳統色彩，翻譯偏向于歸化。而孫譯中的“恩主”來源于基督教，偏向異化。孫譯版本于1990年出版，自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大大增加，人們也更加了解西方的宗教文化。樊慶蘭的翻譯運用新潮、現代的詞匯，體現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譯者可以使中西方文化在譯本中得到很好的融合。

2. 時代變遷

譯者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個體，必定會受到所處時代的影響，在其譯本中也會有所體現。所以，時代變遷也是影響譯者主體性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譯文中，王科一把“unprofitable”譯為“毫無出息”，認為“沒有錢”即是“沒有出息”；孫致禮翻譯為“無利可圖”，最貼合原文；而樊慶蘭則翻譯為“錢”途，“錢”途是用近音字代替原本的漢字組成新的詞語,采用了一語雙關的手法。這種表達方式是隨著現代傳媒廣告的發展而興起的，體現出隨著時代發展，人們的表達方式也在發生著變化，譯者的翻譯也因此不同。

再以三位譯者對于“ladies”的翻譯為例，從“娘們兒”到“太太小姐”再到“女士”，跨越了3個不同的時代，用詞越來越現代化，體現了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的地位正在發生著轉變，人們對女性也越來越尊重。

時代變遷對譯者主體性的發揮有很大影響?！栋谅c偏見》的原著沒有改變，但隨著時代的改變，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受到所處社會的影響，翻譯的內容也越來越貼合時代。不管后人對譯者的譯本有怎樣的評價，每一位譯者的譯本都很好地融入了自己所處的時代，貼合當時的讀者。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在比較不同時代譯者的譯本中，感受時代變遷，體味時代文化。

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不是某一種因素的單一展現，而是包涵了個體性和社會性多種因素的共同體現。譯者需要通過提高自身語言運用能力、塑造自己的翻譯風格來加強個體性主體因素的發揮；同時，一部作品的翻譯在面臨中西方文化差異時不可能是單一的歸化或異化，如何將兩種翻譯策略在一部作品中恰到好處地運用尤為重要；時代在不斷變化，譯者要在譯本中融合時代特色，展現時代文化。通過發揮譯者主體性，譯者不僅要保證自己的譯作語言擁有較高水準，還要使其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這樣才能產生既被學術界認可，又家喻戶曉的經典譯作。

（作者系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英語專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