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書畫文化傳承的重要工藝手段，揚州幫裝裱藝術在歷史上影響深遠，名家輩出，貢獻甚巨，但至近世，由于時代的跌宕起伏，所從業者日益減少，揚州幫裝裱業曾一度幾近凋零。而身居海上的費永明先生，是揚幫裝裱藝術的一代名師嚴桂榮先生之高足，得其親炙，也是目前上海揚幫裝裱藝術最重要的傳人之一。費永明先生的從業經歷，可以從中看到裝裱藝術這一古老行業的興衰與發展。

一、 什么是揚州幫裝裱藝術？

中國人歷來重視書畫的教化作用，而書畫裝裱是決定了書畫性命的一件大事，古人稱之為“司命”業。中國古代的書畫裝裱技藝，雖然有著二千余年的悠久歷史，但據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考證，早在晉代以前，書畫裝裱技術并不成熟，而是到了南朝后才始臻完備。趙樸初說：“書畫賴有裝裱助，乃能掛壁增光輝。”到了唐代，呈現出繁榮的格局。日本奈良使臣來到我國學習書畫裝裱，唐太宗親命張彥遠面授技藝，從此我國的書畫裝裱工藝流傳到了日本。

現代書畫裝裱的核心技術，其實也已經很古老，肇始于明代中晚期的揚州。明朝初年，由于元末的戰亂，揚州的原住民只有十八戶，（注解：《淮揚志》卷八。）而到了明晚期，揚州的人口已達八十多萬。這時揚州的商業繁榮，文化興盛，富商巨賈甚多，“新安最盛，關陜、山右、江右次之。”（注解：萬歷《揚州府志》卷二〇，風物志，俗習。）也就是說，徽商、晉商和陜西等地的富商都聚集在揚州。于是，揚州幫裝裱藝術開始中興。

揚州幫裝裱這一概念，也就是肇始于明代中晚期的屬地揚州。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經濟的蓬勃發展，社會經濟繁榮，文化消費非常普及，特別是揚州周嘉胄的《裝潢志》刊行，普及了裝裱技術，也極大地推動了書畫裝裱業的發展。我們可以從《裝潢志》中了解到，中國書畫裝裱手藝的揚州幫、蘇州幫之分派，就是在晚明，簡稱揚幫、蘇幫。不過，當時的蘇幫已經獨領風騷。周嘉胄說晚明“裝潢能事，普天之下，獨遜吳中。吳中千百之家，求其盡善者，亦不數人。”一方面可見裝裱業在晚明的興盛，一方面也知道，裝裱業真正的大師級人物也不多見。而揚幫最早的名師出現在清朝。據清代李斗《揚州畫舫錄》記載：“葉御夫裝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紙法，舊畫絹地雖極損至千百片，一入葉手，遂為完物。”這段話極為精辟，“仿古裝池”四字，旗幟鮮明地標明了揚幫裝裱的特點，是擅長揭裱古畫。也就是說，不管古舊字畫多么破碎不堪，一經揚幫裝裱，頓時起死回生，天衣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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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幫與蘇幫，始終作為書畫裝裱的并蒂蓮，爭相輝耀。到了民國年間，由于上海成為了全國的經濟、文化和收藏消費的重鎮，于是出現了空前的藝術收藏高峰時期，書畫裝裱業應運而生，出現了鼎盛時期。據《民國書畫斷代史》云：即使在遭遇日軍淪陷的1942年3月，上海的書畫裝裱店依舊有100余家，以蘇、揚兩幫為主，規模較大，還有本幫、廣幫等裝裱幫派也間雜其中。收藏家的共識是，歷史上幸存下來的書畫作品，如果不能遇到良工能匠，就會因損壞而被拋棄，隔斷歷史，所以裝裱質量的優劣，實在是名家書畫存亡的關鍵，因此裝裱巧匠也被稱為“畫郎中”。

民國間的上海，涌現出一批裝裱業的名家高手，以揚幫最為著名者，如劉定之、馬老五、周龍昌等。陳巨來說：蘇州幫書畫裝裱的特色是擅長精裝，紙、絹畫雖數百年而不損也；揚州幫能一經潢治，潔白如新。（注解：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揚州幫最核心的看家本領就是“仿古裝池”，真正如同畫郎中一般，“包治百病”。

陳巨來還介紹說：吳湖帆曾請上海“聚星齋”老板、揚幫裝裱師馬老五改裝自己收藏的明代書法家詹景鳳草書作品，由一幅大橫幅，改為數條屏。改裝完成后，由于馬老五不識草書，誤將“完”字拆開，所以又進行了第二次改裝。雖然經過兩次改裝，依然做到了改舊如舊，絲毫也不能察覺改裝的痕跡。

張大千曾贊賞揚幫裝裱名師周龍昌說：“此人挖補功夫，已致神出鬼沒程度，任何破碎，任何人物、山石、亭子等等，均可東搬西遷，無絲毫破綻可尋也。”他曾經裝裱元人五百羅漢白描絹本手卷，從中割取十八尊羅漢像，“再仔細詳看，又一無痕跡可尋，絹又一無損傷之形”，“所織之絹又經緯分明，一無剪補之形”。可見揚幫“仿古裝池”的水平之高超。

上海解放以后，歷史發生了轉軌。特別是在經歷了“文革”浩劫之后，流傳了上千年的中國書畫裝裱行業在上海迅速枯萎。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裝裱名師嚴桂榮先生似乎已經成為了碩果僅存的一位揚幫裝裱大家。

二、 拜師嚴桂榮先生

費永明先生是江蘇漣水縣人，他的家鄉距離繁華的古城揚州百余里。年輕時，他在家鄉中學做過代課老師。他說，“是改革開放的春風，把我吹來了上海。”為了糊口度日，他在上海文史館租地開了一家書畫裝裱店。

費永明在上海從事裝裱業的時候，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雖然百廢待興，但這個行業已經蕭條了，老一代的能工巧匠大都已謝世，裝裱業繼承人也紛紛改行。干一行愛一行的費永明，只聽說裝裱大師嚴桂榮先生還健在。他說：“在當時，嚴桂榮先生是書畫裝裱界的泰斗，我非常期望能向他拜師學藝。”

嚴桂榮（1920—2011）江蘇省鎮江人。1935年十四歲時來滬拜“集寶齋”老板潘德華為師，專攻古舊書畫修復，數十年間修復唐、宋、元、明、清代書畫精品數千件。其中曾為上海博物館精心修復國家特級、一級、二級文物三百多件，包括鎮館之寶、晉王羲之墨跡《上虞帖》唐摹本、明代宮廷畫《岳陽樓》等。曾主持修復北京故宮博物院北宋名畫《柳雁圖》等。這些曾破損不堪的名畫，經嚴桂榮之手修復如新，煥發出迷人的藝術光彩。

嚴桂榮先生是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晚年經常來館參加活動，這為費永明拜師學藝提供了有利條件。

費永明回憶說：“1994年間，我初次見到嚴桂榮師傅。嚴師傅當時剛從香港辦展歸來。雖是古稀老人，但他的身體很好，依舊是精神矍鑠，意氣勃發的樣子。他主動來到文史館裱畫室察看我的工作。我當時并不認識他，館里的任老師就悄悄跟我說：‘這位就是嚴老！’我一驚。師傅當時很有名氣，但他待我很客氣，笑著說：早就聽說文史館有你這么個青年裱畫師，做事認真，為人謙虛……”這說明，嚴桂榮先生已經耳有所聞，而作為新生代的裱畫師費永明至此進入了嚴先生的視野。

上海文史研究館每周都會舉辦館員活動日，邀請名家嚴桂榮參加。而只要嚴師傅每次參加館員活動日，總會找時間主動來到裱畫室，找費永明聊聊天，看他裱畫。有時候，嚴桂榮看到費永明裱畫的手勢不對，就會指點指點。若是遇見他在裝裱重要的作品，嚴桂榮還會告訴他注意裱畫的事項。

費永明說：“我當時非常認真地聽取師傅的指點，記住他老人家的每一句話，因為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所以每到館員活動日，費永明都會特意打掃一下工作室，讓紙、絹等材料碼放得更整齊、更順眼，屋子也更整潔更好看些。

記得有一年，上海文史館要去新加坡舉辦館員書畫作品展，請來嚴桂榮師傅裱畫。嚴桂榮親自裝裱的作品有高式熊老先生寫的《正氣歌》手卷，還有一張張善子畫的老虎的舊畫。整個裝裱過程還都拍了錄像。嚴師傅在裱畫的過程之中，一絲不茍，十分認真。費永明當時一直緊跟著嚴師傅，還做了十分細致的筆記。這使他終生受益匪淺，感恩在心。

費永明說；“我對嚴師傅非常景仰，可在文史館工作的幾年間，雖得了嚴師傅的不少指教，卻并不是他的正式徒弟。所以我的內心一直渴望著，能夠給師傅磕頭，正式向他拜師。”

費永明介紹說；“1997年國慶前，我離開了上海文史館，在瑞金街道文化中心自己開了家小店。起先，師傅非常忙，我也不忍心到他龍門村家里去打擾老人家。后來，師傅見我人誠懇，一心專研裝裱藝術，就對我有點另眼相看了。以后每次去嚴師傅家，我都是帶著古畫修復中的難題去請益，嚴師傅皆一一指點，從無保留。大概又過了一年的光景，他終于答應正式認我這么個學生。我滿懷欣喜，卻又不知如何是好。記得我曾特地跑到周退密老先生那里去請教，《門生帖》如何寫法？回來后即裁好紅紙，自己恭恭敬敬寫好內容。隔日下午來到老師家，請師傅、師母端坐高堂，我磕頭遞上《門生帖》。當時只是一片赤誠之心，形式十分簡率，竟未想到延宴隆請。幸喜師傅不以為意，把我攙起，好言相慰，自此我便安心做了師傅的徒弟。一瞬多年過去，師傅亦成古人。”

嚴桂榮當初對徒弟費永明所講的一席話，似如警鐘，一直長鳴在心。嚴桂榮說：“做個好的揚幫裱畫師，其實只須記住兩個字：‘老實’！這兩個字先拆開來講，‘老’字，是指我們吃飯的裝裱手藝，它歷史悠久門道精深，所以一定要好好學習，深刻領悟，才能學得過硬的本領在手；‘實’就是做事須踏實。我們老祖宗傳下來的手藝，以工序論，一幅畫至少須十幾道工序，你不可偷工減料，粗制濫造，因為裝裱畫就是‘司命’業，事關中國文化的傳承。在裝裱師手里出了紕漏，書畫的壽命就要大打折扣，那就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再把‘老’、‘實’兩個字加起來，就是‘老實’！是指我們為人的品格，即待客要誠實，不能做雞鳴狗盜之事。特別是講究‘仿古裝池’的揚幫裝裱師，我們更應該潔身自好。”嚴師傅還曾囑咐說：“書畫裝裱，看似手工活，其實是在延續歷史。我們老一輩都將要離去，傳承歷史的責任，已經快要落在你們的肩膀上嘍！”

嚴桂榮先生辭世后，師母將他生前所用之裝裱工具，悉數贈予費永明，以示揚幫手藝的傳承。

三、 費永明的責任與擔當

費永明先生是一位本分、踏實而又低調的人，顯系他的性格使然，這也使得他的聲名不聞于廟堂之上。但在我所熟悉的民間藝術收藏圈里，精明老道的收藏家們對于他的書畫裝裱手藝，贊嘆有加。我曾親見他以揚幫的裝裱手藝，使看上去“求生無望”的古代字畫們起死回生：那些破碎不堪的唐代經卷、宋代卷軸、明代冊頁，經過他的手重新收拾起來，頓時神采煥發，令人刮目相看。像費先生這種裝裱水平，他處難見，堪稱一流。他就是一位畫郎中，望聞問切，默默地細心著他的工作。但是他工作的意義卻不在小，不僅事關揚幫裝裱藝術的傳承，而且對中國書畫藝術的保護與弘揚，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可小覷。

一個人一生的成就高低，不分行業的貴賤，而常常取決于自己的態度。費先生熱愛裝裱業，把手藝當作事業來做，這使得他勇氣倍增。三十年來，無論市場如何風雨飄搖，生意如何清淡，他始終沉醉在探索揚幫的裝裱技術之中，不為射利風向所動。這便是他之所以成為上海揚幫裝裱業名家的處世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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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永明工作室位于上海閔行區的一座高樓二層。推門而入，就可見一排潔凈的陳列柜，里面整齊地碼放著他的師父嚴桂榮生前所使用的裝裱工具。費先生總是溫和地笑著，對來客說：“我特地做了這些柜子，將嚴師傅的工具陳列起來。我決心自己要繼承其衣缽，好好把揚幫裝裱這門手藝傳承下去。”

若是仔細再看，陳列柜中擺放的物品，遠不止是嚴先生的裝裱工具，在其他的陳列柜中，甚至還包括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紙、絹等裝裱材料。這些陳列品，構成了中國裝裱業發展歷程的縮影。

費先生介紹說：“中國的字畫裝裱業，是一個很特殊的行業，揚幫、蘇幫、京幫、本幫、廣幫等等，都是手藝幫派，可惜在全國，至今還沒有一家專門的裝裱博物館。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夠建成一家揚幫裝裱的陳列館，這對于回顧歷史、普及中國裝裱知識，推薦裝裱技術的發展，都是功德無量的好事。”

關于揚幫裝裱的特點，費永明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說：“我作為揚幫裝裱業的后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弘揚揚幫的傳統、特點和精神。在所有裝裱門派中，我認為唯有揚幫后面有個后綴‘仿古裝池’。這個‘古’字有形而上的概念，值得我們繼續深入研究。但在實踐中，揚幫的傳承人，是在本領域的全面發展的人才，不光手藝好，還應在收藏、鑒賞諸方面都要有精深的認識和修養，唯其如此，才不會把一件文物級的作品當工藝品來裝裱，也不會把一件工藝品當文物來修復，所以字畫裝裱不是千篇一律的普通手藝，特別是揚幫，在為不同的作品診療過程，其實就是治病救畫的作用。”

現已是上海揚幫裝裱藝術名家的費永明，為了拓展視野，培養自己的鑒賞能力，提高裝裱水平，常年徜徉于藝術品拍賣和收藏市場，自掏腰包搞收藏。新近，他還成為了上海閔行區的民建成員。費先生近日將向上海民建市委捐贈五件著名的民主黨派人士的書法藝術品：民國十八年《黃炎培書學易偶記》、《黃炎培書夏敬觀先生哀詞》；1973年胡厥文臨懷素《自敘帖》、《毛主席詩詞》；1974年胡厥文臨孫過庭《書譜》。黃炎培和胡厥文先生都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他們的書法藝術品所見不多，均是珍貴藝術品，具有重要的文物收藏價值。這些作品，均是他累年積攢的藝術收藏品，如今無私地奉獻給社會。

今年的九月十五日，費永明先生將在上海圖書館隆重舉辦他的首次展覽。費先生囑咐我作文，自是不敢怠慢。在下書此小文，以示賀喜。

2018年8月酷暑寫于北京龍潭湖畔

作者簡介：

孫煒先生系常年從事藝術收藏史研究的學者、作家，出版作品有《清風見蘭——郭秀儀的藝術生涯》、《民國書畫斷代史》、《石癖風流——陸質雅傳》、《北堂長物——陸質雅舊藏齊白石印全譜》、《黃琪翔將軍傳》（香港版）以及長篇小說《拍賣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