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發展實力以及科學家的研究水平，在獲得了世界同行的認可之后，這樣的科學研究才能贏得應有的尊重。”

——賀林

能夠成為遺傳生物學界的科學大腕，對中國科學院院士賀林而言，并不是偶然或者意外。他的人生軌跡擅長科學規劃，成為科學家也是如此。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

賀林于1978年參加高考，現今回憶起來這像是一場夢。

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賀林的中學教育幾乎是斷層。獲悉高考恢復的消息之后，他用幾個月時間去學習中學幾年的課程，但沒想到竟然考入了當時的部屬醫學院校———南京鐵道醫學院。

“高考雖然像一場夢，但大學專業的確定卻經過了充分的考量和篩選。”賀林告訴記者，因為他幾乎沒有學習過中學的數理化知識，父親擔心他在大學階段與同學們的競爭中會處于劣勢，就建議他學習醫學或者生命科學。最終，賀林聽從父親的建議選擇了基礎醫學。

但在大學學業完成后，賀林發現自己對遺傳學更感興趣，便在接下來的研究生學習過程中改為攻讀遺傳學。遺傳學是生命科學的基礎，改選專業，也意味著賀林最終將父親建議的兩個學科完美結合了起來。

“實際上讀書的過程是按部就班。碩士畢業并在國內執教1年后我去英國攻讀博士學位，完成博士學位學習后就留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做了兩年博士后研究,以后在MRC愛丁堡人類遺傳學研究所工作，并擔任高年資研究員。”賀林向記者介紹，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的遺傳學研究不管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成果，與發達國家相比都還存在較大差距，這也是他決定留在英國的重要原因。

在英國工作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年。經過前期的積累，賀林不僅開闊了學術視野，其自身的科研水平也達到了比較高的水準。此時,父親常灌輸的“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的思想越來越發揮威力。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也迎來了日新月異的發展，并且中國是遺傳資源大國，有眾多遺傳問題待解，因而賀林下決心能夠回到國內從事研究。他坦言，科學即使無國界，但自己國家的事情絕不能指望依賴別人幫助獲得很好地解決。

鮮為人知的是，賀林的父親賀近恪，是中國大陸第一位獲得世界林業科學院院士榮譽的人。作為一名愛國的林產化學專家,1951年賀近恪從澳大利亞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并于1984年當選為世界林業科學院院士。

那是1996年。在經歷了兩次回國考察之后，賀林正式踏上了歸國之路。

破解遺傳學百年之謎

剛回國時，賀林先是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身份回來參加工作，并保留著英國的綠卡和工作崗位。之后在國內的工作日漸得心應手，并做到了比國際同行研究“快半拍”，賀林便完全放棄了英國的工作，并把妻女接回國內。

“事實上，剛回國時的各項研究和生活條件都還不是很好。雖然國家發展較我10年前去英國時好了很多，總體來說還是較落后。所以說我們那時候回國的一批科學家完全是跟著共和國脈搏的跳動而跳動，從空空試驗臺到有實驗室，從自費去尋樣本到申請到科研經費，從學術空白到領先國際，這一點一步的變化都不容易。”回想起剛回國時的那段時光，賀林坦言還是有些“英雄主義”的。

回國之后，賀林便以特聘研究組組長的身份加入到尋找A-1型短指(趾)癥致病基因的研究之中。

“A-1型短指（趾）癥是人類的一種遺傳病，此類疾病的患者表現為手指骨和腳趾骨的中指（趾）節縮短或缺失。該病于1903年發現，被學術界認為是第一例符合孟德爾遺傳學規律的遺傳性疾病。眾所周知，孟德爾是用豌豆揭示出基因遺傳的基本規律，但這是以植物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該結論是否符合人類的遺傳規律則一直未能揭曉。”賀林告訴記者，A-1型短指（趾）癥也是他們生物遺傳學課本里的經典教例，學生時代他知道該研究是百年待解之謎，未曾料到等他回國后該謎底依然待解。

事實上，雖然科學界一直沒能揭示A-1型短指（趾）癥的謎底，但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對該難題的研究從未中止。當然，其中也包括中國的科學家們。賀林加入這一研究隊伍之后，憑借其在遺傳學研究方法特別是連鎖分析方面的優勢，歷經幾年踩點采樣，其團隊終于在中國貴州和湖南的深山中找到了3個家系，并于2001年首次在國際上發現并克隆了導致A－1型短指（趾）癥的IHH基因。其相關研究結果相繼刊發于《自然》、《自然遺傳》等權威雜志上，此舉震驚了國際遺傳學界。

“這項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明確了家族性短指(趾)癥的致病基因之后可將其應用到轉化醫學領域，家族性短指(趾)癥孕婦通過產前診斷可以選擇適時終止妊娠。這樣，這種疾病將不會在患病家族遺傳下去，并導致該類疾病在世界上最終消失。并且，該項研究揭示了首例報道的符合孟德爾遺傳規律在人類中的應用，以及指導了其他的A-1型短指（趾）癥研究的進展。”賀林介紹。

在A-1型短指（趾）癥研究之后，關于恒牙缺失的賀-趙缺陷癥研究，賀林團隊同樣成功定位和克隆了該病的致病基因，該病也正式被國際醫學界權威的“人類孟德爾遺傳病目錄”（OMIM）收編。中國由此結束了作為遺傳資源大國而又從來沒有自己發現和命名遺傳病的尷尬局面。

在某些精神遺傳學領域躋身世界前列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和見證者，賀林的研究讓中國科學家贏得了世界遺傳學界的矚目。除了以上所描述的工作外，賀林的工作還體現在精神遺傳學領域的研究工作，這項研究在世界同領域中同樣處在引領位置。

“實際上，在打造精神遺傳學領域的研究高地時，我們充分利用了三大要素，一是用了20年左右時間扎實打樁，來換取使國際同行刮目相看的有分量的學術成果，二是充分發揮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的全球最大的精神疾病醫院的資源效應，三是利用好成功申請到的國家引智項目，該項目旨在引進國際著名的腦科學研究科學家來華合作。我們希望，通過把我們的優勢與國際頭腦風暴整合，在中國建設出一個世界最大最好的精神疾病研究示范基地。”賀林認為，在目前的社會背景下，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聯合起來攻克影響人類健康的問題是一種必然趨勢，一個大的項目或課題如果僅僅依靠一個團隊來做，難度大且樣本的廣泛性也受到影響，而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國際人才的力量，其結果應該是可以事半功倍的。

開展國際合作，也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開展以本國研究為中心的國際合作的前提，一定是這個國家的發展實力以及科學家的研究水平，都獲得了世界同行的認可，這樣的科學研究才能贏得應有的尊重。”賀林強調。

“可以說，40年間，我國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成就全球有目共睹，部分領域則實現了由跟跑上升為領跑的學術地位。并且，這些涉及基因組、細胞等前沿研究的成果已經在應用端快速地轉化落地，比如利用遺傳檢測產前阻斷的方法，眾多單基因遺傳病在地球上被消滅已經不再是夢想。”回首40年個人成長脈絡以及國家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成果，賀林感慨頗多。不過他也表示，遺傳咨詢師依然是目前我國遺傳學發展的重要瓶頸，只有盡快補上這一短板，我國的遺傳學科才能獲得更好發展。

（賀林：遺傳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教授、Bio-X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教授、生物醫學研究院原院長；兩任國家973計劃首席科學家，上海科技功臣獎獲得者，發表SCI論文3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