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沒有自己一時的大膽決定，徐萍可能會像大多數中學同學那樣，在工廠一直干到退休，一樣告別弄堂搬進高樓，現在說不定正含飴弄孫，日子也過得優哉游哉。

人生沒有假如。快40年了，那段奇遇依舊像發生在昨天。

1980年秋，在上海遠東紐扣廠從事質檢工作的徐萍懵懵懂懂地加入了一支隊伍，不僅從此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還在共和國歷史上書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時鐘的指針撥回一年前。

1979年春天，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二年，法國服裝設計師皮爾·卡丹帶著來自法國與日本的模特兒，分別在上海、北京舉辦了兩場時裝展示會。舞臺上下，來自兩個世界的雙方彼此都很陌生。特別是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臺上的服裝和表演太過令人眼花繚亂，是一個不小的震撼。皮爾·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國的時裝表演隊相繼來到上海進行表演。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三個年頭。街頭的色彩從單一的藍、灰逐漸變得鮮亮起來，人們的穿著越來越豐富。《廬山戀》正在熱映，久違了的愛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穎的時裝，都令人耳目一新。張瑜在影片中究竟換了多少套衣服，成為當時年輕人討論的熱門話題。

上海，從來不缺敢為人先者。上海服裝公司的領導看了幾次時裝表演后，隨即萌發了也組建一個時裝模特隊的想法。在向上海紡織局的領導匯報并得到批準后，中國第一個時裝表演隊成立了。

表演隊第一期共計招募到9男12女。他們中有的中學畢業直接進廠當了工人，有的曾經上山下鄉，扛過鋤頭，提過鐮刀，遭遇雖各不相同，但都深深地烙著那個年月獨特的印記。在保守的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敢對家人細說自己的工作。徐萍便告訴自己的父母，她是“在戲劇學院進修，參加一個培訓班”。而且，當時上級領導覺得“模特”是外國的稱呼，有點低級趣味，所以就改名叫時裝表演演員。

表演隊的訓練是半脫產式的，隊員們一個星期從廠里出來幾天專門訓練。訓練場地在工人文化宮的一間舞蹈教室里，授課老師有來自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的教授。在這間四面都是鏡子的教室內，老師帶著隊員們觀摩國外的時裝表演，從頭學習怎么走貓步。

徐萍還記得，第一次上課并不十分順利。任課老師請隊員們把外套脫掉，沒想到竟沒有一個人肯脫，“大家覺得有傷風化，穿緊身的毛衣像什么樣子”。

徐萍當時不到20歲，思想算是比較活躍，在老師的勸說鼓勵下，她第一個脫掉了外套。隨后，大家互相看看，才慢慢把外套脫掉。“后來老師夸我有勇氣，但我知道當時自己內心有多掙扎。”徐萍說。

經歷了3個月的艱苦訓練后，這些形體課上連棉襖也不肯脫、穿上高跟鞋走路歪歪扭扭的隊員們正式出師了。1981年2月9日晚7時30分，新中國第一場時裝表演在上海友誼會堂拉開了序幕。盡管再三準備，意外還是發生了：在正式演出的時候，有一件露肩禮服，誰也不肯穿。

“那件衣服其實在現在看來還算是很保守的，它整個裹在身上的，就是一只臂膀露在外面，后面有一根飄帶拖在地上。”徐萍回憶，領隊把這件衣服安排給性格活潑、思想比較開放的她穿，但就在上臺前的最后一刻，徐萍的父母得知情況后直接沖到后臺進行阻止，父親甚至落下了狠話：“今天敢露一肩，明天可露雙肩，后天就要露大腿和胸脯了，像話嗎？”最后，演出隊領導只好想辦法用飄帶擋住了徐萍的肩，才平息了這場風波，演出得以順利進行。

演出引起很大轟動，褒貶不一，剛剛成立的時裝隊也險遭滅頂之災。但這些第一代中國模特身上所呈現的繽紛色彩，喚醒了人們對美的追求，在潛移默化中，拓展著人們的視野，融化著人們保守的思想。

三年后，這支表演隊出訪歐洲，引起了轟動。西方輿論驚呼：“毛澤東的孩子們穿起了時裝！”來自中國的時裝旋風，帶給世界一個開放的新形象。

1983年夏天的一次特殊演出，讓這個時裝表演隊成了萬眾追捧的焦點。這個時裝表演隊被榮幸邀請到中南海小禮堂演出了兩場，有13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了演出。至此，時裝表演在中國獲得高層的首肯。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時裝表演走進中南海。這次演出使得第一代時裝表演隊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

和如今按時計費的模特不同，徐萍他們當時的月收入為45元，參加一場演出的補貼也只有1.5元。舞臺下的風言風語，也讓這些愛美的年輕姑娘感受到了壓力。但是幾十年來，每每回憶起那段經歷，徐萍總是說“我從來不后悔”。

40年滄海桑田。中國人早已走出千篇一律的“藍灰海洋”，進入個性化的著裝時代，模特也從被人質疑變為廣受追捧的職業。徐萍后來下海經商，歷經跌宕，時裝表演隊的點滴仍是她最美好的一段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