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棋，關鍵幾步要走好。最令洪治自豪的，便是在人生的幾個重大時刻里，他做出的選擇。

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18位農民已經在大包干的契約上按下了手印，中國的改革開放，悄然從農村啟航了。然而，三年后，在安徽歙縣某小學即將畢業的洪治，學校發的調查表上依然要求填“家庭成份”。他剛填上了“富農”兩個字，就被“懂事”的同學悄悄提醒，“這樣寫對你沒好處，快改成‘貧農’吧。”當時文革早已過去，地主、富農等階級也已不復存在，但一些陳舊的窠臼，還沒有那么快速從人們的生活中淡去。

1987年，在幾十年前揚州青年朱自清北上求學時與父親別離的南京浦口火車站，徽州農村青年洪治乘火車遠赴西北。四年后，從蘭州理工大學畢業后，學習機械專業的他被分配到南京化工公司一個車間任團支書。有次廠里給職工發福利，他試著向領導推銷老家的茶葉，結果順利地賺到三千元“巨款”。要知道，那時他的月工資才87元。正是這一次，他看到了商機，也開始展現出生意頭腦。也就在那時，天天追問自己“活著究竟為什么”的洪治，開始樹立了一種人生信念：能過上好日子并給他人帶來歡樂。

1992年春，鄧小平視察南方并發表講話。深圳，成了多少人夢中的天堂。“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到深圳去闖闖。”揣著賣茶葉得來的三千元錢，洪治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滿懷豪情地背上行囊南下。他的舉動遭到了母親的強烈反對。洪治的父母本來都在城里工作，1960年農村土地改革時回老家務農，后來又由于孩子多，家庭負擔重，嘗盡了苦頭。一個穩定的“鐵飯碗”有多重要，他們深有體會。但母親苦口婆心地勸說，并不能阻擋心里滿是夢想的兒子。

所幸，洪治很快在深圳一家臺資企業找了份做焊工的工作，一月收入400多元，這已經是他之前收入的5倍。但他并不滿足于此，在工作之余苦學英語，不久又跳到另外一家生產計算機耗材的合資企業做銷售。1994年，26歲的洪治由于勤學習、愛動腦，從業績最差的銷售員一躍而成為銷售高手。他將公司生產的3.5寸軟盤推銷到武漢、新疆等地，不少銀行、保險公司、石油公司都成為他的客戶。

遠在新疆的客戶都能夠“拿下”，但公司里一些同事卻難以說服，他們常常嫌發貨太麻煩而鬧情緒。這又一次令洪治意識到，即使在改革開放前沿，也有很多人的思想觀念依舊狹隘。這次，他決定自己創業。

去哪里?做什么?踟躕之時，洪治的二哥給了他一條線索。“咱老家的個體戶有些往外面賣茶葉，銷量還可以。你比他們有知識有文化，又在深圳練就了一身本領，到北京做茶葉生意肯定要比他們強。”于是，哥倆用五萬元起家，開始經營黃山茶葉。安徽雖然名茶遍地，但黃山毛峰、祁門紅茶、太平猴魁等“養在深閨人未識”，那時在華北的市場還沒有打開。

四個人的“草臺班子”在北京搭起來了。白天，他們背著一包包茶葉樣品，坐地鐵到處去敲各個單位或茶莊的門。“那時真是門難進、臉難看，還沒說上兩句話就被人家給轟出來了。”洪治回憶。兩年艱難的光景、十多萬元的“學費”交下來，客戶也才屈指可數。“我雖然銷售在行，但卻不懂管理，也不懂茶，更沒看準北京市場要的是什么。痛定思痛后，放棄了高利潤、高風險的黃山毛峰茶，選擇了老少皆宜的菊花茶。”為了迎合市場，洪治將原“徽州貢菊”更名為“黃山貢菊”。推出新產品后，短短一年時間，公司收入已達二三十萬元，后來更是成倍數增長。

1997年，洪治投資成立北京瑞豐經貿有限責任公司，三年后又在黃山建立了有機茶基地，并通過了中國農科院有機茶中心的有機認證。后來，洪治在北京“茶葉一條街”馬連道買下了一間明亮的大商鋪安營扎寨。由于誠信經營、業績突出，“首都杰出茶人”“全國茶行業特別貢獻獎”各種榮譽接踵而至。“小時候我學習成績很好，但學校除了一張獎狀，連筆和本都發不起，那時候心里覺得很失落。”因此，等自己有了能力，洪治就在老家設立了針對優秀學生的獎學金。去年，他又在黃山市徽州區洪坑村設立敬老慰問金，每年資助80歲以上村民15000元。“等我老了，這筆慰問金你要接著支出。”他叮囑在美國上學的兒子。

如今，洪治不僅已經是茶行專家，更立志要做一名技術型茶人。

那些離開體制的人后來都怎么樣了？這些年，許多調查表明，離開體制的成功者是少數。“我只是一名相信人生有多種可能性的小私營業主，與真正的成功者還很遠。”洪治謙遜地說。他只知道，如果沒有改革開放這個機會，自己可能和許多老同事一樣，三十年后的今天，終于當上了廠里的車間主任，然后等著退休，“那樣會遺憾有很多夢想沒實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