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大鍋飯！”1978年，安徽小崗村村民們振聾發聵的呼聲響徹中國。自1958年“人民公社”出現后延續多年的“干和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平均主義終于迎來了變革的時刻。“鐵飯碗”“鐵工資”和“鐵交椅”——上世紀90年代初，以國營企業改革為發端，又掀起了一股打破“三鐵”的勞動、工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熱潮。不破則不立。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各行業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國這艘巨輪就此乘風破浪，一往無前。

“自1992年起開始繳納社保了”

在中央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十年后，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決定設立海南省，并建立全國最大的省級經濟特區。海南特區，成為繼深圳、珠海、廈門和汕頭后，我國的第五個經濟特區。

就在此前一年，1987年，遲福林作為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干部，主動申請并被組織下派海南主持籌備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體制改革辦公室的工作。其間，他在海南省體改辦成立了海南省改革發展研究所。

1990年，原國家體改委主任陳錦華到海南視察后，提出能否把該研究所變成以國家體改委為業務指導的改革研究院的考慮。一番籌備后，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改院）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落成。

剛誕生的中改院，就有一點特別，這原本是一個正廳級的事業單位，享受國家的財政供養，只需安靜地做研究即可完成使命。但“廳官”遲福林率先做的，就是按照陳錦華主任提出的“用改革的辦法辦院”，打破“大鍋飯”體制，主動放棄財政事業編制，自負盈虧，實行企業化管理，在人事管理上，實施全員崗位聘任制。

“當時一個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改革研究要客觀，如果體制上不能夠相對獨立，客觀性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既要拿財政錢又要客觀講話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回顧當年的選擇，遲福林解釋說。

從1992年起，中改院不再拿政府一分錢。院長遲福林也從政府官員轉變成為一名研究學者，“自1992年起開始繳納社保了”。

“我當然要帶頭砸掉自己的‘鐵飯碗’，如果我只號召大家改，而把自己的工資關系放在機關，誰會相信你這一套是真改革?即使嘴上不說，心里也會嘀咕，‘你就是做做樣子罷了’。”遲福林說。

聞聽遲福林這項舉動，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先生曾感懷：中改院不拿國家一分錢，又為國家做事，這種精神令人欽佩。

遲福林為中改院選擇一條獨特道路的時候，距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農民們率先喊出“打破大鍋飯”的口號，已經過去十多年的時間。

這十多年間，“打破大鍋飯”早已不局限在農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企、機關單位以及小廠礦中，平均分配主義現象突出。“干好干壞一個樣”、沒有激勵措施可言的制度，挫傷了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嗅覺敏銳的人們意識到，這個制度早晚得要打破。

于是，涌現出像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企業改革紀念章獲得者步鑫生這樣的“弄潮兒”。上世紀80年代初，浙江省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在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啟發下，打破“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分配模式，實行“日算月結，實超實獎，實欠實賠，獎優罰劣”的分配原則，砸了“鐵飯碗”的用工制度。短短3年，他率領該襯衫廠躋身浙江一流，產品暢銷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

盡管不乏觀望情緒，但社會上力主改革的氛圍已經非常濃厚。1988年，海南建特區的消息一出，不少壓抑已久的人們再也不想掩飾夢想和激情，主動摔掉“鐵飯碗”，下海淘金。這一年，人們從四面八方涌入海南，一篇報道便曾寫下醒目的標題：“十萬大軍下海南”。

1989年，下派工作期限結束后，遲福林決定長期留在海南。

這個決定，并不被當時北京的多數朋友理解。他們覺得這有些“冒險”。因為時年37歲的遲福林，在仕途上已經有了不錯的發展。他以國防大學教員的身份在北大進修，然后考上中央黨校研究生，成為中央黨校理論部學術組組長。由于善于思考和研究，遲福林被抽調到中南海，進入剛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政治前途看好。

“海南那地方多落后啊，聽說連紅綠燈、出租車都沒有，你干嘛跑那兒去?”北京的朋友們納悶并挽留。

然而，現在，還是同一撥人，經常不無羨慕地說，“老遲太有眼光了，怎么一下子就選到海南島了呢?”對記者講起這個小插曲時，遲福林臉上充滿陽光和自豪：“這說明，海南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大不一樣了！”

最大難點在于自我革新

遲福林決定帶中改院走一條改革的路，而改革的最大難點在于自我革新。

遲福林回憶當年為了探索在體制上用改革的辦法辦院，大刀闊斧地“革自己的命”。改革后的中改院實行事業機構性質企業化管理，在法人治理結構上，推行董事局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

然而，像改革開放后涌現的其他民間機構一樣，打破“大鍋飯”，研究機構在發展之初卻開始面臨諸多障礙。

轉型適應、人才招募和資金來源成為改制后的中改院面臨的三大難題。“雖然已經不是行政性事業機構，但還會受相關規則的約束；沒有了鐵飯碗和行政編，很多人不愿意來這兒工作；機構越發展，活動量越大，資金需求也日益增長。”遲福林說。

遲福林很執拗，他堅信創新體制和治理將給予機構新的生機和活力。近30年，他愣是帶領大家探索出一條“小機構、大網絡”的管理模式，將中改院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網絡型、國際化、獨立性等特點的智庫機構。如今，這個只有50余名員工的機構，身后卻有一個由2000余名來自50多個中央相關部委以及31個省市自治區相關部門、科研機構和重點高校的專家學者組成的“大網絡”。這樣的體制，既避免了過多養人的負擔，又網羅了一批資深改革研究專家，彌補了人才資源的不足。

也正因如此，在將近30年的歲月中，這個智庫雖然偏居海南島，卻成為一個放眼八方的“學術重鎮”，研究領域涉及改革發展中的諸多熱點和焦點問題，屢屢誕生影響高層的研究成果。“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改革與危機賽跑”“建設海南國際旅游島”“建立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等重磅聲音，有的直接為中央決策采納，有的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規的重要參考。中改院也因能“直諫中國改革”而蜚聲海內外，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發展研究獎”等重量級獎項。今年年初，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發布了國內第一份《中國智庫研究報告》，中改院位列中國民間智庫影響力之首。

上世紀90年代初，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已經實行了十多年，正值土地政策調整的關鍵時期。遲福林到農村調研比較頻繁，時間久了他就看到一個問題：由于土地承包期限沒有明確，農民不知道土地使用權是不是自己的，不安全感十分強烈。遲福林意識到，應該盡快實現農戶土地使用權的長期化、物權化、資本化，從制度上穩定龐大農民的預期。于是，在團隊進行了翔實調研后，中改院提交了一份調研報告，建議中央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

這項建議后來被寫入了中央的決定中。1998年出臺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副標題就是《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

直到今天，這依然是遲福林自覺最欣慰、最有壓力也最有責任感的一件事，并且他還在繼續為之呼吁。

端上“金飯碗”

站在改革開放40年這個節點上，今昔對比，社會分工越發多元化，改革的土壤愈來愈豐沃。不只在特區城市，即使在內地，“鐵飯碗”這個人們心目中旱澇保收、穩定無憂的形象也早已褪色了。公務員推出聘任制、國企員工工資與企業效益掛鉤、事業單位全員聘用制……面臨一份工作，人們的關注點從“是不是正式的?”變成“能給我帶來什么、我能做些什么?”不知不覺中，社會對于體制外職業尊重和理解的廣度和深度都在與時俱進。

在遲福林看來，告別“鐵飯碗”的關鍵在于改變平均主義為特征的分配體制，其目的是把勞動效率作為重要考評標準，提高生產率，激發各行業的活力。

改革的道路，鮮花與荊棘并生。遲福林深深體味，中改院的改革走到今天，酸甜苦辣種種滋味不一而足。但令他欣慰的是，用改革思維辦新型智庫的實踐已經取得了成功。“但凡改革需要承擔的風險、壓力和質疑，我們大都經歷了。”

今年4月13日，當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宣布，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時，年過六十的遲福林哽咽了。

改革無易事，前方是一片急浪險灘，只有不畏犧牲的勇者才能迎來光明。如今，他期盼，他和中改院能跟上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趟兒，繼續創新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更好地服務于改革政策決策，為提升國家軟實力承擔好智庫的責任。

改革征程中，趟過急浪險灘的遲福林并不孤單。北大畢業生陸步軒兩次從體制內辭職賣豬肉，并做到了行業內的“北大水準”；同為名校畢業的80后醫生殷為華，創業辦了一家足科診所，當起了“修腳師”；在一片“就業難”的哀嘆中，南京某大學畢業生魏鵬濤開了家煎餅店，月入十余萬……這些人的努力，令越來越多的人們確信，只有開闊思維，敢想敢干，努力提升自身本領，才能端上“金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