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問現在的年輕人，什么叫“大禮拜”“小禮拜”？可能不會得到一個準確的答案。但當年，只實行了短短十四個月的“大小禮拜”，卻給人們的心理帶來了沖擊。在特定的歷史時代，它開啟了工時制度的變革，也為中國人打開了一扇窗：原來休閑可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戰斗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

有著四十多年工齡的李濱生，即將迎來他的退休時光。坐在總工會大樓的辦公室里，幾乎大半輩子都在關注工人權益的他，談起這些年我國休假制度的變遷，曾經的記憶歷歷在目。

1972年，18歲的李濱生參加工作，到四川省成都市第一工人醫院當了一名鍋爐工。

醫療器械需要消毒，消毒離不開蒸汽，鍋爐工的工作看似簡單，卻不可或缺。“當時用的是英國的蘭開夏鍋爐，很老式的那種。每天要燒一噸多煤，將煤從儲煤場拉到鍋爐房，一鏟鏟倒進鍋爐，燒完之后產生的煤渣，也要鏟出來。”在李濱生的回憶里，這份工作勞動強度很大，但好在休息時間能得到充分保證。“當時實行的是8小時工作制，每周工作48小時，一周工作6天。”由于醫院的崗位特殊，需要值夜班，李濱生上完一個24小時大夜班，可以休息兩到三天。

國民如何工作和休息，可不是一件小事兒。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不僅規定了國家的國體和政體，還規定“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特殊情況得斟酌辦理”。

“‘文革’期間，工時制度執行處于松散狀態，停工停產鬧革命。到了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提出全面整頓，一下子秩序就恢復了，大家都按時上下班。”李濱生說，物資匱乏的年代里，休息制度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執行，“那時的工作單位性質，不是國家所有，就是集體所有。一切都是按國家規定，沒有任何外部干擾因素。”

李濱生的父母在成都一家工廠上班，在他的記憶中，每到周末休息的那一天，一家子人都格外忙碌，總有各種各樣的家務要干。

當時還是短缺經濟，物資供應緊張，所有的東西都需要票：糧票、布票、肉票，還有各種副食品票、工業券。因為大家平時下班之后，好多商店也關門了，那時交通不發達，有輛自行車都很奢侈。要把生活日用品都采買齊了，可不是件輕松的事兒。“手上那些票，不用就作廢。所以只有趁著每周休息的那一天抓緊時間去買東西。”

工作的第二年，李濱生買了一輛自行車。到了周末，他就騎著自行車去趕集，給家里買菜。當時成都城市不大，騎到幾十里外的郊區去買只雞，買點蔬菜，回家時就已經快中午了。一家人做頓好吃的，下午休息一下，第二天就又要上班了。當時有個流行的說法，叫做：“戰斗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

休息的那一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當時沒有今天這么多家用電器，什么活兒都得自己干。衣服得手洗，寒冷的冬天，還得燒了熱水才能洗，連家里燒的蜂窩煤也得自制。”在李濱生看來，那時候，一周一天的休息時間，彌足珍貴，“當時人們雖然也滿心期盼著周末能多休息，但對休假的向往，遠不及對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向往”。

存在了14個月的“大小禮拜”

隨著改革開放的大幕拉開，國人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工作效率越來越高、口袋也越來越鼓的同時，人們期盼著更多閑暇時間，對8小時之外的休閑需求變得迫切起來，休息休假制度也開始醞釀改變。

有關資料表明，從1988年起，有關部門就開始提議并醞釀工時制度的改革。

中國青年報記者李桂杰所著新聞隨筆集《不會塵封的記憶：百姓生活30年》中，《我國雙休日制度的誕生》一文記述了雙休日誕生的始末。

20世紀80年代，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胡平在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時發現，很多歐美發達國家乃至一些并不發達的國家，每周工作時間為五天，聯合國僅工作四天半。1982年，國家科委成立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胡平先后擔任副主任、主任，他提出了實行五天工作制，并于1986年5月成立了“縮短工時課題組”。

據調查，當時我國大部分企業的有效工作時間只占制度工時的40%～60%。80%以上的人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資”和“不增工資，增加一天休息”之間選擇了后者。

國家科委提出的縮短工時的建議，引起了中央的關注。上世紀90年代，國務院要求當時的勞動部把研究縮短工時的方案提上議事日程。1994年2月3日，國務院發布第146號令，實施每周工作44小時的工時制度，自當年3月1日起，當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休息，第二周星期日休息，依次循環，這便是“大小禮拜”制。

“開始實行‘大小禮拜’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盼著雙休的那一周。”李濱生記得，休息兩天，不僅可以干很多家務，還能走出家門去游玩，“盡管那時還沒有私家車，但騎自行車去公園逛逛，也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情”。

“大小禮拜”的效果立竿見影。1994年3月5日，全國迎來第一個“大禮拜”的周六，新的工時制度給商業系統帶來了一個黃金銷售日。

據媒體當年的報道，在北京的地安門百貨商場，3月5日當日銷售額達到43萬元，比前一個星期六增長五成；菜市口百貨商場銷售額增長近10萬元。而在大型商場中，以本地顧客為消費主體的西單購物中心和外地顧客占相當數量的北京百貨大樓，當日的銷售額也分別比前一個周六增長了38%和35%。在百貨大樓，還出現了天津等鄰近省市利用“大禮拜”來京旅游購物的顧客。

但這段數著指頭算“雙休”的歲月，持續也不過短短14個月。就在大家好像剛剛熟悉了“大小禮拜”制度時，一個更好的消息來了——周末“雙休”成為常態！

1994年7月，我國《勞動法》正式出臺。1995年3月2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第174號令，發布《國務院關于修改〈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決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我國正式實行5天工作制，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西方發達國家很早就實行一周工作40小時的雙休制度了，此前，我們的生產力水平有限，不可能一步做到。”在李濱生看來，我國改革開放十多年后，實現了40小時工作制，與其說是政策給了人們更多福利，不如說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紅利。

讓節假日帶來更多獲得感

近些年，人們最直接的感受，是法定假日越來越豐富了。

1999年，國務院公布了新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決定將春節、“五一”“十一”的休息時間與前后的雙休日拼接，從而形成7天的長假。

長假帶動了更多的人走出家門。由此，中國人的字典里又多了一個常用詞———“黃金周”。

1999年國慶第一個“黃金周”，全國出游人數達2800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141億元，史無前例。正因如此，長假制度也被視為是拉動內需、促進消費的一大舉措。

但李濱生更看重的是，“好的休假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可以給人們帶來更多幸福感和獲得感。”

2008年，《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出臺，職工在年休假期間，享受與正常工作期間相同的工資收入。如今，“帶薪休假”早已為人們所熟悉。

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提出，到2020年，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實，城鄉居民旅游休閑消費水平大幅增長，健康、文明、環保的旅游休閑理念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國民旅游休閑質量顯著提高，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現代國民旅游休閑體系基本建成。

從當初為了柴米油鹽奔波的“戰斗的星期天”，到如今，可以買一張機票來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國人的幸福指數也在不斷提高。

但要讓法定假日落到實處，還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在總工會政策研究室工作的三十余年中，李濱生一直保持著對勞動者工時問題的關注。“目前的狀況是，不少單位的休假還不能完全落實。”

全國總工會每五年開展一次職工隊伍狀況調查，其中就包括職工的勞動經濟權益、休息休假落實情況等。去年，他們做了第八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

李濱生翻出一本厚厚的資料，給記者展示調研數據。以東部某經濟發達省為例，對“上周您實際工作了多少天”的回答均值為5.57天，有47.6%的職工回答工作了5天，占最大比例；工作了6天的職工占40.9%；有8.8%的職工甚至工作了7天。對“上周您實際工作了多少個小時”一問的回答均值為45.56小時，44%的人工作時間在40小時以下，工作48小時以上的有19.4%。

“這意味著我們的休假制度雖然已經實行了這么多年，還有一部分職工沒有享受到。”李濱生有點遺憾。

但回首往昔，李濱生感受更強烈的，是開心，是欣慰。看著身邊的鄰居、親朋，從當年一周休息一天，忙著洗衣服、打蜂窩煤，到如今帶薪休假闔家出游，李濱生說，我國休息休假制度的變遷，折射著改革發展的成果，也體現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