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學術研究的方向、方法、成果等也都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著名學人,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汪暉先生,先后擔任過思想文化領域前沿的代表刊物《讀書》雜志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清華大學教授等職務。他是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大學生中的一員,本文以他個人的學術研究為線索,管窺40年來中國學術界的成就。

學術家園:您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參加高考被錄取的大學生,能否談談您所目見、親歷和了解的學術界成績?

汪暉:我是77級的大學生,從學生的構成、老師的構成,以及那一代學生對于學問、學術的思考、研究方式,77級都有著不一樣的特點。當時是已經10年沒有高考,所以同學中云集了10來年不同年齡的中學畢業生。這些人的生活經歷非常豐富。我自己在此之前也短暫地做過工人,因為“文革”時期的學制較短,所以上大學時才18歲多一點。而我的同學當中,很多已經組建了家庭,他們的身份有公社書記、中學教務長、中學老師,還有當過兵的、做過干部的,等等。

77級的老師也聚集了幾代人。“文革”后,很多老一代教師重新恢復了正常工作。除了我的父母這一代教師,還有很多相當于我們祖父這一輩的,比如我的碩士生導師章石承先生、博士生導師唐弢先生,當時都已是古稀之年。他們是“五四”之后成長起來的一代學人,學貫中西,主要以中國古典根基為主。我就讀的揚州師院,在人文學科領域群星璀璨:古典文學方面,任中敏、徐沁君、蔣逸雪、孫龍父、譚佛雛、趙繼武等先生都是造詣極高的老一代學者;現代文學方面,除了我的導師章石承先生(曾師從龍榆生先生從事詞學研究,后在日本留學東京帝國大學)之外,曾華鵬、李關元、吳周文等是在國內學術界有影響的中年一代;語言學方面,則有王善業、李人鑒、劉如瑛、夏云璧等老一代人和其他中青年學者。這樣幾代人共同構成了當時的師資力量。這些老師,都是懷著極大的熱情傳道授業。

與現在相比,那時可讀的書籍相對較少,教學條件也沒有今天好,但是大學生那種強烈的求知熱情是很少見的。我們每月的幾塊錢補貼都用來買書了。這種熱情與我們讀書時的特定歷史條件有關。而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也決定了我們的閱讀和思考,總是關注著社會的變遷,個人命運、社會命運、國家的命運是緊密相關的。

我讀大學的時候,重讀了魯迅。1981年,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時,全國范圍內有一個研究的熱潮。在圍繞時代命題展開的研究過程中,我們重新閱讀。

學術家園:從揚州師范學院畢業后,上世紀80年代中期,您又到北京繼續求學,那時您的研究路徑是怎樣的情況?

汪暉:我到北京讀書是在1985年,當時社科院的博士生導師都是泰斗級的學者,賀麟、費孝通、蘇紹智、任繼愈、王明、馬洪、彭澤益、李文治、楊益之等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班上的同學專業完全不一樣,其中學經濟和經濟史的有一半,如今也都是學術界等各個領域的有影響力的人士:樊綱、左大培、王逸舟,等等。當時社科院有30多個所,博士生只有20多個,有的所里沒有博士生。我入學時25歲,是班里年紀最小的學生。同學們朝夕相處,吃住都在一起,專業不同,學術討論是打破學科邊界的,這樣的學術背景對我后來的學術道路始終產生著重要的影響。我的導師唐弢先生是現代中國文學和魯迅研究學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那時我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

學術家園:上世紀90年代以后,您出國訪學的時間越來越多了,在入職清華之前,您有近一半的時間是在國外訪學。這種遍及國外最有影響力的高校的游學經歷是不多見的。能否談談這段經歷?

汪暉:我從本科到博士,沒有到國外拿過學位。但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出國的機會很多,在入職清華大學之前,差不多有一半的時間是在國外。我是從做訪問學者到教書,造訪了很多學校。最早是哈佛大學,此后又有兩度較長時期在那里做訪問研究或教學。我也在柏林高等研究院、劍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斯坦福大學、華盛頓大學、海德堡大學、愛丁堡大學、東京大學、瑞典高等研究院等擔任研究員或訪問教授,也多次去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等國家和地區訪問。不過,無論在什么地方,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研究的大范圍,即都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展開研究,同時這個中心不是單一的、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是在持續不斷的對話中,不斷打開、尋找新視野的過程。求學過程中,會越來越發現,很多研究如果停留在單一視野下進行是很難完成的。比如2000年到2001年,我在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遇到了兩個讀書小組,讀書小組都是自動形成的,我參與其中。其中一個小組由歷史學家組成,主題什么的非常豐富,我那時正在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在這個語境之下,每次討論都能獲得許多啟發。這些經驗也是促使我來清華后建立文科高研所的動力。中國需要在自己的平臺上展開高水平的學術對話。

我還有一個相對特別的經驗,就除了治學、教書之外,還做過一些別的工作,從上世紀80年代末,總共10年的時間,我與陳平原、王守常合作編了《學人》叢刊,《學人》叢刊的創辦得到了伊藤虎丸、尾崎文昭、高筒光義、高橋信幸等學者朋友的支持。從1996年到2007年的11年半時間里,我還做過《讀書》的主編,涉獵很廣。甚至中國戲曲、中國話劇的發展都組織過討論。離開《讀書》之后,我繼續做學術思想方面的研究,此前的這些學術經驗都深化著我的思考。

近年,我調入清華大學,一方面邀請杰出學者在這個平臺上互相交流,一方面讓青年學者和同學能夠在他們求學的時期就有機會與杰出學者直接接觸。

學術家園:您的著作已被譯成各國文字,還獲得過很多獎項。

汪暉:著述被翻譯為不同文字,也就有了不同的讀者和對話者。這是一種幸運。我的著作中,目前被翻譯成各種外文的有26本,到今年年底可能要超過30本。被翻譯的文字有英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韓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斯洛文尼亞文等。我的研究一部分是歷史、思想史、文學,也包括一部分社會理論。我的研究基于學術研究的興趣和脈絡,但前面談及的多方面的對話,也對我的理論思考產生著影響。

當作品變成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地方出版,無形當中,讀者就多了。他們對你作品的研究和回應常常是意想不到的。他們從自己的歷史經驗出發,與你的學術互動也是你意想不到的。

我在高校工作,除了研究之外,主要的任務是教學。我的學生之中,有來自意大利、日本、韓國、美國、蘇丹等世界不同國家的,也有來自漢族、維吾爾族、回族、滿族等中國不同民族的。我所帶的研究生分別來自中文系和歷史系等不同專業,這些學生都非常優秀,我的確希望他們能夠在一種深厚的學術互動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