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新型政黨制度“中國故事” 

——中央社院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第16屆年會綜述

記者 蔣天羚

“要基于高度的文化自覺，深入發掘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明內涵。”

“民主黨派的參政不以奪取國家政權為目的，而是為了支持和幫助共產黨加強和改善領導，更好地執政，是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

“‘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當今的國際競爭已從軍事、政治、經濟延伸到文化領域，爭奪國際話語權的斗爭日益復雜，政黨制度話語權的爭斗同樣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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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至18日，由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主辦，河南省社會主義學院承辦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第16屆年會在鄭州召開，會議主題是“新型政黨制度研究”。與會人員圍繞主題，就深入學習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思想，著力研討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展開深入討論，特別是針對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根性、特色優勢以及講好新型政黨制度“中國故事”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新型政黨制度有其文化根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聽取意見和建議。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新型政黨制度”的概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說它是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根性，這在政黨制度研究領域還是一個較新的角度。“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根植于中華文明的‘共同體’傳統，它熔鑄了維護家國本位、責任倫理的共同體精神，維護堅強有力、以民為本的領導核心，堅守國家統一、民族獨立的政治底線，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合作方式，塑造天下為公、修齊治平的士子情懷，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必然選擇執政為民的一黨執政、多黨合作，而非三權分立、多黨輪替；必然重視促進團結的協商民主，而非刺激分裂的票決民主；必然選擇‘先民本、后民治’的治理邏輯，而非西方的‘先民治、后民本’的發展道路。”在此次社院年會上，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岳提出，要基于高度的文化自覺，深入發掘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明內涵。

潘岳解釋，從利益代表看，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凸顯一個“公”字，也就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國家整體利益，各民主黨派同樣信奉“天下為公”；而西方政黨的競選執政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并維護特定群體的利益。從政治功能看，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凸顯一個“和”字，也就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而西方政黨制度始終難以擺脫惡性黨爭、派系傾軋的對抗性政治痼疾。從制度效能看，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凸顯一個“統”字，也就是民主集中、團結統一；而西方政黨制度難免因選舉而分化，因民粹而分裂，因黨爭而難以政治整合，因意識形態而社會對立。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概念，并對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淵源、實踐基礎、根本性質、戰略地位、特點優勢、價值功能、發展路徑以及世界意義作了系統闡述，科學構建了新時代多黨合作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特別是多黨合作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多黨合作的行動指南，是解決世界各種類型政黨制度面臨難題的中國方案，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央社院統戰理論教研部副主任孫信表示。

新型政黨制度的特色優勢

遼寧社院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沈艷認為，在結構及內部構成上，新型政黨制度具有主體結構的穩定性和內部構成的開放性相統一的特點。

“從政黨之間的關系來看，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是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關系。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也不是反對黨；參加國家政權，但不是參與執政。‘好參謀’表明了一種領導與接受領導的合作關系；‘好幫手’表明了朋友般的親密關系；‘好同事’表明了合作與監督的共事關系。這樣的合作模式，一方面保證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和穩定，推進了民主化，調動了各種積極因素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同時，執政黨和參政黨互相監督，以憲法和法律為根本活動準則，這是歷史教訓的總結，保證了黨和國家的事業免遭挫折。這是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關系，這樣的政黨關系具有超強的穩定性。”沈艷解釋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制度是用來調節政治關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動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的，不可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來抽象評判，不可能千篇一律、歸于一尊。” 陜西社院教研室主任解永強認為，政黨制度作為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符合國情，才能對國家的穩定、發展產生直接而有效的作用，才能保持和發揮其優勢。

“我國經過長期革命、建設的實踐，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形成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的親密關系，各民主黨派不是反對黨，也不是在野黨，而是同共產黨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這種合作性的政黨關系，既實現社會廣泛的政治參與，集中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界人士的智慧，促進執政的共產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又能實現集中統一、統籌兼顧各階層、群體的利益要求。既能避免一黨制造成的缺乏監督而造成的專制、獨裁等弊病，又能避免多黨制的多黨紛爭、相互傾軋、相互拆臺而造成的國家不穩定、社會不安定局面。既能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能照顧社會各方的具體利益，其中包含的合作、包容、協商等理念，可以有效地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及時消除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有利于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諧社會。”解永強說。

同時，解永強表示，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為中國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有利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政治文化以其自身所蘊涵的政治意識指向、政治心理傾向以及政治價值取向影響并制約著各個國家、民族、政黨、人民團體以及公民個人的政治行為方式、方向、方法和社會政治生活的發展過程、狀態、性質、方向。因此，政治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對于保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講好新型政黨制度“中國故事”

“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在民族復興進程中的破壞和遺失，沒有能夠有效完成中國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在西方民主價值的強勢主導下，現實社會充斥著信仰危機、道德崩盤、價值空場，支撐人們對制度認同的文化土壤和社會風氣日益稀缺，造成了人們對制度認同的價值困境。與此同時，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以及國際傳播上‘西強我弱’的輿論格局，也制約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江蘇社院科研處副處長鮑躍華闡述了構建中國政黨領域話語權的必要性。

新型政黨制度凸現了中國政黨領域話語權的價值。習近平總書記圍繞話語權曾有過多次闡述，強調要通過講好中國故事，增強意識形態話語權、全球治理話語權等國際話語權。

“‘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當今的國際競爭已從軍事、政治、經濟延伸到文化領域，爭奪國際話語權的斗爭日益復雜，政黨制度話語權的爭斗同樣尖銳，并呈現出遮蔽與凸顯、建構與解構、缺場與在場的景觀。”青海社院政治學教研部副主任何啟林說。

“中國構建政黨領域的話語權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需要。因為，當今世界在話語權領域的爭奪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博弈需要，話語權也不僅僅是價值觀層面上是與非的爭論，而是與國家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力量共同構筑成的國家綜合國力。但由于現代民主政治意義上的政黨制度是西方的創造，并為人類政治民主和憲政政治作出過貢獻，在政黨理論方面居于主導地位。過去因受制于國家綜合國力等因素的制約，在國際社會中國的政黨制度話語權常常處在缺場或失語的尷尬境地。從而使中國的政治安全頻頻遭受威脅和挑戰。這種不利地位勢必會對處于民族復興道路上的中國制造種種障礙。因此，我們要在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中，就要搶抓機遇，致力于構建中國政黨制度話語權，搶占政黨輿論的高地，徹底擺脫政黨理論場域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這是對抹黑中國的被動防御與主動還擊的有機結合。只有這樣，于內能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于外能夠通過文化輿論環境來捍衛國家政治安全。”何啟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