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21年來耗資數百萬收養118名遺孤”的事跡飲譽極廣，被譽為“愛心媽媽”的河北武安“農民”李利娟，日前被推上風口浪尖。

據多家媒體報道，引發外界關注的李利娟“愛心村”3年未年檢遭關閉事件，有了新進展。武安當地政府5月5日通報稱，已依法取締李利娟福利愛心村，所涉孤兒棄嬰全部妥善安置。武安官方還披露，經過查證，李利娟涉嫌多起敲詐勒索犯罪、擾亂社會秩序犯罪，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她名下賬戶有人民幣2000余萬元、美元20000余元，公安機關已查封，案情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李利娟被刑拘，其“愛心村”被取締，讓很多人為之驚詫：涉嫌多項罪名勾繪的“惡”跟收養上百名棄嬰呈現的“善”之間，反差之大，可以說是“判若霄壤”。很難想象，這兩個“李利娟”是同一個人。正因如此，許多人的腦洞又不甘清閑，腦補出很多種可能。

有時候，是非真假沒那么簡單，隔著棱鏡或濾鏡看人或許只能是“知人知面”。李利娟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現在還沒法輕易下結論。

《新京報》去年2月份的報道《“痞子”媽媽和她的104個孩子》就講到，在武安之外，人們贊譽她大愛無邊，在武安，很大一部分人稱她為“痞子”；很多村民稱“這邊的人沒有說她好的”，稱她搶人鐵礦占人土地，有網帖也指控其惡行多端。這究竟是“譽之所至謗亦隨之”還是確有其事，有待考證，但無疑為觀察其人其行提供了更豐富的信息旁證。

李利娟面臨的臧否處境很個案化，卻也引人思考：“愛心媽媽”的人格臉譜能否是多面的？有道德瑕疵或法律污點者，是否適合收養大批孤兒？而最重要的公共啟示就是，讓孤兒得到更好的救助，需要制度保障和護航；那些孩子的命運，也不能全拴在個人品行這根“繩”上。

李利娟的風評轉向，易讓人想起袁厲害。袁厲害24年收養了超過100名棄嬰，也曾被稱作“愛心媽媽”，但2013年初有媒體披露了袁厲害的“另一面”——將孩子以殘疾程度和相貌分等級；自購或自建房20多套；為維持好人形象裝窮等，引發輿論嘩然。

從袁厲害到李利娟，其可能存在的形象反轉，既點出了監督不到位下收養環境的不確定性，也直指救濟與收養方面制度的缺位。

首先，這些“愛心媽媽”收養上百名孤兒，看起來像是在兒童福利機構缺位的背景下“替制度盡責”。這倒不是說要政府包辦，而是說不能將公共責任轉嫁。要將合理兜底和對民間收養的規范管理監督結合，避免“政府解決不了”、“民間解決不好”。也只有保障得力、監督到位，才能約束“借收養謀私利”，避免孤兒的境遇完全受制于個人德行。

其次，現實中有些真的“愛心媽媽”收養孤兒確系出于善心，那也要為這些人道主義救助行為提供合法化渠道，讓其告別“非法而合理式的存在”。有專家就稱，家庭寄養優于政府收養，可當下收養門檻偏高；對那些有精力也有心“集中收養”者該提供資金、培訓，扶持她們建正規福利院，但這類引導鼓勵社會化參與的舉措也不足。

如今，武安官方已將“愛心村”孤兒統一安置，這是值得肯定的補救性兜底舉措。但毫無疑問，袁厲害、李利娟們從被盛贊到被質疑的背后，顯然該有更多“補牢”以防“亡羊”的措施。也只有盡早補上公共保障和收養制度仍存的漏洞，才能避免將孤兒置于個體灰色收養的不可測的風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