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應時而生，一經見報，猶如一道耀眼的霞光劃破長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聯合致電毛澤東；此后，致公黨、臺盟、民進、民盟、農工黨、民革、民建、九三學社、民聯、民促、救國會等黨派紛紛發表聲明；海外的華人華僑、在港的人民團體也發表通電、宣言……熱烈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以此為標志，吹響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團結一心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號角，揭開了雙方親密合作、建設新中國的新篇章！

“五一口號”發布后，中共中央于５月７日致電中共華南分局，要求他們就召開新政協問題，同真誠反美反蔣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愛國知名人士交換意見。５月８日起，在中共華南分局的領導下，在香港以“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為題，連續召開座談會。各民主人士或召開大會、發表聲明宣言，或激揚文字、鞭撻獨裁政府，或游行示威、發動民主運動，或攻心策反、配合人民解放軍作戰……一個以香港為中心、主要由各民主黨派和各愛國民主人士參加的討論新政協的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

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在發表的宣言以及相關文章中，都一致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5月23日，譚平山在《華商報》發表《適時的號召——論中共“五一”節口號》一文，其中指出，新政協領導的責任應“放在中國共產黨的肩上，這是歷史發展上一種不容放棄的任務。”

民盟中央委員鄧初民說：革命究竟由誰來領導不是憑主觀愿望，而是由客觀的歷史條件所規定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具備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一切條件”。

民進領導人馬敘倫說，中國共產黨應是新政協的“當然的領導者”。

致公黨在《告海外僑胞書》中說：“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斗爭中，貢獻最大而又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范作用。因此，這次新政協的召開，無疑我們得承認它是領導者和召集人。”

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在一次有民主黨派負責人、民主人士參加的座談會上說，我們應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承認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領袖。這一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

民盟在《對于新政協共同施政綱領的意見》中指出：“新民主主義不是共產黨根據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利益出發制定的，除蔣介石獨裁政權代表的地主、官僚、買辦之外，其他階級階層都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共同合作，所以是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的。”因此必須“確認新民主主義為各革命階級統一戰線的臨時聯合政府的最高施政原則。”

民進明確提出：“新建立之國體，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其政權形式為各階級民主聯合政權。”“民主聯合政府為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之各階級共同執政民主聯合政權，但人民民主革命之徹底完成，必須無產階級及其黨之領導。”“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政權，肅清封建殘余，抵抗帝國主義奴役，鏟除官僚資本，促進人民革命之徹底成功，與各級聯合政權之完滿實現，為民主聯合政府總的指標。”“新民主主義為建設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之最高施政原則。”

顯然，各民主黨派不但承認新民主主義是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原則，而且他們這時的政治主張也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一致。

各民主黨派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過程中，對“第三條道路”進行了徹底批判。

民革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中指出：“今日之中國，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余地。茍且偷安，投機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輕視人民力量，都是自絕于民主、自絕于人民的死路。”

民進在其宣言中，公開莊嚴宣布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亡，中國沒有任何第三條路徑可循進的。”

致公黨在其宣言中指出：“全國人民和人民敵人之間的生死斗爭已達到最尖銳化，革命與反革命已明顯地劃分為兩個陣營，人民已沒有第三條道路可以觀望”，“歷史決定了獨裁會將要走進自己掘好的墳墓，人民必然獲得解放和翻身，新的中國已經胎動，將在舊中國的崩潰過程中建立起來！”

其他民主黨派也紛紛表態，在反民主的獨裁統治與民主統一戰線之間，沒有第三條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協成功者，不獨不應有第三條道路的幻想，而且應該起來揭露這種陰謀。

各民主黨派熱烈響應“五一口號”，對“第三條道路”的批判，表明他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接受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也表明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上邁出了有力的步伐。民主黨派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的重要歷史關頭，接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完成了民主黨派歷史上的一次極其重要的轉變，為民主黨派帶來了新生。從此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各民主黨派在響應“五一口號”的聲明、宣言中，號召民主黨派廣大成員為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而努力奮斗。

民革在聲明中稱贊“五一口號”“誠為消滅賣國獨裁的反動統治和建立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所應循的途徑”，號召本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要“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

民盟在宣言中說：“中共‘五一’口號發布以來，各方紛紛熱烈響應；足見政治協商與聯合政府的主張，決非任何一黨一派獨有的主張，而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及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聲明表示，“本盟愿號召全國人民，吁請各民主友黨民主團體，共同為迅速實現新政協而努力”。時在上海的民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張瀾等致函沈鈞儒，對民盟總部通電響應“五一口號”，表示“極感欣慰”，認為是“國家當前自救唯一途徑”，并“盼中共及民主黨派今后更能以簡單明了之方式加強此種號召”。

民建總會在上海秘密舉行理監事會，經過討論，決議“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

民進在宣言中指出：“‘五一’二十三條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后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中國的民主人士及民主黨派就是要團結在這口號的周圍，形成堅固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以奠定我國子子孫孫萬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棄，甘為歷史的車輪所碾碎。”6月26日，民進在港理事討論了新政協召開時間、地點及召集人、代表資格等問題，一致認為新政協的地點應在解放區，召集人“當然由中共擔任”，并建議“可由各黨派授權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對于代表資格，提議不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或社會賢達，都必須以其對現階段民主運動的實際態度和貢獻為原則。7月31日，民進在港理事會議通過《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民進對于新政協的各項主張。后來這些主張在座談會上得到了各黨派的一致贊同，并成為各黨派的共同意見。

農工黨在反對美國扶日的《宣言》中鄭重聲稱：“本黨全體同志，為促進人民民主政治協商會議之早日實現，應團結廣大的群眾進行戰斗，與一切民主戰友，攜手前進”。

致公黨在宣言中指出：“今天中國的革命少不了華僑同胞在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援”，號召華僑同胞將來“回到民主的祖國的懷抱，參與新中國的各種建設，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康樂的國家”。

九三學社在北平《新民報》發表的宣言中指出：“中共中央建議召開無反動派參加之新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是”，“同人等認為唯有循此途徑，始可導中國于民主，自由，富強，康樂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實現。”

臺盟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強調：“同胞們！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配合全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廣泛地展開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臺灣分離運動的各種斗爭，準備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這樣，臺灣人民才能由美蔣聯合統治的痛苦中解放出來……”

以促進新政協召開為中心內容，各種座談會、演講會，群眾性的宣傳活動也相繼展開。6月4日，香港各界民主人士馮裕芳、柳亞子、茅盾、章乃器、朱蘊山、胡愈之等125人聯名發表聲明，說：“我們愿意表示對這一提議的熱烈贊同”，“新的政協召開之后，中國歷史將會翻開燦爛的一頁，進一步建立一個統一的真正屬于人民的新國家。”

民革聲明要求：“在賣國獨裁者控制下的各軍事單位，各地方政府，各界團體的人士們：你們也應該深切反省過去附和或容忍賣國獨裁的錯誤，謀所以救國家救人民及至救自己，也毅然接受孫先生的遺教和本會以及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的號召，以實際行動，加速賣國獨裁政權的滅亡，而站到人民方面來！站到民主革命陣營方面來！”

譚平山在《適時的號召——論中共“五一”節口號》一文中指出：新政協是“能夠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確有群眾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社會賢達”的，新政協的共同綱領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政綱，新政協“是各民主黨派分擔革命責任的會議”，而“不是分配勝利果實的會議”。

民盟在其宣言中指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解決國是，為本盟一貫的政治主張。不幸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醉心法西斯獨裁，迷信武力統一，竟不惜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全面內戰，致令本盟及其他民主友黨的主張，暫時遭受了挫折。”“時至今日，獨裁統治的行將傾覆，中國人民的民主勝利，已經成了定局。這是全國人民的共同信念，沒有人再會懷疑的了。”

民盟的總部機關刊物——《光明報》，廣泛開展對新政協的性質、特點及任務的討論，向廣大讀者宣傳新政協與舊政協的不同，在于新政協代表人民意志，不要代表地主買辦豪門資本的反動獨裁集團參加，不要美帝國主義過問；新政協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新政協應由中國共產黨來召集，明確提出革命領導權問題。

民進在宣言中將新舊政協作了區分，指出：“我們不要把政治協商會議這個名詞和過去的政協混淆了意義，舊的反動者的政協，已經因他們撕破而過去了，行將召開的新政協，是完全由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臨時代表商討國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封建主義反動派，官僚資本主義壟斷者，不會再讓其幽靈復活，混進革命的陣營”。

５月中旬，馬敘倫發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將新政協與1946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做了深入的比較。馬敘倫指出：“上次政協是反民主的反動集團做主體，而偽民主派也參加了的，這次是民主陣線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體，而中國共產黨是當然的領導者，這是質的不同。”

從各民主黨派的聲明、宣言中可以看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當時各民主黨派共同的意愿，真可謂中共振臂一呼，海內應者云集。

新政協，是民主協商的論壇；新政協，是萌生人民政權的園地。那里寄托著全國人民的希望！北方，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那里沒有法西斯細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新中國在那里噴薄欲出……

北方！南國香港遙望北方，人們迫切期盼西柏坡的消息……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