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明確提出了“扶持進步勢力、爭取和影響中間分子，促進他們進步”，以及“廣交朋友，以誠相待，思想見面，真誠合作，患難與共”的工作原則和方針。

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把統一戰線稱為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之一，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提供了理論基礎。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其他進步勢力團結合作，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對取得抗戰勝利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抗日戰爭勝利后，各民主黨派加入了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行列。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路線和綱領的前提下，對民主黨派的一些不同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但有利于反對獨裁內戰的政治主張給予肯定，支持他們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尊重和維護民主黨派的地位，幫助解決國民黨當局給他們制造的實際困難；關心和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對他們中少數人在重大問題上的嚴重政治錯誤進行嚴肅的批評，作必要的斗爭。所有這些，鞏固和擴大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促成了舊政協會議的成功召開。在全面內戰爆發后，民盟與共產黨共同拒絕參加國民黨包辦的偽國大，救國會、民聯等民主黨派發表聲明否認偽國大。各民主黨派在大中城市里積極組織、參加、聲援民主運動，形成了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二條戰線”，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

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不僅在談判桌上與國民黨艱難地協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還充分利用時間，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會見國民黨上層人物，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為維護國共合作，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的立場和誠意。除與蔣介石的會晤外，毛澤東還利用宴請的時機與國民黨上層人物包括國民黨頑固派廣泛接觸，并專門會晤了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何應欽、吳稚暉、孫科、陳立夫等人，向他們介紹中共對抗戰勝利后時局的看法和政策，介紹全國人民反對內戰、獨裁的呼聲，敦促他們接受“和平建國”的主張。

1945年8月30日下午，毛澤東等拜訪了宋慶齡。9月6日晚，宋慶齡以“保衛中國同盟”主席的身份宴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后又多次晤面。毛澤東、周恩來對宋慶齡忠誠不渝地信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進行不懈的斗爭，不計個人安危，獻身國家民族的革命氣節表示由衷的敬意。

馮玉祥是受蔣介石集團排斥的著名將領，同周恩來、董必武早有來往。1945年8月28日，當毛澤東等抵渝時，馮玉祥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到機場歡迎，并邀請毛澤東共進晚餐，飯后，兩人又一起討論了國際形勢，交流了對國共兩黨談判的看法。毛澤東對馮玉祥的進步傾向表示贊許。

柳亞子是毛澤東在廣州從事革命活動時期的老朋友。8月31日，毛澤東在桂園（張治中將軍的公館）宴請王昆侖、柳亞子、屈武等人，就國內團結問題交換意見。毛與柳吟詩唱和，成為人們相互傳誦的佳話。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抵達重慶九龍灣機場時，張瀾、邵力子、郭沫若等前往歡迎

毛澤東離開重慶時，張瀾親往機場相送

張瀾早在五四時期就聽說過毛澤東，但從未晤面。8月28日，張瀾到九龍坡機場歡迎毛澤東來渝。9月2日，張瀾又以“中國民主同盟”的名義，在“民主之家”特園（民主人士鮮特生先生的公館）歡宴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鮮英、沈鈞儒、黃炎培、張申府、左舜生等做東招待。毛澤東一進特園，就高興地說：“這是‘民主之家’，我也到家里了。”宴會后，張瀾寫了《給國共兩黨領袖的公開信》，分送重慶《新民報》、成都《華西晚報》刊載。信中說：“國共團結問題，關系整個國家民族前途甚大……今日商談內容，似應隨時公諸國人，既能收集思廣益之效，更可得國人共商國是之實。”“政治必須徹底民主……所作成之解決方案，必須不與國人之公意相違。”10月初，當張瀾得悉蔣介石指令杜聿明以武力逼龍云到重慶任職，而免去其在云南的一切職務的消息時，對毛澤東在渝的安全甚為擔心，立即派人告訴周恩來，敦促毛澤東早日離渝返延安。

當毛澤東到達重慶后，許德珩表示，他和夫人勞君展很想同毛主席面談。9月12日，毛澤東邀請許德珩夫婦到紅巖村晤談，并設午宴招待。許德珩談了“民主科學座談會”的活動情況。毛澤東建議：既然有許多人參加，就把座談會搞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團結起來進行斗爭。許德珩表示，我們也在考慮這樣做，不過擔心成立組織人數太少。毛澤東向他指出：人數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緊，你們都是在科學、文教界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意見和看法，不是也起到了很大的宣傳作用嗎？許德珩采納了這個建議，經大家協商，決定成立由褚輔成、許德珩、張西曼組成的“九三學社籌備會”。翌年5月4日，“九三學社”正式誕生。這一組織在科學界、教育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會見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的領導人王昆侖、屈武、侯外廬、許寶駒、譚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人，聽取了他們對時局的看法。毛澤東同他們談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強調“和為貴”。毛澤東興致很高，共長談達10個小時。當王昆侖談到《紅樓夢》的研究時，毛澤東也開懷暢談，旁征博引，從《紅樓夢》講到《西游記》，講的是史冊古籍，卻都切中時弊，針砭國民黨獨裁統治，這種以古喻今，妙語連珠的談話，使在場的人聽得入了迷，忘記了時辰，無不為之感佩。

毛澤東于9月3日在桂園會見了郭沫若、翦伯贊、鄧初民、馮乃超、周谷城、于立群等人。毛澤東分析了抗戰勝利后的時局，以及人民渴望民主與和平的愿望，指出：“和平總是要到來的，然而要達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為了擴大影響，多做工作，毛澤東、周恩來還于9月15日設宴招待了中國青年黨在重慶的中央委員左舜生、何魯之、常燕生、陳啟天、余家菊、周謙沖等人。毛澤東于9月22日會見了民社黨負責人蔣勻田，在談及國共兩黨會談中在解放區政權與人民軍隊問題上出現僵局時，毛澤東說，貴黨領袖張君勱先生給我的一封公開信，“想你亦必閱過。在那封信里，他主張我們將軍隊交給蔣先生，老實說，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10月10日毛澤東又會見中國青年黨負責人曾琦，商談民主同盟和青年黨的問題。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多次會見中外記者，并舉行記者招待會。9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應邀出席蔣介石為抗戰勝利而舉行的招待中外人士茶會。會間，毛澤東接見并回答了《新蜀報》記者的提問。他強調指出，中國除走和平、團結、民主的道路外，決無他道可循。次日，毛澤東在接見重慶《大公報》記者時說，我國政令軍令應該統一，然而統一之政令軍令必須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礎上，只有包括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是，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給人民以幸福。9月20日，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應邀出席《大公報》設的午宴。席間，對該報負責人王蕓生提出的“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的問題，毛澤東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的爐灶里不許我們造飯。”宴畢，毛澤東為《大公報》社職工題字：“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周恩來等還廣泛地會見了大后方工商界、文化界、新聞界、婦女界等社會各方面人士，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對戰后時局的分析和采取的方針政策，熱忱感謝大后方進步人士對共產黨的支持，鼓勵他們繼續為反內戰、反獨裁、爭取和平民主而斗爭。毛澤東特別對民族工商業人士指出：在帝國主義掠奪和官僚買辦的統治下，中國民族經濟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只有結束國民黨的政治獨裁和經濟壓迫，建設一個民主團結的新中國，才是發展民族經濟的唯一正確道路。這使工商界人士逐步認識到改革政治，是發展經濟的先決條件，并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保護政策。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會見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三名士兵

毛澤東、周恩來等在重慶還會見了許多外國人士和朋友。毛澤東對各國援華救濟團體及人士在抗戰時期給予陜甘寧邊區和各解放區的諸多幫助表示誠摯感謝，并希望各國朋友繼續發展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同中國人民結成的友誼，支持戰后中國人民爭取國內和平民主的斗爭。毛澤東還特意接見了日本反戰進步作家，表示了對所有在華的日本進步人士的贊許和慰問。毛澤東等還在融洽的氣氛中同許多國家駐重慶的使館官員進行了會晤，顯示了中國人民同各同盟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團結精神。

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外交戰線上卓有成效的工作，打破了蔣介石歷來壟斷的一黨外交局面，粉碎了國民黨政府對中國革命的嚴密封鎖和對中國共產黨對內對外政策的誣蔑，增強了世界人民和國際有識之士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毛澤東、周恩來在重慶談判期間，卓有成效地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這些活動形成了一股反對蔣介石內戰、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強大政治和輿論力量，不但推動了國共談判朝著有利于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方向發展，而且孤立了國民黨當權者，贏得了人心，把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區域的統一戰線工作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返回延安后，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的報告中說：“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同情。廣大的外國人民不滿意中國的反動勢力，同情中國人民的力量。他們也不贊成蔣介石的政策。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

在1946年初召開的政協會議上，周恩來率領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各民主黨派和進步勢力攜手合作。

在代表名額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與民盟密切合作。政治協商會議最初商定的名額是：國民黨9人，共產黨9人，民盟9人，社會賢達9人，共36人。后來，國民黨為了拉攏青年黨，對民盟進行分化瓦解，以孤立共產黨，硬要民盟讓出5個名額給青年黨。這期間周恩來等人一再到特園向民盟負責人表明態度，民盟9個代表席位不能動，不能讓步，“希望民盟堅持這個意見”，“并鼓勵民盟內部除青年黨外，今后要加強團結，準備在政協會中共同斗爭。”最后商定的結果是青年黨單獨參加政協會議，不占民盟名額，由中國共產黨讓出2名，國民黨讓出1名，總名額增加到38人，民盟維持9個名額不變。最后確定的名額是：國民黨8名，共產黨7名，民盟9名，青年黨5名，社會賢達9名。由于中國共產黨主動讓出兩個名額，解決了民盟的名額問題，粉碎了國民黨妄圖通過分化和削弱民盟，操縱“多數”，以控制政協的陰謀。從此以后，青年黨從民盟分裂出去，政治上與國民黨站在同一立場，和中國共產黨、民盟對立起來。

中國共產黨與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結成了反內戰反獨裁的政治聯盟。會前中國共產黨與民盟有一個“君子協定”，即對政協會上各種重大問題的討論，中國共產黨與民盟都要事先交換意見，取得一致。開會期間，“共產黨同民盟雙方的代表每天晚間總是聚在一起共同討論這些問題。”“白天開會，晚上到特園碰頭，互相交換情況和意見。”

關于改組國民政府問題，由會議的政治組商討。中國共產黨代表王若飛、陸定一和民盟代表沈鈞儒等參加。在討論中，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從堅持一黨專政出發，提出了“擴大政府組織案”，企圖用增加幾個政府委員，吸收幾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代表到政府中做官的辦法來抵制改組國民政府，使其一黨專政合法化。并提出國府委員會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其權力只限于討論和決定“立法原則”、“施政方針”、“軍政大計”和“財政計劃及預算”等，而無人事任免權。國民黨政府主席對委員會的決議有緊急處置權和相對否決權。共產黨和民盟代表反對這一提案。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指出，國府委員會應為最高決策機構，有權決定人選；國民政府必須改組，廢除一黨專政，“各黨派和無黨派分子應廣泛參加國民政府的一切部門”。民盟代表支持共產黨的主張，并提出了改組政府的理由和三原則，強調改組政府，必須有共同綱領作為施政的共同準繩；決策機關要真能決策；各方面人參加執行機關，要使它真能執行。關于國府委員名額分配的問題，民盟和中國共產黨一起與國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這一問題，雖然最后也沒有達成一致，但也沒讓國民黨占多數的方案通過。

關于國民大會和憲法草案問題，國民黨堅持以1936年5月5日的“五五憲草”為張本，經過形式上的修改而作為“憲政時期”的根本大法。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這一提案。周恩來指出：“國大舊代表選舉在10年以前，那時一黨統治，中國共產黨處在地下，許多黨派也無選舉權，選舉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與自由無拘束的民主選舉，這樣選出的代表，我們當然不能承認他們為合法代表。”鄧穎超指出：“對舊的違反民主原則，違反孫中山先生遺教的東西，必須修改，而不應該照舊不變。”民盟代表也反對國民黨的提案，指出，國民黨是以“維持10年前的舊代表有效，來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要求“國民大會開會之日，應即為國民黨黨權暫告結束之時”。民盟一些人主張資產階級議會制，監察院作為上議院，立法院作為下議院，行政院為內閣，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而不是向總統負責。中國共產黨基本同意這一方案。因為這一方案一方面否定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限制了個人獨裁，另一方面，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共產黨為了團結民主黨派，在不失原則的情況下，向朋友作出必要的讓步，這正是擴大統一戰線的需要。

會議在討論其他幾個決議案中都體現了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通力合作，互相支持，共產黨的真心誠意得到了民主黨派的贊許。民盟的代表說：“共產黨的方案的確是根據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原則真心實意提出來的”。他還向馬歇爾贊揚了當時共產黨為了和平民主而作出較大讓步的大公無私精神。當馬歇爾問他：“是不是民主同盟去勸共產黨讓步的？”民盟代表回答說：“恰恰相反，有些問題還是共產黨說服民盟讓步的。”

對傾向依附國民黨的青年黨、民社黨及一部分其他人士，中國共產黨代表也不采取簡單排斥的態度，仍把他們作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與之交往。一方面對其親國民黨的政治立場心中有數，一方面又采取積極爭取的方針，直至他們公開露出投靠國民黨的真實面目為止。對未能參加政協會議的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籌備會等幾個民主黨派，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也隨時傾聽他們對會議的主張和建議，注意發揮他們在政治上、輿論上的配合作用。此外，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還重視國民黨內部的民主力量的作用，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

政治協商會議的斗爭，是戰后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包括國民黨中堅持民主進步的人士為爭取和平民主團結而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進行斗爭的繼續和發展，是民主與反民主兩種勢力之間一次全面的政治較量。共產黨充分利用了這一合法斗爭的政治大舞臺，有效地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取得了這一斗爭的勝利。這一勝利，不但徹底揭露和抨擊了國民黨獨裁、內戰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制止和推遲了大規模內戰的爆發，為中國共產黨進行戰略調整、準備自衛戰爭贏得了時間，而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國民黨當權者，爭取和團結了中間力量，廣泛地贏得了人心，為教育、爭取和團結全國人民，挫敗蔣介石挑動的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陰謀，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奠定了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

還在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當局就向解放區發動軍事進攻，激起了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眾的強烈憤怒。1945年12月，國民黨當局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12月7日，中共中央主辦的《解放日報》在延安發表社論，聲援昆明“一二?一”愛國學生運動，呼吁全國人民聲援昆明學生。12月1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中，號召援助以昆明罷課為標志的國統區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一時間，以悼念昆明死難烈士，聲援昆明學生為契機的民主愛國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1946年6月，國民黨又制造了“下關慘案”。受傷代表住院后不久，周恩來、董必武、滕代遠、鄧穎超、齊燕銘、郭沫若等立即趕往醫院，看望受傷代表，向馬敘倫等表示慰問。周恩來嚴肅地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看到代表們躺在醫院長凳和臨時擔架上，周恩來與院方交涉，經再三爭取，才爭得五張三等床位。鄧穎超得知代表們還沒有吃飯，立即派人到梅園新村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地取來牛奶餅干。看到雷潔瓊血跡斑斑的衣服，鄧穎超取來新衣，親自給雷潔瓊換上。事件第二天，周恩來就在國、共、美三方會議上正式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兇手，追究治安機關之責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還給上海代表寫了慰問信。不久，毛澤東、朱德從延安發來電報給馬敘倫等，表示親切慰問。電報中寫道：“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圍毆打，可見好戰分子不惜自絕于人民。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和平方針，誓與全國人民一致為阻止內戰、爭取和平奮斗。謹電慰問，并希珍重。”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南京慘案社論》，揭露國民黨當局鎮壓人民的罪行，陜甘寧邊區、晉綏解放區和張家口等地群眾紛紛舉行集會，聲討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聲援馬敘倫等人。

“下關慘案”發生后，周恩來親赴醫院看望馬敘倫

7月，國民黨政府又一手制造了更加聳人聽聞的“李聞慘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及各界人士均電唁李、聞家屬，對李、聞的遇害表示深切哀悼，表彰二人“為民主而奮斗，不屈不撓、可敬可佩”的精神，并希望全國人民繼承先烈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克底于成。中國共產黨政協代表團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立即撤換昆明警備司令，緝拿兇手，保護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安全，安葬死者，通令全國追悼、撫恤死者家屬。周恩來在上海召開記者招待會，嚴正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制造李、聞血案“完全是有計劃的，而且是最肆無忌憚的政治暗殺。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國民黨特務殘暴的法西斯本質。”正告國民黨政府，如果“對此仍不采取緊急處置，改弦更張，取消特務，則一切政治協商都將徒然無望。”

在制造一系列慘案的同時，國民黨一黨獨裁、全面內戰的準備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46年3月，政協決議墨跡未干，國民黨就在重慶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完全推翻政協會議決定的國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原則，6月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7月即宣布召開“國民大會”。偽國大代表位高祿重，不免有人眼熱，有些人動搖了。在共產黨代表團最后一次與第三方面的會議上，周恩來懇切地做第三方面的工作，揭露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真面目。11月14日，民盟主席張瀾代表民盟向記者宣布民盟絕不參加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民聯重慶分會、民建重慶分會和九三學社重慶分社等21個黨派團體聯合發表《我們對于召開國民大會的意見》，強調指出：“在漫天戰火、人民涂炭之際，而由一黨政府片面召開國大，實等于玩弄國大以作獨裁統治之裝飾。”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負責人也連續發表文章，表示了反對和拒絕參加偽國大的立場。

由于共產黨的努力和爭取，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除青年黨和民社黨的一些成員外，參加者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民黨代表。這樣的“國民大會”及其通過的所謂“憲法”，理所當然地遭到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反對。周恩來代表共產黨發表聲明指出，“蔣記國大”及其所制定的憲法均屬違法；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等11個黨派團體發表聯合聲明，指出所謂《中華民國憲法》是反民主、反政協的；三民主義聯合會和新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嚴厲譴責國民黨的“國大”，強調對其通過的決定和立法，一概不予承認。在這一次斗爭中，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進一步相互了解，越來越多的人士放棄了依靠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的幻想，日益向共產黨靠攏，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壯大。

這一時期，共產黨真心幫助支持民主黨派的建立和發展，與民主黨派團結合作，以其先進性、正義性獲得了民主黨派的認可，最終使民主黨派走向接受共產黨領導的道路。

當解放區軍民在自衛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的同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以學生運動為先鋒的愛國民主運動同國民黨反動政府之間的斗爭，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由于國民黨政府的縱容，美軍在中國到處橫行不法。1946年12月24日，美國軍人在北平東單操場強奸一名中國女大學生，以此為導火索，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駐華美軍暴行的群眾運動。

12月30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學生5000余人在北平舉行抗議美軍暴行的示威游行，得到廣大市民的熱烈同情。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古城不再沉寂，全國范圍內的反美斗爭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2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組織，發動大城市群眾響應北平學生運動，努力在運動中“造成最廣泛的陣容”、“采取理直氣壯的攻勢”，“使此運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地化中國之途展開”。各地黨組織堅持以“美軍退出中國”為中心口號，把斗爭引向深入。

北平、上海等地的許多教授、學者和文化界知識名人紛紛發表談話，指出美軍的暴行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學生的行動“是替個人爭人格、替國家爭國格”。上海民主建國會、工商界協進會、重慶市商會等也發表聲明，聲援學生的愛國行動。具有反美反蔣統一戰線性質的廣泛的人民運動聲勢浩大地開展了起來。

隨著全面內戰的持續，國民黨政府的軍費支出猛增。為了彌補由此造成的巨額財政赤字，國統區的通貨膨脹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與此同時，官僚資本家同美國壟斷資本結合在一起，利用種種政治特權，對廣大勞動者進行極度的壓榨，對民族資本進行無情兼并。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工商業日益走向破產，人民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整個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萎縮。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發出指示，指出黨應“力求從為生存而斗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為人民運動指明了方向。

5月20日，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學生沖破憲警阻攔，走上街頭，高呼“反饑餓”、“反內戰”等口號。同一天，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重慶、福州、桂林、濟南、長沙、昆明等地愛國學生也通過罷課、游行等方式參加斗爭。中共中央上海局、晉察冀局以及南京、北平等地下黨組織，是這些斗爭的組織者和領導核心。這就是“五二〇”運動。

“五二〇”運動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國民黨。同時，國民黨統治區內其他方面的人民運動也在迅速高漲。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民為反抗國民黨當局的暴政，舉行武裝起義。在國民黨統治的城市中，1947年全年有二十幾個大中城市的約320多萬工人罷工；在農村，廣大農民反抗抓丁、征糧、征稅；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革命形勢有了新的發展。

（選自《讓歷史告訴未來》，主編：朱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