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粵港澳大灣區將如何實現“世界級”目標？灣區內如何進一步實現聯動發展？《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多位主政者、企業家和業內專家，展望這片崛起的希望之土。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徐豪 北京、廣東報道

責編：陳惟杉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15期)

又一個“千年大計”呼之欲出。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時指出，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繼粵港澳大灣區于2017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后，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出臺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3月9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千年大計”。2017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雄安新區，雄安新區被定位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北有雄安新區，南有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看出，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非同尋常。

何立峰還透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編制已經基本完成。在4月9日博鰲亞洲論壇“粵港澳大灣區”分論壇上，廣東省省長馬興瑞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很快就要出臺，“我們完全有條件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世界級的灣區”。

無疑，粵港澳大灣區要來了！

目前，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珠三角的9個市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總量接近紐約灣區，2017年GDP總額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進出口貿易額是東京灣區的3倍以上，區域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是世界三大灣區總和的約4.5倍；擁有16家世界500強企業和3萬多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粵港澳大灣區將如何實現“世界級”目標？灣區內如何進一步實現聯動發展？《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多位主政者、企業家和業內專家，展望這片崛起的希望之土。

對標三大灣區，實現“9+2>11”

以紐約灣、舊金山灣、東京灣為代表的灣區經濟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港口海灣地帶及其直接腹地，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帶地區。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土地面積達5.6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6800萬，被視為全球經濟未來的第四個增長極。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梳理發現，從面積、人口、GDP總量等方面對標紐約灣、舊金山灣、東京灣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初具世界級灣區規模。據2017年統計數據，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GDP總量已突破10萬億元。以2016年的數據進行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超過舊金山灣區，逼近紐約灣區；經濟增速分別是紐約灣區的2.26倍，東京灣區的2.19倍，舊金山灣區的2.93倍。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佛山、江門、惠州、中山、肇慶等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這樣的“一二三四”格局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顯著特點和優勢。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近年來才提出，但粵港澳聯通、合作的許多基礎工作已進行多年，尤其是2003年CEPA(內地與港澳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誕生，為粵港澳協同發展的全面推進奠定了基礎。

隨著這些年來的經貿、人員往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聯通越來越緊密，尤其是廣州、深圳、香港、澳門4個大灣區核心城市間。以深港跨境往來為例，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2016年香港和內地之間日均有65萬人次跨境往來。目前大灣區配套基礎設施正在加速建設，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深中通道等重大項目正在推進，未來也將落成啟用，粵港澳大灣區也將有望建成“一小時城軌交通圈”。

“粵港澳大灣區的設施連通建設，不僅是基礎交通的連通，而且是形成了高效率的網絡，把粵港澳和世界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

“通過大灣區的建設，打造世界級城市群，不是簡單的9+2=11，應該說9+2>11，可以起到疊加或者乘數效應。”何立峰說，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規模、經濟總量背后是非常豐富的人才資源和雄厚的物質基礎，包括比較發達的交通網絡，與國內、國外經濟交往密切，互相之間有優勢互補，這為大灣區建設提供了客觀的可能。

在廣東省科技廳廳長王瑞軍看來，在“一二三四”格局下實現“錢過境、稅平衡、人往來”仍存在體制機制障礙。“粵港澳大灣區要形成創新資源高度集聚、創新要素高效流動的創新一體化新體制。最關鍵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能夠形成人才的集聚，能夠在體制機制上有突破，最終轉化為強大的創新活力和動力。”他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說。

粵港澳三地互補性強

張燕生向記者介紹，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際上是對標現代制造的東京灣區、現代金融的紐約灣區、現代創新的舊金山灣區，“通過粵港澳的合作，在現代制造、現代金融、現代創新方面探索未來發展的合作模式。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就是一個面向未來30年、40年的合作規劃，把香港、澳門的優勢和廣東的優勢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發揮，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和世界級新增長極，以及世界級首位城市，成為全球經濟格局和未來發展中最靚麗的一個灣區。”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4月9日表示，“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粵港澳將發揮各自優勢，形成互補，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香港擁有自己的經濟、社會制度，加上優良的法治傳統以及和國際標準高度接軌的營商環境，可以將國際企業引進大灣區，并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

“澳門作為大灣區里面相對來說比較小規模的一個小弟弟，我們當然不能只靠合作伙伴的照顧，還需要考慮我們在整個區域合作里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們提出‘澳門+’這個概念，澳門加上這個地區，對整個地區產生什么樣積極的作用？有什么樣的增值？我們通常是從這樣的角度考慮問題的。”澳門財政司司長梁維特說。

“從廣東來看，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創新體系、市場體系在一步步形成。廣東的研發強度超過2.6%，高于OECD國家的平均值2.4%，其中深圳超過4.1%。這是廣東的優勢。”張燕生說，從世界范圍看，研發強度較高的經濟體包括以色列(4.4%)、芬蘭(3.9%)、韓國(3.7%)、瑞典(3.4%)、日本(3.3%)、美國(2.8%)等。

“香港有4所廣東沒有的世界排名前100而且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大學，有廣東或者內地都比較弱的現代服務業，包括知識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現代金融等。澳門是中國對葡語系國家的窗口、橋梁和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的服務平臺，還是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它們之間的互補性是非常強的。”張燕生告訴記者。

王瑞軍則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正是廣東的巨大增量。“通過大灣區的建設，廣東的創新力量能夠更好地和香港、澳門甚至是國際的創新資源銜接和聯通，這就是增量。同時，廣東非常明顯的短板就是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力量缺乏，而香港在這方面有著非常明顯的優勢，這也是增量。這些增量的注入，對廣東補短板、強弱項，是非常好的創新要素的注入。”

如何促進大灣區內要素流動？

粵港澳大灣區具有漫長海岸線、良好港口群和廣闊海域面。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發達，產業結構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但如果單個看“9+2”中的每個城市，它們都有各自的短板。比如香港、澳門的土地空間和人力資源不足，廣州、深圳等高校資源和研發機構不足等。因此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優化空間資源，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表示，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要實現大灣區內部要素流動的便利化，形成“2+3”自由貿易區聯盟，還應該具備一個相對統一的法律制度框架。“只有這樣，才能使民眾生活和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真正融合起來，制度的融合最終決定著一個區域的各種經濟行為的融合。”

馬興瑞表示，廣東將加快建立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聚焦破解體制機制障礙，暢通人流和物流；加快推進大灣區基礎設施連通，打造世界級港口群、機場群和軌道交通網；構建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和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

林鄭月娥則表示，香港將積極促進現有的醫療、教育等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同時將加快促進高新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并為內地科創企業提供境外融資平臺。大灣區將協助香港突破土地和人力資源瓶頸，提升發展動能。香港完全可以與珠三角9市優勢互補，避免同質化競爭。

深圳市市長陳如桂表示，要建立國家層面的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協調機制，加快推動深圳、香港、廣州等城市空港、海港、高鐵、城軌、地鐵等設施建設的互聯互通。王瑞軍向記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戰略，需要有一個國務院層面的統籌協調機制。“還應該有粵港澳三地形成的有效的聯動、溝通和互動機制以及廣泛的社會聯系、互動機制。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需要一個開放的、充滿活力的、有包容性的體制機制。”

對于如何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才要素流動，深圳大學校長李清泉建議，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粵港澳三地政府和大學合作、社會參與創建一所新時代新型聯合大學，作為區域高等教育合作平臺與樞紐。他告訴記者，粵港澳三地合作創建一所“灣區聯合大學”，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可以突破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體制壁壘，推動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與跨越式發展，為促進粵港澳合作和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撐。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如何抓住機遇？

“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多個城市可以‘并船出海’，共同開拓‘一帶一路’機遇，打造‘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支點，成為國家和全球連接的門戶，有利于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空間資源，實現更高水平的開放、更高質量的發展。”惠州市市長麥教猛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麥教猛說，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惠州將加強與香港、深圳等地在產業發展、科技創新、金融服務、國際貿易等方面的合作，推動惠州企業與國際市場接軌。

他表示，惠州將從幾個方面發力：一是推動“香港前沿+惠州腹地”，全面融入大灣區東岸“半小時生活圈”。二是推動“香港創新+惠州智造”，共筑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三是推動“香港資本+惠州市場”，共推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四是推動“香港經驗+惠州探索”，進一步增創營商環境新優勢。五是推動“香港服務+惠州生態”，共筑宜居宜業宜游宜創優質生活圈。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三個都市圈，第一個是廣州、佛山、肇慶，第二個是深圳、東莞、惠州，第三個是珠海、中山、江門。灣區內的城市要研究如何通過與港澳的對接合作，形成自己的差異化優勢和定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就要解決首位城市的合作問題，香港、廣州、深圳、澳門要發揮各自的優勢，來形成首位城市的合力。

“構建江門全面開放新格局，重點是以更寬的視野和更高的要求，積極謀劃和推進深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江門將抓住國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全方位加強與大灣區各城市的對接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西翼樞紐門戶城市和粵港澳合作重大創新發展平臺。”江門市市長劉毅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

“改革開放政策對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發展起到巨大作用，香港未來的發展要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于香港年輕人來講，是一個不可錯過的機遇。可以通過聯合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的形式，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交流和融合。”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說。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暢想：自貿區、擴容……

張燕生分析說，粵港澳大灣區要進一步釋放內生動力，就要打造高標準的投資環境、營商環境和市場環境。“過去40年改革開放中可以看出，凡是發展好的地方都有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把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和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社會這個和諧的手和開放這個壓力的手，變成一個合作的機制。把這‘四只手’形成合力，我們的經濟、社會就會取得更快的發展。”

“我們要打造一個一流的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需要有一個強大的產業做支撐，包括廣州、深圳，也包括珠江西岸先進裝備產業帶，世界級大灣區構建離不開實體經濟支撐。” 廣東省工商聯副主席張傳衛說，制造業非常重要，舊金山大灣區發展那么多年，制造業仍然占比20%以上，東京大灣區制造業占比達23%。

“大灣區的目標是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必然需要廣闊的經濟腹地支撐，現階段規劃涉及的重大基礎設施、重點發展平臺、重要經貿合作等將會延伸、輻射到內地。”廣東德愛教育集團董事長繆國樂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隨著未來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擴容”，“可以將粵東西北的河源市等地市納入統一規劃，進一步發揮這些城市群的區位優勢，建設成為珠三角連接長三角、輻射內陸的重要樞紐，進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東北部核心城市、產業延伸重要腹地。”

張燕生表示，在當前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條件下，粵港澳大灣區推動跨境一體化合作至關重要。對此有三個著力點：一是在周邊地區，也就是亞太地區和東南亞地區推動自由貿易合作。二是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輻射“一帶一路”。三是要面對全球，在全球構建一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整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貿易投資的開放。

“粵港澳大灣區同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之間要考慮如何建立起合作伙伴關系，因為我們需要向這些世界級灣區學習借鑒。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的發展應該講是新的30年、40年的開始，到2035年、2050年，粵港澳大灣區在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中會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這方面也是需要我們共同來研究和回答的。”張燕生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