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也應有新氣象新作為。毋庸諱言，當前歷史學發展面臨著一種尷尬局面：一方面，歷史學研究越來越專業化，許多研究成果與社會公眾的需求越來越脫節，存在“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自命清高，這使歷史學發展面臨一些困境。另一方面，各類新說歷史、戲說歷史的圖書和以宮廷野史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層出不窮，“民間歷史學”可謂洶涌澎湃，而這些作品良莠不齊、魚目混珠，很大程度上沖擊著歷史學的嚴肅性、消解著歷史學的正能量。歷史學發展的這種尷尬局面說明，不是歷史學本身失去了吸引力、感染力，而是一些歷史學研究成果失去了時代性、現實性，不注重社會功能的發揮，不關注公眾的真正需求，從而陷入自我封閉、孤芳自賞的境地，而這恰恰也是歷史學研究缺乏創新動力的重要原因。

新時代，歷史學要有新氣象新作為，需要高度重視自身的社會功能，將自身發展與新時代緊密聯系起來，深入思考一些事關歷史學發展的方向性問題。比如，歷史學如何適應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形勢，努力發揮自身的學科優勢和潛力，成為有助于治國理政的資世之學？如何在實現中國夢的進程中加深國民的歷史文化認同，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成為哺育民族的精神食糧？如何在滿足人們對于高質量歷史類文化產品的需求、拓展歷史學在公共領域運用的同時，找到自身發展新的增長點？把諸如此類的問題思考透，無疑有利于新時代歷史學的發展。“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這是陸游寫的一首詩，闡明了詩詞的功夫到底何在。歷史學研究也是如此。歷史學“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不關注現實的歷史學不可能發揮自己的社會功能。歷史學只有走出書齋、面向社會，以積極的態度經世致用，充分體現自身存在的時代價值，才能獲得源源不竭的發展動力。

追求經世致用、注重發揮社會功能，這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也是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展所推崇的方向和目標之一。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明確指出歷史學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并認為“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顧頡剛認為歷史學的功效在于“喚起民族意識，把握現代潮流”。白壽彝則說：“把歷史知識交給更多的人，是歷史工作者的光榮職責。”可見，任何時代的歷史學研究者都應自覺擔負起時代賦予的社會責任，發揮社會功能是歷史學的立身之本和發展之路。新時代，我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我們的發展前所未有，我們的道路前無古人，這更需要歷史學研究者結合新時代中國發展的生動實踐，著眼“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為民族復興貢獻歷史學智慧。

歷史學在新時代更好發揮社會功能，需要注重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樹立服務意識，堅持學術性與普及性并重。歷史學研究成果尤其是揭示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重大成果，迫切需要上至領導管理層、下至普通民眾都能有所了解。因此，歷史學應樹立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公眾的自覺意識，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其次，關注時代命題，堅持歷史性與現實性并重。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課題，對許多課題的解答都離不開歷史學的參與。比如，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生態環境問題、文化沖突問題、人口流動問題等，既是時代問題，也是歷史問題，是歷史與現實相互作用的產物。歷史學研究者關注這些課題，不僅有助于解決我們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而且對拓寬研究領域、創新研究思維、豐富研究方法都有重要促進作用。最后，堅持改革創新，走出“窄而偏”和“泛而淺”的困境。歷史學研究不能“窄而偏”，也不能“泛而淺”，二者都不利于歷史學社會功能的發揮。當前，歷史學的專業劃分和一些學者的研究呈現“窄而偏”趨向，注重微觀研究而忽略歷史的宏大敘事，使歷史學研究成果的受眾不斷窄化，影響了歷史學社會功能的發揮。解決這一問題，可以借鑒國外的公共史學，用專業的學術素養、更具時代性的課題選擇、更為通俗的表達方式在新的層面滿足社會公眾對歷史學的需要，更好實現歷史學的社會價值、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能。

（作者為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