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對脫貧攻堅提出了新要求:既強調大扶貧格局,又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作為中國西部唯一直轄市,重慶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于一體,中國兩大國家級連片特困地區在此匯集。

2017年,重慶有5個國家級貧困區縣脫貧摘帽,但深度貧困地區仍然是當前重慶脫貧攻堅戰的最薄弱環節。

為此,2017年8月,市委、市政府精準識別出18個深度貧困鄉鎮,這標志著我市正式向深度貧困地區宣戰。

在接下來的“攻堅”過程中,發展旅游,被寫入到了18個深度貧困鄉鎮的專項脫貧攻堅規劃中,成為區域脫貧的重要抓手,無一例外。

旅游產業為何受到青睞?重慶旅游扶貧工作進展如何?實際推進中有哪些值得總結的經驗和需要注意的問題?旅游扶貧功能如何才能持續發力?對此,重慶日報展開了深度探訪。

半年時間,車田鄉吃上第一口“旅游飯”

2月25日,由市旅游協會房車分會主辦,重慶金冠集團、CC房車承辦的“重慶市房車旅游扶貧行動”正式開啟首站活動,6輛房車,載著24名游客駛進了車田鄉。

這24名游客,是車田鄉迎來的第一批正式團隊游客。而在一年以前,要吃一口“旅游飯”,當地的干部和村民想都不敢想。

車田鄉是酉陽縣最偏遠的鄉村之一,也是全市18個深度貧困鄉鎮之一。按照全市統一部署,每個深度貧困鄉鎮要對應一個脫貧攻堅工作指揮部,明確一個市級包干責任部門。而車田鄉對應的市級責任部門,正是市旅發委。

為了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市旅發委專門派出6名工作人員,組建駐車田鄉工作隊,駐村專攻當地扶貧工作,工作隊隊長由市旅發委副巡視員鐘前元擔任。

鐘前元介紹,經過深入調研發現,當地村民過去可謂是“守著金山挨餓”。車田鄉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都非常豐富,具備發展旅游的條件。

在駐村隊伍的幫扶下,車田鄉發展定位由原來的“工貿型集鎮”調整為“市級生態旅游度假區”,并制作了市級旅游度假區專項規劃,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配套、旅游產業開發、商業資源引進等多個方面都得到迅速發展。

僅僅半年多的時間,一個可期待的“現代版桃園鄉居生活目的地”已經正式開門迎客了。隨著度假區旅游產品和市場渠道的日趨成熟,車田鄉通過旅游實現脫貧、致富勢必成為必然。

旅游扶貧,效果開始顯現

和車田鄉一樣,在重慶各個貧困地區,通過旅游實現脫貧、致富的案例不在少數。

巫溪縣緊緊依托山區旅游資源,規劃發展景區帶動型鄉村旅游,形成野鹿山片區、中梁湖片區、大寧河片區和陰條嶺片區4個鄉村旅游示范片區,覆蓋貧困村16個,直接受益貧困人口2500余人;

城口縣新培育東安德安村、修齊東河村、高楠方斗村、北屏太平村等17個旅游扶貧示范村,打造“示范村-示范片-示范區”,培育旅游扶貧示范戶450戶,帶動900戶貧困戶脫貧;

南川區集中在金山鎮龍山村、院星村和山王坪鎮廟壩村等貧困村發展鄉村旅游,帶動當地農村從業人員600余人,其中貧困人口200余人;

……

“重慶的深度貧困區域集中在山區,具有交通閉塞、產業落后、民風原始等共性,但同時又具備了自然條件優異、民俗風情純正、建筑風貌特色等旅游價值。”在市旅發委綜合協調處處長熊斌看來,在全域旅游時代,越原生態、自然的東西越具有休閑旅游價值,通過對自然資源的有效包裝和營銷,完全可以節約大量的前期開發成本,而只需要做好一些周邊設施和服務配套,便可以吸引到游客,直接形成當地消費。

數據顯示,2017年我市以發展鄉村旅游為重點,采取多種方式,著力推進旅游精準扶貧工作,成效顯著。全年接待游客1.7億人次,實現旅游收入510億元,帶動33萬貧困人口脫貧,銅梁區、開州區、奉節縣進入全國鄉村旅游熱點目的地50強。

規劃先行,力由內生

集機遇、資源、起點于一身的車田鄉,其通過“高舉高打”,創造的旅游發展速度和扶貧效率,難以被復制。但其實施“旅游扶貧”的思路,值得被推廣和借鑒。

首先,規劃先行。

“在車田鄉實施旅游扶貧過程中,我們先后制定了城鄉發展總體規劃、脫貧攻堅專項規劃、市級旅游度假區專項規劃三個規劃。”在市旅發委扶貧集團駐車田鄉工作隊聯絡員鄧小軍看來,規劃就是手表和地圖,控制著時間和方向。

其次,能否有效激發以村民為主體的內生動力,是旅游扶貧成功與否的關鍵核心。

“脫貧、致富的本質,就是村民要有持續收入來源。”鄧小軍說,以旅游產業為例,村民要主動融入到旅游產業各個環節中,實現區域內的旅游產品和環境提供優質供應,才能整個區域旅游產業健康良性發展,持續產生效能。

再者,政府這只手,要重點作用于保障良性的發展環境。

在重慶農科院農業經濟與鄉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曉群看來,在旅游扶貧過程中,政府這只手要做好兩個機制方面的把控,一方面是激勵;另一方面是風控。

其中,激勵方面,主要包括產業政策的引導和扶持、商業模式指導和傳播、產業環境的規范和配套等,能夠激發產業帶頭人的創新活力,盡可能降低其試錯成本,保證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

另外,胡曉群提出,在實施旅游扶貧的過程中,政府應該重點關注四個方面的風險:一是生態環境的不可逆風險;二是產業過剩、投資浪費的風險;三是集體帶頭人能力不足造成的返貧風險;四是公平共享機制不健全的風險。